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父亲问起三弟饭菜吃得习不习惯，三弟还是那副感激的样子说：“好吃极了，大姐二姐也对我很好……”
三弟用稚嫩的真诚换来了我们对他的改观，我和大姐商量过，决定暂时放他一马。而对三弟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是在一个暴雨的天气之后。
那天我和大姐都上学去了，父母亲也都去了地里干活，家里只剩下三弟和小妹。早上下起了大暴雨，小妹在前天夜里已经受了风寒，下午的时候突然发起高烧来，三弟硬是咬紧牙关将小妹抱到村卫生院。那场雨真大啊，我和大姐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几乎听不见老师讲课的声音，可是三弟仅用一张雨布紧紧裹在小妹身上就冲进了雨里，听卫生院的阿姨说，三弟全身湿透闯进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昏过去了。
小妹两天后就康复了，可三弟却病倒了。父亲接他回来时我们都站在门口，我发现三弟伏在父亲的背上，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
晚饭时，我和大姐轮流给三弟夹菜，把他的碗塞得满满的。我们第一次亲切地叫他三弟，他也不吭声，耷拉着脑袋一个劲地吃。父亲说老三怎么也不说声谢谢，这孩子还得学学懂礼貌。我坐得离三弟最近，只有我看得到，三弟的眼泪一颗颗都渗进了饭菜里，他哪里还说得出谢谢。
小妹上学以后，父亲原本就不轻的担子更沉重了。
好在我们几个孩子都晓得体恤。只有三弟比较贪玩，常常一放学就没了影儿，入夜了才能看到他拖着满身草屑回来。
这天，小妹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还被学校选为中队长。三弟很高兴，特地跑到集市上给小妹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笔记本。我和大姐却暗地里犯起嘀咕：三弟哪来那么多钱？
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三弟刚从外面玩回来，我和大姐在厅里堵住他质问他上哪儿去了，他一愣，支吾着说不清楚。三弟的个性我了解，他不是擅长说谎的人，肯定是背着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我假装和气地问他：“你别慌，慢慢说，上次你给小妹买笔记本的钱是哪儿来的？”三弟闻言满面惊恐地抬起头：“那……那是我自己攒的！不是偷的！”我觉得他的反应很可疑，和大姐使了个眼色，她心领神会，立刻板起脸往地上一指：跪下！
三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咬着嘴唇仍然坚持：
我没偷钱！
这时父母亲从外面回来了，父亲见状忙问出了什么事。大姐告诉他三弟前几天给小妹买了本很贵的笔记本，钱可能是偷来的，还问父亲是否给了他那么多零花钱。
父亲听完火冒三丈，操起笤帚就往三弟身上打：你这个逆子！我好心把你养大，送你上学，你还做这种缺德事！
小妹被这种场景吓坏了，抖抖索索地捧出那个笔记本替三弟求情：“爸，三哥也是为我好，您就饶他一次吧！”
父亲抢过笔记本，哗啦哗啦地撕成好几块。三弟也不哭，他把撕坏的笔记本收拾起来，整齐地叠在一块抱在怀里，那样子就像他刚来的那时候抱着储蓄罐。他直挺挺地跪着，甚至面带微笑地说：“我从来不敢忘记爸妈养我有多不容易，所以我努力学习。路口那个老伯答应让我每天帮他拔整个大院的草，再帮他干点别的杂活，一个月给我二十块钱，我把钱都攒下来，一半给家里买米，另一半留着家里困难的时候再拿出来……”三弟缓缓伸出双掌，那双12岁孩子的手粗糙得像树皮。
小妹哭着扑到三弟身上：“三哥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呢！”父亲也老泪纵横地伸出手，把三弟扶起来，哽咽着说：“孩子，委屈你了。”母亲连忙取出药酒，拉下三弟的裤子一看，屁股淤紫了一大片。全家忙成一团，父亲做饭，我打了热水，大姐替他热敷，母亲来上药，小妹什么忙也帮不上，在一旁拿了针线把笔记本仔细缝合起来。
三弟这时才哭了出来：“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将来要怎样报答才不辜负你们呀！”我和大姐听了，脸上都火辣辣的。
后来，我们姐弟妹四个都顺利地大专毕业。不久大姐和我相继嫁到了外地，小妹也在外地工作，家里只剩下三弟。我和大姐忙上班又忙照顾公婆和孩子，根本抽不出时间探望二老。好在三弟并无怨言，逢年过节总是打电话邀我们回去。
三弟的喜帖送到时，我还真吓了一跳。他是带了准弟媳来的，那姑娘容貌普通个子矮小。我把三弟拉到一旁，不满地问，老三啊，你怎么不找个中看点的姑娘家？
