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看露天电影是为了夜晚的沉醉，那么赶集可以说是实现了我的白日梦。——题记
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乡村，除了露天电影以外，如果说还有热闹的去处，那就是集市了。词典上解释说，集市是农村或小城市里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在我眼里，这应该把城镇里每天从早到晚都有顾客的菜市场排除在外。在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例如中国的广大乡村，集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贸易形式。一般认为，集市起源于史前时期人们的聚集交易，以后常出现在宗教节庆、纪念集会上或圣地，后者常附带民间娱乐活动，也被称为庙会。
据《左传》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了集市。说的是杞子从郑国派人密告秦穆公：“郑国让我掌管北门的钥匙，如果偷偷派军队来，保管成功。”一位大臣获悉后劝戒秦穆公说：“调动大军偷袭这么远的国家，我们赶得精疲力乏，对方早就有了准备，不会有什么作为的。而且行军路线千余里，谁会不知道呢？”穆公不听，派大军东行。秦军到了与郑国相邻的滑国，便遇到在滑国做生意的郑国人弦高赶着12头牛到集市上去卖。
不知道，这可否算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集市。话说机敏的弦高一面让人回郑国报信，一面将牛献给秦军作犒劳，故意说道：“我们大王听说你们要从这里路过，派我来犒劳你们，请不要嫌弃礼物轻薄。”郑国君主得到弦高的消息，让人去查看，见杞子一伙正在整顿盔甲、磨兵器、喂马，便对他们说：“你们留在我们郑国时间也够长了，我们国小物乏，听说你们要离开，那就请便吧！”杞子听罢，不得不逃走，秦军也只好退走。据说，这则故事也是成语“厉兵秣马”的出处。
到了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同时，道教也逐渐形成。它们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并在南北朝时都各自站稳了脚跟。而在唐宋时期，则又先后达到了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佛道二教竞争的焦点，一是寺庙、道观的修建，二是争取和招徕信徒。为此，在其宗教仪式上均增添了媚俗的娱乐内容，如舞蹈、戏曲，等等。
在佛道二教举行庆典时，民间的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助兴。这样一来，寺庙、道观便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场所了，这正是庙会的起源。但就活动内容来说，那时仍偏重于祭神社戏，而在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要到明清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集市不仅于宗教节庆日在教堂院内举行，且常常集中于某种商品的交易，如乳酪集市，这大概是如今活跃于江浙一带的各类小商品市场在西方的远祖。
在王林施村，家家户户都有不大不小的菜园子，加上又是地理的死角，三面被永宁江水环绕，因此从来没设过集市。邻近的王林村作为全乡的行政中心，每月有五次或六次集市，也即逢五小集，逢十大集，而较远的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村，则逢三、六、九各一集。如果王林村的集正好是周日，母亲可能会带我去采购，也叫赶集。
我们在王林村的集市上采购到的，无非是猪肉或内脏什么的，还有我们菜园里没有的蔬菜，间或也会采购簸箕、木桶、竹席等日用品。肥肉用来熬油，肥里带瘦的肉则用来炖黄豆，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一道菜了，尤其到了冬天，冷却后成了可口的肉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期间，中国的乡村庙会全部销声匿迹了。但与王林乡相邻的临海县（今临海市）杜岐村（今沿江镇杜岐社区），则有一年一度的大型集市，其规模不亚于庙会。杜岐原本就有集市，大集则一年一度，时间是在春节的前几天，届时附近两县成千上万的农民会来赶集，进行连续多日的货物交易活动。
那时候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有电视，即便有也不放电视连续剧，“连续多日”这个概念是非常诱人的。如果没有记错，我至少去过杜岐两次，却不记得一个同伴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跟母亲一起去的。杜歧离开黄岩县城比到临海县城近得多，离开王林施村的距离就更近了，但仍超出了我们看露天电影的范围。
巧合的是，杜岐正好是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①的故乡。王比徐霞客早生40年，和他的父亲，三位堂弟均高中进士。他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当时全国共15个省，他游过14个。这个纪录与徐霞客一样，只不过徐未到四川，而王错过的是福建。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记述山川、气候、地貌、道路及农林特产、风俗、古迹、文化等自然和人文要素，并善于将地理现象和人文现象结合研究，得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的结论。
