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
九月。
宋仁宗诏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于天章阁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五年前，党项李元昊建立西夏国。一年前，李元昊率军进攻大宋，两军交锋，宋军大败。西夏趁士气大振，继续挥兵南下，于此同时与大宋暂时保持互不侵犯状态的契丹也进攻大宋。最终，大宋以岁纳银、绢等物平息。外患已让宋仁宗头疼不已，内忧更让他寝食难安，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严重，财政吃紧，兵变、起义不时发生。如此内忧外患严峻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
天章阁活动结束后，宋仁宗召见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等人，因枢密副使韩琦十五日前受诏宣抚陕西并未参加。众人行礼后，宋仁宗赐座。众人落座，宋仁宗带着浓浓的期盼对众人道：“我朝立朝已八十三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朕欲除旧革新，还望诸位卿群策群力，进言献策。”说完命宦官在每人面前的桌子上放置纸笔，道，“诸位卿可针对时弊畅所欲言，并写下革新之策，我们共同探讨一番。”
众人惶恐，面面相觑，不敢当面指陈。
范仲淹知道宋仁宗求治心切，但此时随意写出的内容并未斟字酌句，只怕有些唐突，犹豫片刻，起身行礼道：“启禀官家，此事非同小可，仓促写出来的东西只怕不能尽善尽美，还望官家容臣回去好生思量一番，写好后再呈送御前。”众人见范仲淹出头，纷纷随声附和表示回去想清楚再写。
宋仁宗道：“既如此，那诸卿回去写完再送来吧。”
众人行礼告退。
随后，范仲淹、富弼共同起草了一份《答手诏条陈十事》呈送御前。文章开篇既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疆埸不靖，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针对时弊，文章列出十条问题并提出改革举措，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明黜陟指出目前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能的、不肖的起头并进升迁，至此以往人人因循守旧，不再奋励为朝廷卖命。今后两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无大功大善，不能因年限熬到了就加以升迁。
抑侥幸指出公卿封爵，其殁后可立一子世袭爵位。宋真宗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斋郎。再加上每三年一次的贡举考试招录的官员，发展到宋仁宗时期，官员越来越多，加上宋朝官员俸禄比较多，所以大宋在俸禄支付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大，如此大的财政缺口势必要从百姓身上剥削。冗官问题日益严重，限制官员人数势在必行。
精贡举指出天下危困，缺乏应对相应的人才，学校应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此外，原本的贡举考试太专注于诗赋辞藻，而缺乏对时政问题的策论分析，所以今后贡举考试应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晓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朝廷便可选拔出有用之才。
择官长指出如今选拔官员不问贤愚，不比较能否胜任此职，只以论资排辈来选拔。今后差派知州、知县、县令时应考察他历任职位的功过，为朝廷选拔出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的官员。在这样官员的领导下，各州县必然安宁，不召祸乱。
均公田指出目前公田分配不均，应重新分配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厚农桑指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自息，祸乱不兴。建议各州县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从而更好的发展当地农业，使百姓丰衣足食。
修武备建议恢复唐朝的做法采取府兵制，而不是现在的募兵制。府兵制的优点是士兵均为当地农民，忙时种田，闲时训练，战时出征。相比与四处招募来的士兵人员稳定，战斗力强，因其种田，自给自足，也减少了现在募兵制供养士兵的经费开支。
减徭役，范仲淹以河南府为例，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一十九县。主户五万七百，客户二万五千二百。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而所要服役的人不下二百人。他希望能够减少服役的人，放其回家耕作。
覃恩信指出朝廷施行恩泽，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寡、振举滞淹之事，并要求各州县不得将这些恩泽形同虚设，必须一一施行。
重命令指出每次下发的制度、条贯太过草率，一遇到问题就随意更改，这样会致使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他建议今后制定制度、条贯，应让中书、枢密院仔细查看、商讨，觉得制度、条贯长久可行才予以施行。一旦颁行天下，必须遵守。
宋仁宗大喜，当即将此封奏章下发两府——中书门下、枢密院。宋太祖赵匡胤立朝后杯酒释兵权在军事方便进行了诸多改革，两府与宋仁宗商讨后决定“修武备”这一条重新启用唐朝的府兵制没有同意外，其他九条分别于今年十月、十一月，以及次年各月逐条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