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心里放宽了一些，他知道这两个士兵对艺术品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带着他们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冷不丁掏出一两叠并不重要的画给他们看。两个大兵转得有点糊涂了，再一看画上尽是些看不懂的东西，连个像样的人都没有。
德国士兵早就不耐烦了，他们匆匆登记了房间里1/3的东西就走了，还埋怨着今天没捞到一个肥差，白辛苦一趟。
毕加索松了一大口气，他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庆幸保住了自己和马蒂斯多年来的心血。
然而，在纳粹的铁蹄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毕加索一样幸运地保全自己。
一天，毕加索的住所来了一位叫米歇的老人。他衣衫褴褛、白发苍苍，怀里抱着一只受伤的鸽子，请求毕加索为这只临死的鸽子画一幅画。毕加索看到血迹斑斑的白鸽，一下子想起自己童年时期画的那些鸽子，他的心突然间一阵紧缩，好像看到了童年的伙伴正受着伤、流着血。
原来，老人的孙子养了一群鸽子，小男孩非常珍爱这些会飞的小伙伴，每天都会按时给它们喂食，放它们出来飞翔。
一天，孩子像往常一样提着鸽笼走到院子里，想把它们放出来舒展双翼。这个时候，一队德国士兵经过米歇的家门口，他们看见小男孩放飞鸽子，于是认定他是要给城外林子里的游击队报信。
小男孩愤怒的眼神激怒了他们，这帮战争狂人残忍地杀害了小男孩，并举起枪向笼子里的鸽子扫射。米歇老人悲痛万分，他捧着惟一存活的鸽子来找毕加索，请求他用画笔记录纳粹的暴行，纪念惨死的小孙子。
毕加索听得心如刀绞，愤怒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老人的请求。
他把伤鸽放在临窗的画桌上。这只受伤的鸽子极通人性，它拍打着带血的翅膀，挣扎着、挣扎着，终于艰难而顽强地站立在毕加索眼前。在柔和的晨光中，它那玛瑙似的眼睛里似乎也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好像在追悼逝去的小主人和同伴们，又好像在控诉着法西斯的暴行。
毕加索心潮澎湃，他的笔在画布上驰骋着，他愤怒而悲伤的感情也随着颜料一起倾注在画布上。当他画完最后一笔、把笔搁起来的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鸽子倒下了，它一直坚持着让毕加索把画完成！
毕加索泪如雨下，他紧握双拳，重重地击在桌子上，强烈的愤怒涌上心头。
和平的使者
1944年8月24日清晨，炮声隆隆，坦克开动的声响，把巴黎人民从睡梦中惊醒，人们都怀着喜悦的心情走上街头，为巴黎的解放而欢呼。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毕加索高呼：“乌拉！巴黎解放喽！”他像孩子似的冲进屋里，拿起那只沾满了灰尘的法国军号。德国人在的时候，他一吹号就会引来麻烦，现在他可以畅快地大吹一阵了！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
他拿着擦净的军号兴冲冲地跑到楼下，仰起头，对着湛蓝的天空，连吹了30响。嘹亮的号声感染了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他们唱着、跳着，眼睛里闪动着欢乐和希望。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盟军便很快拥进了巴黎城。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军人有两个愿望：第一，登上闻名遐尔的艾菲尔铁塔；第二，参观毕加索的画室。
不一会儿，就有人奔向毕加索居住的奥古斯丁大街。第一个冲上狭窄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站在门口，向她微笑着，伸出了厚实的大手。
李·米勒终于见到了自己崇拜已久的艺术大师，她紧紧地握住毕加索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连好几个星期，毕加索的画室里都挤满了穿着美国军服的士兵们，他们和李·米勒一样，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回一条性命，无论如何也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去看一眼毕加索和他的画室。
毕加索心疼地看着这些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都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死亡的威胁。毕加索尽量满足着他们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有多么奇怪。
毕加索的真诚相待，使战士们倍感温暖。他们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来大睡，好像这个画室就是他们的家，安全而温馨。有一天，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居然睡了20多人。
慕名而来的人中也有许多是名流，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是其中之一。海明威曾与毕加索在1937年有过较深的接触，时隔7年，他这是第一次登门拜访老朋友。
不巧的是，毕加索当天恰好不在家，海明威正要失望地离去，这时候，看楼的妇女向海明威索要礼品。
