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关东军主力进攻长城各口的同时，热河省内那部分日军也没闲着，他们一路向西，进犯到了察哈尔省的多伦地区。此时，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而下野的冯玉祥，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振臂一呼，先后响应加入者达七八万人。抗日同盟军任命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为前敌总指挥，接连收复日伪军占据的察哈尔省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其后又克复了塞外重镇多伦。
这时候，冯玉祥派人联络了他从前的老部下、正在参加长城抗战的宋哲元，希望他能率部参加同盟军，至少给予支持。对此，宋哲元却持以沉默。
蒋介石得悉冯玉祥在察哈尔搞抗日同盟军，并没有把冯玉祥的行为看作是帮助国民政府抗日，而是将其视为借机造势意图东山再起，于是把他当成“安内”的对象，授意何应钦相机予以处置。但是何应钦应正应对日寇对的长城各口的进犯而不暇，哪有功夫和能力去处置呢，他想到宋哲元曾经是冯玉祥所信赖和倚重的干将，而且冯玉祥的同盟军所在之处是身兼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的属地，于是何应钦要宋哲元出面去规劝冯玉祥。
对此宋哲元难以回绝，却也无法规劝，只好拖延搪塞。
宋哲元之所以搪塞，实属出于无奈。他原本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亦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路总指挥，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让张学良收编整理溃败的西北军、晋绥军，宋哲元托人去觐见张学良，经萧振瀛奔走贿赂，张学良给了宋哲元一个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招拢西北军残部，将军部设在山西运城。随后，宋哲元与于学忠、王树常、石友三、孙殿英等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和平统一反对广州汪精卫的反蒋行动，由此得到了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头衔，国民政府随即将宋哲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辖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军部移到山西阳泉。宋哲元部客居山西，仅凭国民政府给予的军饷度日，穷得叮当响，为此又多次到北平去觐见张学良，希望能给二十九军一块地盘，最后张学良把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给了他，这才使第二十九军有了自己的地盘。但是察哈尔省地脊人贫，是个穷省，第二十九军的日子仍不好过，武器装备十分低劣，甚至不得不配置大刀并聘请武术教练教习刀术，以冷兵器时代的手段来加强二十九军的战力。直到长城抗战爆发，宋哲元受张学良召唤，率军出征，前往喜峰口抵抗日军。
宋哲元即第二十九军将士虽然装备低劣，但是抗日热情高涨，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赵登禹、王治邦旅之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外潘家口附近之日军一个炮兵中队，大获全胜，几近将这个中队全歼，由此，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宋哲元等二十九军将领在国人心目中成为抗日英雄，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唱遍了全中国。
以宋哲元这种经历和身份，怎么去规劝冯玉祥呢？更况乎冯玉祥还正在召唤他去加入呢。
直到中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结束，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及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双重名义，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返回原任，宋哲元不得不硬着头皮率队开赴察哈尔。8月5日，宋哲元率军到达沙城，这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处在了前有日军攻击、后有国民党逼迫的境地，而这个前来逼迫的人，又是自己的曾经下属。
冯玉祥派代表到沙城和宋哲元商谈，宋哲元不可能加入同盟军，后面还有何应钦大军准备开来。冯玉祥见状，不得不被迫通电结束行动，宣布离开，将政权归诸政府。随后，宋哲元率军抵达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宣布复职察哈尔省主席，抗日同盟军大部被改编，方振武、***则率一部按照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改称讨贼联军，转入河北，与蒋介石的军队和日军周旋于昌平、高丽营、大小汤山一带，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流亡国外，***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后在北平就义牺牲。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瓦解了，第二十九军回防察哈尔，但日军的挑衅并没有终结。1934年1月14日，日本关东军驻黑河(在察省沽源东)司令官森一郎在察东以飞机散放“警告宋哲元军驻龙门所部队声明书“，称龙门所亦属“非武装区”，不允许驻扎军队，第二十九军驻军应撤退到赤城、延庆以西，否则予以进攻。其后，日本关东军亦发表文告，宣称“断然扫荡宋哲元军“，要求二十九军撤出龙门所。