三弟憨厚地挠挠头说：若兰是个好姑娘，她愿意和我一起侍奉爸妈一辈子。我哽着声音，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席间让客人最难忘的是三弟带着弟媳跪在父母亲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那架势不像是在举行婚礼，倒像是给俩老人家祝寿。我们姐妹仨鼻子都酸溜溜的，想我们亲生骨肉都没有这般知情感恩，心里好生惭愧。
几年之后，父亲病了，多年积劳成疾。我们都忙，只有三弟和弟媳衣不解带终日服侍在老父床前。母亲打来电话让我们都回去一趟，商量父亲的医疗费用和后事。
我和大姐两家正在供房子，孩子又都在上学，哪里还有余钱，小妹更不用说。整个屋子陷入难堪的沉默，最后是三弟挡在弟媳身前将担子接到了肩上，“还是我来照顾爸好了，你们家里都有难处，我理解的。”三弟砸开了他的瓷猪储蓄罐，里面是一个个折成很小一块的纸钞。
一家人一张张地慢慢展开，一共235张10元，71张50元，55张100元。整整一万一千四百元，看得我们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那么丑而粗糙的一个瓷罐，里面竟然藏了这么多钱。我看见弟媳强忍着激动嘴唇发抖，三弟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对大家说：“这个储蓄罐，是我从本家带出来的，他们对我说要把你们的恩情藏在心里，把有机会报答的东西藏在储蓄罐里，恩情要时刻记得，里面的东西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取出来。”
母亲听完，眼泪就下来了。
终于还是得知父亲弥留的噩耗，儿女都聚集在床前，父亲抖索着手只唤三弟一个人上前。三弟跪在床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老三啊，你是个好儿子，爸只有四间平房就留给你了……我们姐妹仿佛兜头一棒，那么多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三弟独占了我们的家！
一直到父亲的丧事结束，我们都没怎么过问，散了就各自回家了。后来母亲来我家探望外孙，让我们姐妹仨有空回去住几天。她说老三没有动你们的房间，常常打扫好就等你们过年过节回去住哩。母亲唠唠叨叨的，没注意到我因震惊而不自然的表情。原来，原来我们都误解三弟了，他接受父亲的遗赠，为的是更方便我们回娘家！他虽然砸了储蓄罐，可是有个砸不坏的储蓄罐已经永远放在三弟的心里，那是他对我们、对这个家倾注的一世的爱啊！
储蓄罐被三弟砸破了，里面装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三弟对“我们”家装满了储蓄罐的情。
妹妹长大了
◆文／［加拿大］金佩心
方惠珍是1996年来到我们家的。她出生时，不能如普通孩子般顺产，是个“产钳婴儿”。她生母只有十多岁，意外怀孕令家族感到丢脸，因此当惠珍从母亲子宫里被产钳用力拉出来，待头部差不多回复应有形状之后，便马上被送到寄养家庭。她的智力也永远只能达到三岁水平。
那时候，惠珍这类人被称为智障者。但在我父母眼中，她仅仅是个需要疼爱的小孩儿。他们收养过很多孩子，其他孩子不过要短期照顾，只有惠珍一直留在我们家里。
惠珍三岁时到处奔跑，足迹所到之处也乱七八糟，凌乱就像口香糖粘在鞋底一样跟随着她。我们刚为她收拾好一处地方，她又开始在别处捣蛋了。她不停牙牙学语，终于会说话时，就不厌其烦地问：“你去哪儿？”“你干啥？”“我能出去吗？”我们常叹气说：“唉，惠珍，你真是个讨厌鬼。”
我们一家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穆迪港，每到夏季，妈妈一转过身，惠珍就跑到后院旁的公园。她通常会在儿童游泳池边停下来，但如果再往前走几公尺，就会掉到贝立德湾里。她不会游水，却十分迷恋水，一到水边就失去理智，不能自已，总是张开双臂，在玩水的小孩儿之间横冲直撞，令他们的母亲大惊失色。唯一能带她回家的方法，是像橄榄球一样夹在腋下，任由她乱踢乱叫。每次我不幸要负责这任务时，在别人怒视瞪眼下总觉得尴尬非常。有时候我会假装不认识惠珍。“她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说，一边转动眼珠，一边希望别人明白我是正常的。
放学后，大我3岁的姐姐宝华得帮惠珍换尿片，收拾她的烂摊子，追她，救她，安慰她。妈妈因为忙于打理家中一切，就指望姐姐帮忙。
看惠珍来我家几年后拍的全家福，可见到她可爱的样子：满头小卷发，是雨后沙滩的颜色，遮盖了不正常的头形。她一只眼睛的瞳孔像个逗点，直望前方；另一只眼目光炯炯，像在想着什么鬼把戏。我有张她穿睡衣的相片，笑容满脸，很讨人喜欢。