于是，他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个木箱子，还特地写了一张纸条：“毕加索笑纳！海明威。”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
看楼的妇女喜滋滋地把箱子打开，一看就傻了眼，竟是一箱手榴弹！她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跑了出去。
毕加索回来后向她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不由得“哈哈”大笑，海明威的幽默和热情，他向来就很欣赏，这个善意的玩笑再次让他感觉到了，双方之间存在着相互信赖、亲密无间的友情。
1944年10月，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向来关心政治，但是谁也没想到自由不羁的毕加索，竟会加入共产党，于是这个消息成为当时巴黎街头最热门的话题。
不久，毕加索在《新大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的声明，他说道：
“参加共产党是我全部生活、全部事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把绘画看作是单纯的、供人玩赏与消遣的艺术，而是有意识地要通过绘画与色彩——既然它们是我手中的武器，不断地深入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并使之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
“从根本上说，我一直与共产党是相通的，难道不正是共产党在尽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和改造这个世界，去帮助现在和明天的人民变得更清醒、更自由、更幸福吗？”
“只有现在，我才不再浪迹天涯了：在西班牙能够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已经向我敞开它的怀抱，我在这里找到了我最珍贵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所有我所目睹的光荣而俊美的抵抗者的面容，我再一次地置身于我的兄弟中间了！”
的确，加入共产党使毕加索获得了人生的归属感与海内存知己的共鸣感。
1948年，毕加索收到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来信，邀请他去波兰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但是，在当时，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动政府还没有下台，作为西班牙公民的毕加索如果要去波兰的话，就需要得到佛朗哥政府的护照，而毕加索是怎么也不会和他的敌人妥协的。
对波兰人民来说，毕加索不畏强权、匡扶正义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他们热切地盼望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与和平的使者光临他们的国土。于是，毕加索成为了第一个受到波兰举国欢迎的、没有护照的客人。鲜花和掌声包围着他，爱伦堡亲自到机场迎接他，激动地拥抱这位仰慕已久的艺术巨人，并一路陪伴他参观、赴宴。参加大会的各国作家、艺术家、学者等，都热烈地颂扬毕加索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工人的朋友”。
1949年4月，法国共产党在巴黎承办世界和平大会，诗人阿拉贡来到奥古斯丁大街找毕加索，委托他为世界和平运动选一幅宣传画。
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阿拉贡发现了一幅石版画，画面上站立着一只雪白的鸽子，它的羽毛闪烁着晶亮的光泽，头部有一小撮毛调皮地向上翘起，豆子般的圆眼睛流露出温和宁静的神色，脚爪上也长了白色的绒毛，一直拖到地面，好像穿着一双白色的高筒皮靴。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这只鸽子显得格外的纯洁可爱。
这幅画被阿拉贡选中了，毕加索欣然同意。
第二天下午5时许，这张名为《和平鸽》的广告宣传画便出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很快，鸽子又从巴黎飞往五大洲，一夜之间，毕加索抓住了公众的心，他在全世界人们的心中，成了鸽子的主人、和平的卫士，这是所有艺术家们都望尘莫及的。到处都是鸽子，甚至连人们上衣的翻领上也绣上了鸽子。
4月19日，巴黎和平大会正式开幕，毕加索正要出发赶往会场，夫人弗朗索瓦突然临产。毕加索一下子急了，一边是举世瞩目的大会，一边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两边都耽误不得。于是毕加索要秘书马塞尔先送自己去会场，再陪弗朗索去医院。
当弗朗索瓦到达医院时已经是下午5点，比预先约定的时间晚了3个小时。
而毕加索到达会场后，坐立不安，一颗心为临产的弗朗索瓦牵挂着。终于传来了医院的喜讯，夫人安全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毕加索终于放心了。于是给女儿取名帕洛马（法文：鸽子）。
和平大会结束后，毕加索匆匆赶往医院，他捧起婴儿床上那个新诞生的“鸽子”，不断地发出惊叹。
1951年10月，毕加索迎来了他的70岁华诞，他来到法国南部的瓦洛利镇过生日。第二年10月，毕加索为该镇教堂完成了两幅大画。