这纯粹是无理要求，因为《塘沽协定》的条款根本没有提及到这里，因此遭到张自忠的严正拒绝，日寇便以近两千人的兵力向龙门所附近之东栅子阵地展开了攻击，被二十九军击退，日又调集大滩的部队及伪军共两千人，向察北沽源推进，宋哲元一面命张自忠、冯治安等积极备战，一面向北平军分会何应钦报告，何应钦急命克制，勿扩大事态，决定双方在大滩和平会商。经过会商，日军允返回原防，双方各有退让。此事件史称“察东事件”，或叫“第一次张北事件”。
此次事件日本人没能讨到多大便宜，非常不甘心，一直在寻找机会再次发作。
4月2日，关东军在察、热边界地区悍然建“旗公署“三处，傀儡旗长由蒙人担任，并将这三个公署隶属于伪“满洲国“之“察东特别区“，这样，日本人又搞出了一个伪蒙政权，虽然规模不大，但这却是关东军觊觎内蒙古的开端。对此，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竟未置一词。
就在关东军在察哈尔频繁动作之时，天津这边也出了状况。1935年5月2日晚，由日本特务机关资助的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天津日本租界内被刺杀，5月3日凌晨，另一个日本特务机关资助的天津《振报》社长兼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被刺杀。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发表讲话，宣称二人之死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
此事日本人的判断的确是有可能的，“蓝衣社”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蓝衣社”是个讹传，实际上指的梁华盛所参加的“三民主义力行社”，也叫复兴社。力行社虽然有蒋介石亲自领导，但却并不是蒋介石本人创建的，它的发起人叫滕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说起来是黄埔一期的梁华盛和毕业于黄埔三期的方先觉的师弟，和林彪为同期同学。这个滕杰，黄埔毕业后又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主攻政党政治和政党组织研究，深切了解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挽救中国时局，必须先从建党入手。他分析当时国民党的“内敌“一为地方军阀，一为共产党，前者非常脆弱，不难使其分化瓦解；而后者则判然不同。共产党不仅有武力，而且有主义、有组织、有策略，又有苏联和其主导的共产国际为依托，故不能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要对付共产党，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万能的党组织“。滕杰宣称：“我们如果不在组织效用上超越共党，则决不足以在行动上战胜共党；如果不求提高组织效用至于最高限度，则决不足以为革命之必竟全功作保证。“在此种思想主导下，他在日本励志创建这种组织。1931年，滕杰等留学生从日本各方面得到日本打算谋取中国东三省，于是受黄埔东京同学会委托，从日本回国，前往中国政府提议警告。但来到南京后，他发现刚刚结束中原大战而广州还存在一个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中国简直瘫痪了，很多人对中国时局、命运都失去了信心，为此他转变了只为针对共产党的想法，起草了一个《计划书》，决心创建一个内反腐败、外抗侵略、护党救国，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的“意志统一、纪律森严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1931年9月，在“九一八事变”正式爆发后，滕杰和四十余名黄埔学生发起了“力行社”筹备处，成员包括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1932年1月，在奉化溪口镇，下野的蒋介石得知这些学生发起“力行社”的消息后，对德国**党、意大利“黑衫党”深感兴趣的他，决心像希特勒依托**党、墨索里尼依托黑衫党一样，利用这个秘密组织予以仿效，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召见了力行社的三个主要首脑，滕杰、贺衷寒和康泽，指示他们说，“要多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从此以后，力行社的筹建开始取决于蒋介石。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会议，“三民主义力行社”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社长，滕杰以及与陈赓并列“黄埔三杰”的贺衷寒还有康泽三人被任命为常务干事。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成员约三百名。力行社社员的吸收，采层级递进制，先入“中华复兴社”，次由“中华复兴社”社提升为“革命同志会”，再由“革命同志会”晋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能由同志会升入“三民主义力行社”者很少，像梁华盛那样因得蒋介石赏识直接入社的更少，整个组织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铁的纪律，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联系；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只有上层组织成员领导和指挥下层组织，而下层机构的成员除干部外，不知有上层组织的存在。蒋介石为力行社拟定的“宗旨”是：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夭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此外，力行社还接管了两个帮会性质的堂口组织，并将之改组为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和忠义救国会的存在而十分庞大，多达数十万人。