每到擦窗户或练习钢琴时，惠珍就笑不出来。擦玻璃的刺耳声和钢琴弹出的“多”“来”“米”，会令她情绪激动、神经紧张、大发脾气。
每次钢琴老师问我们为什么还没记住D 降半音，宝华和我就耸耸肩，以“惠珍受不了”为借口来推搪。
宝华和我都在19岁那年结婚，留下惠珍一个与爸爸妈妈同住。我们的孩子出世后，她嚷着要抱抱，我们就给她几个洋娃娃，她从此成为家中最认真照顾“孩子”
的母亲。她喂洋娃娃吃、帮洋娃娃更衣以免受惊，还会叫我们静下来，以免“吵醒了孩子”。
惠珍20岁左右，终日不见笑容，恍如风雨欲来，是我们家最不平静的日子。她年龄已经不小，不能再上特殊学校，要转到专为智障者设立的工场工作。她很讨厌去工场，经常发脾气，过分活跃至不受控制，要服的药物也就更多。
社工不了解惠珍的内心，坚持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不能再玩洋娃娃，令她伤心欲绝。每次她与社工外出上课，接受完“正常生活训练”后回家，都十分生气、暴躁。她的脾性本来就变化无常、难以控制，现在变本加厉，甚至会动粗：她曾经一气之下把妈妈推下楼梯。
医生于是大大加重药量。她从4岁开始，说话就可以滔滔不绝，但现在却变得张口结舌，话少得可怜，发音不清，除了最明白她的亲人，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她转到另一个工场，但每天早上仍害怕离家，吃早餐时会大吵大闹，泪流满面。
惠珍经过几年才逐渐平静，但说话能力再没法完全恢复，只有一个例外：每当她激动起来，说话又会像白纸黑字般清楚。
“这是我妈妈爸爸！”她有时会高声说。我弹的歌曲中出现“多”“来”“米”，她也会说：“别弹了，佩心！”
她和我谈电话，总可以准确说出口：“文迪怎样！”文迪是我们养的小狗，是她来看我们时最喜欢的玩伴。
惠珍成年后，对别人的感受有很强烈的反应。我们大笑，她笑得比我们更厉害。我们难受，她会感到焦虑，甚至迅速发展到歇斯底里。她集中各人的苦恼，不但感同身受，还加倍表达出来。
有时惠珍会令我很惊讶。有一次，我回娘家照料动完手术更换髋关节的母亲，丈夫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位好友突然去世。我十分痛心。我跟那朋友非常亲密，却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了。惠珍很自然地体会到我的悲伤，无论我去哪里，都陪伴着我。一天傍晚，我在客厅边铺了地毯的楼梯上独坐，惠珍忽然来到身边，抱着我，头搁在我肩上。“一切会好的，佩心，一切会好的。”她发音清晰，准确无误。我哭了，她则不停轻拍我的左肩。
惠珍成为我家一分子后许多年，我才在心底里把她当做妹妹，而不再强调她只是我的“养妹”。介绍她时，我会简简单单叫她做“妹妹”。她立即注意到其中的区别，还经常提醒我：“佩心，我们是姊妹，对吗？”她有时会以拥抱、亲吻或一句轻轻的“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来提醒我。有一天下午，母亲打电话来，声音虚弱，没精打采地说：“社工明天要来家里，和我们商量给惠珍找个新家庭。”她心灵深处的痛楚，经电话线千里传来，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社会服务部非常清楚我父亲已经一把年纪了（妈妈81岁，爸爸76岁），身体虚弱，决定把惠珍带走：为了惠珍自己，也为了我父母。
他们知道惠珍在我家住了35年，名副其实是家庭的一分子。怎样安置惠珍，他们自然须征询我父母意见，并保证不会匆忙行事。妈妈和爸爸要求，最好把惠珍送到普通基督徒家庭，而不是团体家庭或康复机构。
事情奇迹般顺利。社会服务部找到个完全符合我们条件的家庭，而惠珍拜访了那家庭几次之后，她爱上了她的“新朋友”。她知道那家人喜欢她，接受她，而且还有一条友善的大狗；但她还不知道将要搬去那里长住。
惠珍在我家的最后一个夏季，父母和她开着露营车穿越三个省来探望我。过去9年，我注意到父母和惠珍正逐渐交换角色。惠珍对妈妈、爸爸以及露营车有强烈的保护欲。她是个一丝不苟的管家：对用什么碗碟很挑剔，经常打扫，并坚持爸爸每天要午睡。她越来越成熟了。
那次来探望我，她显得心事重重，似乎感觉到什么，又似乎要在心里为某些事情做好准备。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后，有一天，社工带惠珍去喝咖啡，告诉她，几星期后就要离开父母的家，但保证她仍可以经常回去探望，就像我和宝华一样。那天傍晚，我打电话回去，惠珍说要跟我聊几句。我心里一沉，知道未必可以了解她的说话。但她每个字也说得很清楚，而且流露出无限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