举例来说，王士性将浙江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大区域，从中分析了不同区域的人文和经济特性。此外，他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及漕运等提出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计划。十分难得的是，这位乡邻那时就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注意到我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他的思想对后来的一些学者有深远的影响，如清代的朴学大家顾炎武，在其著作中多处引用王士性的学说，甚至整节照录原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王徐进行比较研究，已故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称王与徐的成就在“伯仲之间”，“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记游文字淡雅清丽，可谓是散文高手，同时他对方言学和地名学也有重要贡献。虽然他的事迹和故事我在开始周游世界多年以后才获知，但似乎这位四个多世纪前乡邻的存在暗中给予我鼓励，
遗憾的是，我对杜岐赶集的细节难以忆起，只记得有卖未油漆的木马桶，还有就是赶集的人与露天电影散场时一样密集。当我在英特网上搜索“杜岐”，没有提及任何集市的新闻，倒是发现那里办起了多家乡镇企业，还有一所幼儿园。此外，有一条交通信息也引起我的兴趣。说的是以黄岩车站为起点的211路公车恰好以杜岐为终点，最后四站停靠点都在王林乡。这几个地名让我倍感温馨，尤其是竹岭，她和一个美丽的女孩联系在一起。
集市是一种周期性的市场，其周期主要受周边地区人口密度的影响。此外，还受到星期或农历的约束，中国的集市大多按阴历周期循环。集市交易的商品一般为包括蔬菜禽蛋在内的日用品和易耗品等，为集市附近的乡村人口服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经济极不发达，每个乡一般只有一个集市，大型集市则更少见。如同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集市的地理间隔，往往取决于交易者所愿意离开居住地前往的最大距离。
自从文革结束以后，庙会重又在中国兴起，比如北京的地坛，我慕名已久，却一直没有机会赶上。反倒是2007年秋天，我在东京诗歌节期间，与早稻田大学的几位数学教授约定，在浅草寺的庙会上相见。浅草的庙会是在周末，那天天气非常好，我们玩得也很开心。浅草寺创建于628年，是东京都最古老的寺院。江户时代的将军德川家康把这里指定为幕府的祈愿所，将近十四个世纪过去了，那里的香火依然很旺。浅草寺创建时中国正好处于盛唐之初，那是日本受中国影响最深的一个时期。
相比浅草寺的空旷和雅致，在每一座阿拉伯国家的名城里都有的麦地那②显得更为集中、喧闹。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几条街道两侧布满了各种店铺，游人只能看见头上一线天，比如卡萨布兰卡、突尼斯城或苏斯。在每一处麦地那，椰枣、芥末、胡椒粉、无花果都不可缺少，还有地毯、油画，每个人都在生产、加工、叫卖或讨价还价，微笑或鄙视，但过分的热情也容易使得游览或采购成为一种负担。这类市场由于营业时间太久，成为零周期，失去了集市的最初意义。
同样是伊斯兰国家，地中海滨的黎巴嫩古城——西顿的农贸市场更接近于早年我在王林乡光顾的集市。由于邻近以色列，两国又交恶已久，长眼睛和不长眼睛的炮弹随时会飞来，农贸市场设立在相互分离又相互连接的桥洞中，那里的阴凉也可以帮助避暑。离开西顿几公里远的另一座小镇叫苏尔（古称提尔），那是古希腊大数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老家。
古时候的提尔商业发达，推动了算术的发展，被数学史家认为是数论的发源地，正如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巴格达人命名了代数学。毕达哥拉斯虽然出生在爱琴海的萨摩斯岛，但童年时曾寄养在提尔的祖父家里，他后来长于计算，或许是从故乡的集市和商业氛围里得到了熏陶。遗憾的是，类似的机遇并没有降临到中国古代数学家身上。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型超市的兴起和城市化的进程，集市正缓慢地退出农村的历史舞台。反而在大城市里，诞生了一种类似集市的跳蚤市场，它已经出现在广州等中国城市。英文里它叫FleaMarket，这是一种主要经营旧货的露天市场。有关跳蚤市场的发源地有两种说法，即纽约和巴黎，我本人倾向于后者。
相传1884年，巴黎政府为维护市容的干净，要求那些捡破烂为生的贫民搬到郊外，这些贫民在废弃物中挑拣尚能用的物品出售，没多久就形成一处固定的定期举办的集市。跳蚤市场里的东西一般都是用过的，新的当然也有，但是质量都比较次，价钱也相对便宜，这一点与古代集市一脉相承。
不同的是，在跳蚤市场里，只要眼光够独到，依然能花很少的钱买到很有价值的古董或其他有意义的东西。在历史越是悠久的城市，跳蚤市场里所卖的东西种类也越多，摊主将自己费尽苦心寻来或是家传的宝贝摆上，等待有缘人前来选购。在陈旧的外表下，有可能淘回一件稀世珍宝。因此，跳蚤市场也吸引了一些时髦人士前来挑选独一无二的物品，逐渐成为了前卫的风格。
再回顾头来看看农村的集市和城镇的菜市场，只要中国菜的魅力不减、特色不变，这样的集市和菜市场就会存在下去，因为它符合人们对农产品新鲜度的要求。香港的发展实践便是一个例证，即使在欧美的某些中等城市，也有定期的农贸集市。那份轻松随意的感觉，是探头密布、冷冰冰的超市所不具有的。可是，人们再也不会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乡村那样，对集市有一种依赖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