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恩既定，王雱推辞授命，宋神宗本欲坚持，而王安石以王雱生病不愿徒有虚名为由请求辞去这一任命，宋神宗思量许久最终作罢。
《诗》、《书》、《周礼》已修撰完成，统称《三经新义》。《三经新义》对于经学典籍按照王安石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注解。各类经学典籍历经千年，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对其有着不同的注解，不同的先生教育出来的学生思想也大不相同，这就造就了历朝历代的文人们思想各异、百家争鸣。如今宋神宗下诏全国颁布发行《三经新义》使学生们学习。同时，下诏将王安石对《诗》、《书》、《周礼》的义解交付国子监，将其置于三经义解之首，可见其地位之高。这就预示着熟读《三经新义》的学生们对于诸多经学典籍的理解潜移默化间与王安石的思想逐渐趋同，选拔出来的官员也大多是符合王安石政治思想的人。
诏令一经下达，各地引起轩然大波。大宋立朝以来，科举考试对于时政的分析大多各抒己见，由考官们定夺。如今有了统一标准，再按照从前那样妄议时政很容易落榜，统一思想才有可能进士及第。
数日后，朝廷下诏让京东西路转运司勘会吕升卿在太山上雕刻文字，因其是否祖宗御制碑引发争议。御史蔡承禧说吕升卿经学错误太多，不应在国子监教授国子，而且他借着兄长吕惠卿之势，结党营私，目无王法，仗势欺人、轻下慢上，理应罢黜。吕升卿急忙自辨，吕惠卿闻之称病在家。
月底，司徒、兼侍中、相州通判韩琦薨。韩琦在宋仁宗时间拜相，这位历经三朝的元老终于结束了他的一生。宋神宗听闻其死讯后罢朝三日，发哀于后苑。同时，派遣御药院李舜举前去赏赐银绢各二千五百两匹，又派遣入内都知张茂则、知安阳县吕景阳、相州观察判官陈安民前去操办葬事。此外，宋神宗亲自为韩琦撰写碑文，谥号忠献，赠尚书令，配飨英宗庙廷。
七月。
因之前蔡承禧弹劾，最终朝廷还是下诏：罢吕升卿管句国子监。
与此同时，关于《三经新义》颁行的诏令此时已传到全国各地。身处齐州的苏辙得知这一消息当即义愤填膺地写下《东方书生行》一诗来讽刺此举。自从苏辙离京后，先是在陈州做州学教授，如今又在齐州做掌书记。不管是教授还是掌书记，官职都太过低微，远不及兄长此时的知州。生活窘迫，仕途不顺，当年满腹才华的被宋仁宗赏识的自己，如今到了宋神宗时竟落得如此田地，而这些全是拜新法所赐。对于新党的恨，苏辙远比兄长强烈，只不过性格沉稳的他不像兄长那样锋芒毕露，只是将自己的恨偷偷埋于心中不为外人所知罢了。
而此时身处密州的苏轼听闻后一笑了之，虽颇有微词，但也无可奈何。如今知州的工作太过忙碌，朝廷的事根本无暇顾及，也懒得管，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密州的百姓，连吟诗作赋的兴趣也较身处杭州时大为减少，每天早出晚归，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改变密州的现状。
八月。
宰相韩绛数月前因时常和吕惠卿发生争执，向宋神宗劝谏召回王安石，以制衡吕惠卿。如今王安石回来了，韩绛与王安石也时常因为政事争论不休。
这天，韩绛和王安石又在宋神宗面前吵了起来。起因是一名叫刘佐的人犯法被免，王安石欲任用他，而韩绛坚决不同意。两人争论不休，韩绛感觉身心俱疲，已不想在朝中待下去，对宋神宗道：“臣欲出知外州，还望官家恩准。”
宋神宗震惊道：“此等小事，何必呢！”
韩绛道：“小事尚不能申诉，更何况大事呢！请官家恩准臣的请求！”
宋神宗安慰道：“不就是一个刘佐，大不了不用他就是了！”于是下令将刘佐逐出。他本以为这样便可安慰韩绛，让其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宰相，不料对方称病请求罢免自己。宋神宗纠结许久，但对方去意已决，最终只得下诏：吏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韩绛罢为礼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
九月。
崇政殿说书吕升卿再度被贬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
十月。
由于御史蔡承禧多次弹劾吕惠卿结党营私，恣意弄权、欺上瞒下、扰乱朝政。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兄弟俩强借秀州富民钱买田。十月初二，吕惠卿被贬为陈州知州。吕惠卿被罢黜后，他发起的让人根据自有财产交税并鼓励大家互相检举告发的手实法也被一并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