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高考招生制度恢复的一些内幕。就在我参加地区象棋比赛回来，高中毕业典礼开过的那会，即1977年7月，20世纪的传奇人物——邓小平又一次复出。他担任第一副总理，主管教育和科技。不久，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科教工作座谈会。会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仍然维持原先的推荐上大学，并把方案报送中央。
参加座谈会的大多是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三天以后，职位最低也最没有包袱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①忍不住了，公开揭露推荐上大学的弊端，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建议来不及的话当年可推迟招生。这个意见正中邓小平的下怀，他要求教育部长刘西尧（父亲万言书的收信人）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从8月中旬开始，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结果历时一个多月（比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还久）仍没有结果。最大的障碍和阻力来自于已故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曾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上圈阅“同意”两字，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却没人敢站出来反对。这里面应该有“两个凡是”思想在作怪，后者是在同年早些时候由华国峰提出并推行的，也因此成为他下台的缘由。此时此刻，又有一个小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②。穆扬就教育部的会议展开调查，并将一些代表的意见写成一份内参。这份内参给了邓小平说话的机会，几经沉浮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沉着老练。
邓小平不露声色地表示，这份材料讲了《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值得大家一看。原来，穆扬披露了《纪要》的定稿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既然是“四人帮”所为，那推翻起来就不难了。即便如此，从9月20日教育部传达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到10月21日宣布高考恢复，还是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父亲之所以迟迟没有传授木工技艺给我，想必是事先听到了风声，或是有了某种预感。
按照各大媒体公布的决定，恢复高考后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往届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正好属于最后一类，我还记得，父亲看到报纸上写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七个字时脸上兴奋的表情。决定还宣布，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最后一条如今早已被废弃，但在当时却颇为诱人，它让学子和家长吃了颗定心丸。决定同时还宣布，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说到高考，容易让人想起古代的科举制度。这里的“科”与“科学”无关，而是因为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实际上，主要是文科，一年一试，考的是八股文。虽说明清时也设武科，三年一试，考骑射和举重等武艺，但影响不大。可以说，科举是古代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不过那时选拔的结果是做官，与如今的公务员考试更为接近，而高考只是迈入大学的通行证。
魏晋以来，官员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许多出身低微但得才兼备的青年被埋没。为改变这种局面，隋文帝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最后按成绩任用人才，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一直延续到清末。文革期间，虽然官方绝口不提，但我们都听说过秀才、举人和进士，还有探花、榜眼和状元。
在得到高考制度恢复的准确消息以后，我先是回了一趟江口中学，从母亲那里取来高中时的课本。后来，又接连多次返回，报名、取准考证等等，因为那里是我的户口所在地和高中毕业学校。由于父亲一生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和磨难，他希望我选择理科，认为那样会安全一些，未谙世事的我没有任何异议，母亲对此也没有反对。那一年不考英语，甚至不计参考成绩，因此父亲基本上没帮我什么忙，只是对政治考试的题目做了一些预测。当然，勤杂员的活计少了许多，父亲亲自下橱的次数也有所增加。
就这样，全凭自己按提纲看书复习做习题，一个多月以后，我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县城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当时全国有570多万考生，只录取27万。因为是第一次，谁都没有把握，张榜公布参加体检政审考生名单那天，全城的青年男女都涌向那惟一的十字街头。毛笔黑字书写在大红纸上，名单是按考生所在的区和姓氏笔划排列，全县总共只有一百来名。
记得那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在一个不太引人瞩目的角落里找到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蔡字笔划比较复杂，如果按汉语拼音，我就不会那么靠后了。不管怎样，当时还真有一种传说中金榜题名的感觉。以至于我完全忘了，脚下站着的那块土地正是几年以前我亲眼目睹母亲被公开批斗的地方。
