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怀疑，父亲和母亲孕育我的那个暖风拂面的夜晚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同房了。——题记
一个人的出生纯属偶然，他或她是一粒精子和一粒卵子的奇妙结合。从概率上分析，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比起茫茫人海里两个人的相遇更小。而在小生命孕育之后，出生地点和日期的选择也带有偶然性，尤其对那些喜好移动的年轻夫妇来说更是如此，阿根廷革命者切·格瓦拉就是一个例子。
那是在1928年，切的双亲原先居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婚后他们搬到一千两百公里以远的副热带地区——密西昂奈斯，在那里经营一座马黛茶的种植园。那个地方位于阿根廷最东北的尖角上，与巴拉圭和巴西两国接壤，离开马蹄形的伊瓜苏瀑布近在咫尺，后者是世界上落水口最为宽广的瀑布。
虽然处身世外桃园，但生儿育女乃人之常情。随着分娩时间的临近，小两口乘船顺着巴拉那河南下，准备返回首都，那里不仅有家人可以帮助照料，医疗条件也比较好。说起巴拉那河，它起初是巴西和巴拉圭的界河，继而成为阿根廷和巴拉圭的界河，最后变成阿根廷的内河，并注入拉普拉塔河湾，后者又分开了阿根廷和乌拉圭。
始料未及的是，等他们到达潘帕斯草原上的名城罗莎里奥，切在娘肚子里便待不住了。由于保暖工作没有做好，新生儿患上了支气管肺炎，两岁时就成了哮喘病人。这造成他多愁善感的气质（写诗和短篇小说），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专业选择（切上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甚至给他在古巴、非洲和南美洲的革命生涯带来诸多不便。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我应邀抵达罗莎里奥参加拉美诗歌节，本来想顺便了解更多有关切降生的细节，却没能如愿。那座人口一百多万人口的阿根廷第三大城市并没有留下任何纪念切的空间，我甚至无法探听到他降生的医院，虽说那时候切·格瓦拉的知名度在整个南美大陆无人可以匹敌。（这方面阿根廷人比较尊重史实，他们不会为了增加城市的知名度或旅游收入，随意命名一座建筑物。事实上，）从切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也更像是属于游牧民族，只是偶然出生在一个定居点上。
而在欧洲的历史人物中，拿破仑·波拿巴的出生地可能最有意味了。他的父系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贵族之家，16世纪移居到地中海的科西嘉岛。1769年，一度独霸地中海但已日渐式微的热那亚人把此岛割让给了法国人。第二年，小波拿巴便降临人世。虽然他的父亲一度参加抵抗组织，可是为了家庭尤其是儿子的教育和未来，不久便臣服于新主子。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拿破仑一生的主要激情是用武力扩张法国的领土，同时建立起持久稳固的行政、司法、财政和高等教育体系，这也是法兰西民族长盛不衰的基石。毫无疑问，假如那桩有关岛屿的交易推迟若干年进行的话，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有可能重新书写。
与拿破仑·波拿巴或切·格瓦拉这样的大人物相比，我个人出生的意义十分渺小，本来不值得一提。但是，每一个小生命的降临均有其独特的缘由，我在母亲子宫里的孕育丝毫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前夕那悠悠的岁月里。
这事先得从1957年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说起，当时我的父亲蔡海南在浙东南的黄岩①县立中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校长由县委书记兼任），一度使得该校的大学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因此受到省教育厅有关领导的关注和器重。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南巡来到杭州，父亲也在他的接见名单中，但向来不喜欢开会的父亲不知实情，仅派教导主任作为替身去了省城。
作为当年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和进步青年，父亲在解放前夕回到故乡。他在行署所在地临海的台州中学担任语文教员，组建了该校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在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后来，他并没有回到大城市，而是留在故乡，做了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成为著名的学者。
父亲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毕业论文写的是有关中俄外交史方面的，据张友仁教授回忆②，“这篇论文在文革以前长期作为优秀的毕业论文存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里”。虽然父亲后来（后又）担任行政职务，却喜欢研读英文原著，并酷爱古典文学，所留遗墨中就有《红楼梦》里黛玉的《葬花词》。
父亲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修读过闻一多先生的诗词课。他在晚年平反之初写过一篇回忆诗人的文章《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发表在如今已经停刊的台州文学期刊《括苍》杂志上③。父亲出众的才华和率直的个性，使其无法逃脱政治运动的冲击，他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并转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
关于这次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直到很久以后读到一本《往事并不如烟》的回忆录才弄明白。该书主要讲述京城里发生的故事，作者章诒和女士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钦定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1961年冬天，第一批表现良好的右派分子被“摘帽”，父亲属于其中之列。
父亲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幸，是因为他在下放的农场饲养的奶牛头头肥壮，戴上了大红花；他还潜心研究水稻栽培，使当地农民增产一倍以上②。这一点让我颇为惊讶，尽管早年祖父拥有不少良田，父亲也曾身体力行地干些农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
次年初春，父亲回到黄岩中学，做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虽然卸下了校长之职，毕竟在五年以后重新走上讲台（直到文革来临），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初夏的一个周末，当母亲带着九岁的兄长从30里外的小镇院桥赶来探望，他禁不住春心摇荡的诱惑，和母亲一起孕育了我。
待到1963年阳春我于黄岩第一医院呱呱坠地时，父亲已四十有三，母亲也到了不惑之年。这在那个年代里当属颇为罕见的高龄产妇了，足见父母生活的艰辛和感情的淡漠（我从未见过他俩的合影）。我甚至怀疑，父亲和母亲孕育我的那个暖风拂面的夜晚，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同房了。这一点对我来说颇有意味，至少它把我的性启蒙大大推迟了。同时带给我一个间接的后果是，初恋的失败或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