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最早记载在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里。唐代学者司马贞在为《史记》所做的索引里注释道，此语源自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子。他的原话是，“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无论如何，古人心中的“食”，多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粮食之意，而非今人所诠释的“吃”。
据我所知，在中国许多地方，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出生的人口，不及1963年一年的新生儿。这是因为，经过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①，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数以千万的百姓死于饥饿，活下来的人多不愿再添人口。但到了1962年夏天，情况开始好转，于是人们又纷纷孕育新生命。
其实，粮食供不应求的现象此前就出现了。1955年，中央政府发行了第一套全国粮票，粮食供应定量配制的政策就此出台。后来省级政府也发行粮票，但对每个城市户口的总定量都有统一规定，只不过各个地方略有差异。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黄岩县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这样的：小学生24斤，初中生和妇女27斤，高中生28斤，成年男子30斤。
换句话说，我们母子两人的总定量是每月51斤，这里的斤是指市斤，一市斤相当于半公斤，即五百克。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定量是指大米，因为江南主要栽种水稻。在北方，由于粗粮较多，定量的标准也相应高一些。例如山西省，成年男子的定量是每月37斤。
不难想象，每个家长（尤其是母亲）为了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总是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经常举行忆苦思甜活动，宣传红军战士的英雄业绩，他们在长征时饥不择食，甚至连皮带都煮了吃。相比之下，我们还只是少吃点大米而已。学校的作文题也少不了艰苦奋斗这类主题，还有就是对万恶的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批判，似乎那样一来，饥饿感也能减轻了。
批判管批判，每次和母亲一起进城我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下馆子，也就是去饭店吃一餐。如果她答应了，那我们就会去吃面，我们每次去的那家老馆店在劳动北路，也就是连接永宁江大桥的主要街道上，与百年中药店——“沈宝山”相距不远。我记得面馆的店面很窄，只有一间，里面却很深，朝西的门口兼做灶台。
面馆里只有三种面（或许还有其他面，但我们只点过三种），也就是光面、猪肝面和鳝丝面。所谓光面就是清汤面或阳春面②，虽然没有浇头，但厨师事先准备好一锅讲究的面汤，顾客要时放把湿面进去浸泡几分钟后捞起来就成。鳝丝面是用黄鳝丝抄的，而猪肝面只是在光面里加几片猪肝而已。至于故乡的名吃姜汤面，儿时的我从未听说，更谈不上品尝了。
湿面是相对干的米面（米线）而言的，是麦子揉成面粉后从机器里绞出来的。其实细细的米面也是机器做的，可是故乡人却只管湿面叫机器面。我们去的那家面馆只有机器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光面一毛一碗，猪肝面和鳝丝面售价分别是两毛五和四毛。
多数情况下，母亲会点1+1，也就是一碗光面加一碗猪肝面。不用说，她老人家总是吃光面，声称不爱吃猪肝。当然了，我会夹几片猪肝到她的碗里。只有在特殊的节日，母亲才会买一碗鳝丝面，那味道鲜美极了。而无论买什么面，最后面汤都会喝干。吃过几次以后，我自己也会点了，现在想来，那家面馆就是我孩提时代的麦当劳或肯德基。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不仅粮食定量供应，食用油、肉类和布匹也是如此。政府定期颁发油票、肉票和布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时猪肉的价钱，6毛5分一斤（大米是1毛3分6厘一斤）。有意思的是，那时猪的各个部位价钱基本一致，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那么猪肉分类的多寡是否与物质丰富的程度成正比呢？在哥伦比亚的超市里，我亲眼见到，牛肉的分类多达70多种。
无论如何，卖猪肉的师傅在那个年代比较吃香，做老师的可能有机会沾光。假如他或她的学生家长正好是那位师傅，那就有可能买到最好的部位。那时候没有冰箱，母亲把买来的肥肉放在锅里熬成油以后，剩下的猪油渣就是我的零食了。猪油通常盛放在玻璃瓶里，一瓶猪油可以用来抄一个月的蔬菜。
说起零食（黄岩人叫零嘴），那就十分可怜了。麦芽糖最常见，甜得有点腻牙，但我还是爱吃。每次货郎挑着担子进村，他的小手鼓摇得丁咚作响，把孩子们的口水都引出来了。虽说从他那竹叶包起来的大圆盘里，切割下橡皮擦大的一小块只需两、三分钱，母亲仍舍不得。为此她鼓励我平时把牙膏皮（壳）和晒干的橘皮积攒下来，与货郎换取麦牙糖，那样一次往往能切得一大块。
我还记得，那些家里实在没东西可换的小朋友，也会借货郎的手鼓摇几下。如今，爆米花在自己家里用微波炉就能做，它甚至成了酒吧里销量仅次于花生米的下酒点心，可那时候货郎挑着又黑又重的爆米机在各个村庄四处转悠，也难得觅得一笔生意。谁家愿意用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再贴钱去换这空心的食物呢。