1933年4月4日，刘健群在北平向众多记者分发了一份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此举使外界普遍认为，秘密的、旨在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力行社，其名称是“蓝衣社”。从此以后，“蓝衣社”就被讹传为这个庞大的、共分三级并控制着忠义救国会的秘密组织的名称而广为人知。
戴笠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而排不上号的小人物，由于被任命为力行社的特务处处长，由此开始了他的发迹。在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师，以贺衷寒为首的力行社成为国民党“武力解决派”的积极主张者，并采取了一系列被蒋介石称为“狼子野心”的举动，于是蒋介石被释放后，解散了力行社，而戴笠因追随宋美龄前往西安“救驾”，反倒被蒋介石视为最忠诚学生。力行社解散后，戴笠的特务处却被改组为后来无人不知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此时还没有军统局，戴笠的特务处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刺杀汉奸也是任务之一，因此天津这两个汉奸的被刺，也兴许真的是戴笠的特务处干的。
5月15日，热河省内自发的民众抗日义勇军孙永勤受到日本军的追击退入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区“，5月20日，关东军越过长城消灭了这支抗日武装，日本人称当地的国民政府为义勇军提供了庇护和帮助。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就胡、白被杀及热河义勇军事件，向何应钦递交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多项要求。酒井隆在谈判桌上盛气凌人，他甚至把鞋子脱掉，放到谈判桌上，然后盘腿坐在椅子上，并不时地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按照日方拟订的条约签字。何应钦没有应允，酒井隆大发脾气，骂骂咧咧地出了门，没走几步，即解开裤腰带，当院在众人面前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何应钦于6月13日向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蒋介石正在忙于围剿长征途中的红军，担心日军借机进逼平津，不敢招惹日本人，遂授意何应钦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这就是《何梅协定》，其内容是：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排外排日之禁止。
这个协定，几乎差不多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势力全部赶出华北了，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已故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遗孀何香凝义愤填膺地派人把自己的一条裙子装进一个包裹送给蒋介石，还在裙子上题了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在此期间的6月5日，在察哈尔，又发生有两名日军尉官和两名军曹由多伦去张家口，行至张北县北城门，卫兵按例查验入境护照，他们根本没办护照，却硬要通过，卫兵当即将他们押解到第一三二师军法处予以拘留，师长赵登禹向在北平开会的宋哲元请示处置意见，宋批示“姑准放行，下不为例“，赵登禹遂将四人放行，这四名日人到张家口后，向日驻察领事桥本报称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于是桥本一面向察省政府提出抗议，一面上报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则向华北当局和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此事遂升级为中日关系问题。
11日，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及驻察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通牒，限五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同时，土肥原又向南京政府提出惩办中方负责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屈服于日方压力，为了息事宁人，于1935年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秦德纯代理省主席。
6月23日，土肥原、松井、高桥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以及北平政整会顾问程克、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在北平举行谈判会，日方借机提出多项要求。此时，也正是《何梅协定》谈判之际，蒋介石一并授意接受了日方要求，由此签订了《秦土协定》，主要内容为：
(一)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这一线以北的宋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二)解散排日机构，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
(三)表示遗憾，并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
(四)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并停止对察哈尔的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部被迫从长城以北撤出，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宋哲元被撤了察哈尔省主席，不免有些心冷，虽说由秦德纯来代理，还是第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但毕竟和他自己当不一样，因此一怒去天津隐居起来，并说：“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