当地的陶工们在教堂为毕加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他们为毕加索的健康而祝福。毕加索感谢着他们，下意识地四下打量着：这是一个破旧的教堂，里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物，但这里却是全镇人民的精神之家。
陶工们没有明确说出他们的要求，但毕加索却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殷切的期待。他仔细考察了教堂的构造，决定将作品安放在中厅的屋顶，而画面的主题也确定为“战争与和平”。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愿意听候毕加索的调遣。毕加索叫当地最好的木匠在潮湿的石板屋顶下安装了一层护板，作为油画的依托。接下来，就要找一间足够大的画室了，瓦洛利镇的家家户户都愿意腾出自己家最大的房子，期待着毕加索来家里作画。毕加索选的却是濒临倒闭的香料厂的一间仓库，这里又空又大，足够他放开手脚创作巨幅作品。
第二年夏天，准备工作才完成。毕加索开始闭门作画，他让儿子保罗为他把门，禁止任何人入室观看。
工作开始了，毕加索每天先去一趟陶器厂，做一两个小壳玩玩，跟工人们聊聊天，等到状态最佳的时候再去画室。他一进去就是一整天，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才出来。来来去去的时候，他叼着烟卷，双手插兜，低头眯眼，不跟任何人说话，透出一股神秘和庄严的味道。
瓦洛利的人们都不敢打扰毕加索的工作，但这幅作品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同教堂本身一样神圣宝贵，他们实在想知道，这幅画的创作到底进展得怎么样。于是，他们常常三三两两地去画室外张望，不吵也不闹，只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动静，或者从毕加索脸上看出一点蛛丝马迹，虽然每次他们都扫兴而归，但是，即使看一眼那扇紧闭的大门，镇民们也会觉得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
终于，10月份的一天，画室的门“吱呀”一声，第一次不是在吃饭的当口打开。
好奇的人们拥进画室，到处都是画笔和颜料，桌子上放着一个闹钟和一册日历，每张日历上都安排着当天的进度，四壁全都是草图和素描，两块大木板上画着满满的油画，斜斜地搁在画室里。
这两幅画分别叫做《战争》与《和平》，它们气势磅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它们先后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分开展览，直到1953年秋天才在瓦洛利教堂的屋顶“珠联璧合”。当他们拼在一起的时候，画中的接合毫厘不差，《和平》顶端的太阳正好位于观看者的头顶。人们想起，在毕加索的画室里，各种工具琳琅满目，惟独没有尺子。原来，大师的眼睛比尺子还要精确，不由得让人深深折服。
在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毕加索曾大声疾呼：“要生命，不要死亡；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毕加索所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也充分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赞赏中国艺术
毕加索对中国情有独钟，东方的艺术，令他心驰神往。辉煌的唐朝、繁荣的宋朝；声如磬、明如镜的瓷器；美如画、柔如水的丝绸……他多么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国度的风土人情，亲身感受一下东方艺术的无穷魅力啊！可是，永无休止的工作使他没有得到这么一个机会。
他热爱中国的绘画，中国的水墨画是他景慕已久的艺术形式。有一段时期，他曾潜心研究了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作品，那雅俗兼具、文情并生的画作，那“功夫深处渐天然”的境界，常常令毕加索这位现代艺术大师惊叹不已。
这位70余岁的老人，开始拿起中国的毛笔，铺展开中国的宣纸，认认真真地琢磨和临摹着那些淡雅别致的中国水墨画了。他认认真真地琢磨着、仔仔细细地描绘着，不知不觉之中，他所仿绘的中国水墨画竟然积累了200余幅。
毕加索钟爱那种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艺术形式，他知道，线，是东方艺术的根子。中国的水墨画，自始至终贯彻的就是这根神奇的线，而自己的“立体主义”作品，不也渗透着线的魅力吗？
他渴望到中国去，渴望有机会与中国的绘画大师促膝交谈。正在这时，中国画界的另一位大师——张大千先生叩门求访了。
1956年5月，应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的邀请，著名中国画家张大千携夫人徐雯波来到“人间的艺术天堂”——巴黎。
5月31日至7月15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画展，其一是东方博物馆的“敦煌画展”，另一个是设在卢浮宫的“张大千近作展”。与此同时在卢浮宫开展的是“马蒂斯遗作展”，这是乔治·萨勒特意安排的，他想让东、西方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在卢浮宫这个艺术的殿堂来一次正面的“交锋”。
张大千的画展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