夏天来临，王林施村唯一的冷饮是绿豆棒冰（若是进城还可以买到洋菜糕，味道比现在的果冻鲜美）。到了冬天，我们在燃烧的灰堆里烤红薯。而每逢过年，则有芝麻糖和冰糖葫芦。说起冰糖葫芦，我儿时一直没有品尝到，还以为是将荸荠放进冰库里再取出的。
成年以后我才知道，冰糖葫芦是将山楂用竹签串成后蘸上麦芽糖稀（遇风迅速变硬）制成的，因此不分地理、季候，相传南宋一位皇帝的宠妃就是靠吃冰糖葫芦治好使其日见憔悴的怪疾。至于芝麻糖，那是我的最爱，每逢过年母亲会从集市上买来一两斤，那种又香又脆的味道真是好极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他晚年读的书也是他年轻时爱读的。将来有一天，我或许会说，我现在喜欢的零食也是童年时的最爱。
现在来说说穿衣，既然使用了布票（男女定量并无区别），这就意味着，每人穿新衣服的机会很少。如果家里兄弟或姐妹比较多，那么大家轮着穿，在同伴面前亮相的衣服也就多了。可是，我们家人口太少。自打记事起，我就没有过穿新衣服的喜悦。但这不等于说，母亲没给我买过或做过新衣服，而是我不记得了。
事实上，我们在王林施村的一个邻居家里有四姐妹，老大就是个裁缝，她和我母亲关系不错，很有可能给我做过新衣服。我还记得她的丈夫是入赘的，但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他们蹒跚学步的儿子非常可爱，我和他的小姨子们争先恐后地抱他玩。
在那个年代，衣服的主要功能是遮体和御寒，但也能满足一定的审美需求，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种精神食粮。胭脂是妇女们仅有的化妆品，雪花糕和百雀芝是两个不同档次的品牌。对孩子们来说，除了电影以外，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看连环画，也叫小人书。
可是，那时的小人书不仅全黑白，而且几乎都是样板戏等电影的翻版。除此以外，就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系列故事了，印象里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里的故事则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最受欢迎。当然，还有一些是政治读物，如批林批孔故事，《夜半鸡叫》等忆苦思甜系列。不过，我们没钱买那么多小人书，大多是和小朋友们相互传阅。
生活虽然清苦，但人照样会长大。自文革开始以后，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不久上面又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先是中小学复课，等到70年代初期，连高校也复课了，可是学生不是通过考试入学，而是推荐上来的，称为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为了节省教育经费，小学只上五年，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
1973年夏天，十岁的我小学毕业了。那年破例进行全区统一的入学考试，虽说王林施小学一点不出名，我平时的学习也并不十分突出，数学成绩居然（并未公布）名列全区第一。原先我母亲还担心家庭身份影响我的升学，结果却证明她多虑了。
秋天来到，我开始到邻村王林中学上初中了。王林是人民公社所在地，与王林施隔着三里来地，走路需要一刻多钟。午餐在学校里吃，可是，食堂里的师傅只给老师做菜。事实上，即使卖给我们菜，我和多数同学也不会买或买不起。
每天早晨去上学前，我准备好饭盒和米，还有两只小玻璃瓶，一只盛着猪油，另一只盛着酱油。到学校后，先去食堂洗米盛水，然后把铝制饭盒盖紧，放在一个叠层的大蒸笼里。上完课后，我们立刻赶到食堂，等着蒸笼一层层揭开，一只只饭盒被同学们认走，那情景颇像机场的行李提领处。只不过饭盒比行李难认，我们需要在上面刻写自己的名字。
猪（酱）油饭是我在王林中学读书时吃得比较多的午餐，但有时母亲也会改善我的伙食，放一只鸡蛋或一块肉冻在饭盒里头，或在一只瓶子里装上腌好的萝卜，让我带到学校里吃。不知为何，这些细节我记得很牢，而老师上课的情景却没有什么印象。我在王林中学一共读了三个学期的书，只记得两位老师。
教数学的陈老师是城里人，性格开朗，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施老师是民办教师，她因为年轻美丽而留在我的记忆里。施老师原来是王林施人，后来嫁到了王林，可能因为新婚燕尔的缘故，她总是穿着得体打扮入时，但神情较为腼腆、严肃，难得一笑。
多年以后，我在西子湖畔见到了陈老师，她的外孙女考入了我任教的浙江大学。陈老师依然有一颗好奇之心，师范毕业的她竟然和小外孙女挤在浙大学生宿舍的同一张床上，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在一次回乡省亲时，我专程拜访了施老师，她已经年过花甲，两鬓班白，坐在一张单人沙发椅上出现在我的相机镜头里，一如往昔的矜持，那时她早已经做奶奶了。
两位老师都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但当我问起当年王林中学食堂里的景象时，却直摇头。在她们的心目中，学生们的成绩和品行永远是第一位的。她们可能记得某一个学生的某次捣蛋行为，另一个学生某篇作文或某道数学题做得出色，但不会记得饭盒里头的食物，也不会记得我们饿肚皮时脸上的表情。
①有些学者认为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接下来的人民公社等浮夸风才是罪魁祸首，因此，称“三年苦难时期”可能更为合适。
②据考证阳春面是上海人先开始叫的，他们习惯称阴历十月为小阳春。因为光面以前每碗售价一毛（十分），故名阳春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