体检时我是一次过关，小小的鼻窦炎和一百多度的近视不会成为任何障碍。惟一遇到的尴尬场面是外科检查，所有的考生都脱得一丝不挂，而大房间里有女医生在场。那时黄岩没有空调，医院弄了一个烧煤炭的炉子给考生取暖。不难想象，轮到女生入场时，她们的脸色一定更加难堪。但在那个年代，意见最大也不会说出来，因为在人们头脑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抗议”这个词。能够走进那房间，已是千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荣耀，近乎于一种恩赐了。
政审时每个人只需填写一份表格，所有的栏目我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在填写家庭出身时我又没了自信，加上父亲的“摘帽右派”、舅舅的海外关系和曾经的“反革命分子”的母亲，很有些惴惴不安。那时仍然是“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这句似是而非的话有着充分的灵活性。“政治表现”一栏由不得我来填，不知道我高中时代的棋友卢校长或班主任J老师会不会写上“学习委员职务被撤”字样。反正那年春节前后，我翘首以盼的“入学通知书”一直没有寄来。
等到元宵节后，我十五生日来临，那些幸运儿们陆续离开黄岩，上大学去了，我那残存的美梦也终于清醒了。好在父亲和母亲都没有任何的不高兴，相反，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再复习半年，应该能考出更好的成绩。尤其是父亲，他对我和对时局一样都比较有信心，或许他企盼着，我能考上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第二次高考是在1978年7月，那次英语可以选考了，且分数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父亲临时教了我几个星期。我还到黄中的高复班听过几次，其中教数学的方老师是我县中的两位棋友之一，后来我选择山东大学数学系也与他有关。有一天，我和方老师一起在校园里蹲厕来着，那是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放着四、五只木制马桶。方老师正在捧读《光明日报》上转载的一篇报告文学，诗人徐迟所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原载《人民文学》），便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
回家以后，我和父亲说起此事，他随即去找来那份报纸，读罢和我一样的兴奋。细心的父亲发现，徐迟提到的三位数学家中，惟有潘承洞是山东大学的一名讲师（当年晋升为教授），陈景润和王元都在科学院做研究工作。于是我的志愿里便有了山大，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不仅被录取，还被选择进了少年班，继而成了潘承洞的研究生。3
说到专业选择，当时没有太多考虑，不像今天的考生和家长那么费神。不过，自从小学以来，我的数学一向很好，考前的复习也比较有把握。从我后来的兴趣爱好和所作所为来看，如果当时选择数学以外的专业，我也是能够胜任的。说实话，如果有来生，我可能会选择别的专业，可我从没有后悔从事数学研究。数学犹如一座坚固的堡垒，给了我安全感，它既是一个有保障的职业，又使我的心灵免受过多的诱惑和激荡。此外，数学也给了我周游世界以最初的推动力，这种力量一直延续到今天。
没想到的是，第二次高考我的数学考砸了，栽在倒数第二题上，甚至没有时间做最后一题，结果只得了66分，这出乎所有认识我的人的意料。反而，我一向不太感兴趣的物理和化学各得95分，加上政治73分和语文65分，总分395分（满分500分）仍大大超出重点大学的录取线。
记得那次张榜后还可以改动志愿，但因为我不爱做实验，不喜欢物理、化学和工科，依然选择了数学系。那时生物学不大为人重视，计算机尚未独立成系，经济学只招文科生、金融学还没有在中国出现。至于我个人感兴趣的地理学，一般只设在师范院校里。
回想起来，第一次高考没有公布成绩，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分数，有很多人在填报志愿时高分低就。事到如今，这个秘密仍未揭开。第二次高考政审显然放宽了，不过仍有人饥不择校，他们心有余悸。有意思的是，我现在从事的两项事业，正好是高考成绩最差的两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考定终身是多么的盲目。
时光流逝，高考恢复已经30多年，上大学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这项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也遭到广泛的质疑，它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被大众认清。不可思议的是，新闻媒体一方面质疑高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竭力宣传各省区的所谓“状元”，甚至那些试图走向世界一流的大学也加入对他们的争抢，由此造成了自上而下对升学率盲目乃至可怕的追求。
在古代，因为新闻太少，科举制度的存在除了稳定社稷以外，还给老百姓提供了茶后饭余热议的话题，就如同现在的娱乐八卦、博客趣闻、网球大满贯一样。例如，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三回所描述的“范进中举”。自从有了科举，便在历法之外，制造了又一种生命循环往复的自然流动。如今，这样的需求已变得十分微弱，尤其因为国门持续敞开，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又何必如此关注那只能使少年沉郁、家长烦恼的高考及其一系列附庸呢？
在我看来，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文主义和艺术教育的缺失。相当一部分家长还默认古人的观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读书人则脑子里充塞着“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思想。加上金钱和名利的诱惑（远不止古人所说的“金榜题名”），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人们离宗教、艺术、诗歌、理想越来越远了……那是否属于“文革”的一种回归呢？
①查全性（1925-），南京人，化学家，1978年任教授，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②穆扬（1926-），济南人，记者，原名杨竞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