因第二十九军被成功地赶出了大半个察哈尔省，而国民党中央的势力被赶出了平津地区和河北省，鉴于如此巨大的成功，日本华北驻屯军跃跃欲试，得陇望蜀第谋划起华北自治。
这个日本华北驻屯军，与日本关东军不是一码事。日本关东军是因为南满铁路而设置的，最初不过就是几个铁路守备队，此外还有因南满铁路而成立的关东厅一些警备部队，规模并不大，但是由于策动“九一八事变”，绑架日本政府不断为之增兵，使得关东军急速膨胀，已经成了集团军规模的大单位，在日本的地位不断上升。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则是日本在华驻军的鼻祖，历史比关东军早很多，它的真正名字也不叫“华北驻屯军”，而叫“中国驻屯军”，从名称上就比“关东军”这种地域性质的单位牛气。那时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赔偿列强4.5亿两白银外，还有一条“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据此，日本便在山海关、秦皇岛、滦州、昌黎和天津分别驻扎了军队，总人数 1650 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称清国驻屯军，清朝灭亡后，改称中国驻屯军，因驻扎在华北，被人们俗称“华北驻屯军“，又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也称之为“天津驻屯军“。
虽然名字比关东军牛，但到现在还是那么点人，也就是个加强大队的规模，比起此时的关东军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感觉非常失落，而关东军在东北搞成满洲国的成绩大大刺激了华北驻屯军，也想大展身手，将华北制造成第二个东北。
但是华北不同于东北，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连“龙兴满族”那样的借口都没有，怎么下手呢？
狡猾的日本人，打算就从“非武装区”下手，策动那里的人搞“自治”。
10 月22 日，在日本天津待务机关长大迫通贞策动下，通过日本浪人花钱收买香河、昌平、武清、三河等地的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无赖、无业流民发动暴乱，在日本宪兵掩护下，闯入香河县城，县长出逃，县警被缴械，暴徒自推县长，宣称自治。因香河县处于《塘沽协定》所划定的“非武装区“内，日军不许中国政府派兵进入弹压，汉奸们得逞后，向河北省政府提交要求自治的“民意折子”，河北省政府无奈接纳了叛民“要求“。
那些中国的败类以及无知愚民哪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都是有奶便是娘，谁花钱为谁干事。
如果单单是这些败类和愚民也就罢了，堂堂的国民党官员里也有这种人。当时的冀东2于县，分数与两个行政区，一个是设公署在通州的蓟密区，一个是设公署于唐山的滦榆区，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不愿和日本人合作，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殷汝耕在日本人“力荐”下兼任了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感激日本人，便投靠日本人成为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
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在日本人唆使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25日，殷汝耕在通州专员公署宣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各县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三县均属“委员会“管辖。12月，“自治政府”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其辖区。
殷汝耕打着“防共”的旗号，成立伪冀东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
此期间，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也响应日本人，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因为《何梅协定》造成的恶果，导致中央军推出咯额华北，当时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只有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了，为此，北平军分会急调第二十九军部队前来救驾阻止石友三，由此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自此，第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
第二十九军丢掉了大半个地脊人贫的察哈尔省，却得到了富庶的北平和天津，站在第二十九军这个小团体角度看，也可谓因祸得福。宋哲元自从“张北事件”遭到被撤职省主席，看穿了中央，抗日热情从此也不再那么积极，转而开始专注经营二十九军这个小团体，他把统税、盐税、关税、铁路一概接管，从此肥得流油，由此开始扩充部队，到七七事变的时候，第二十九军已有将近十万人马。宋哲元甚至把南京中央拨来的用于建筑国防工事线的钱都给挪用了，计划中的国防工事一概未行。
此时，阴谋制造“华北独立“的日本人，感觉殷汝耕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亟需一个非蒋嫡系，又实有军权的人，宋哲元遂成为日军眼中理想人选。于是，日本人一面频频会见宋哲元，鼓动其领衔搞华北自治，一面采取各种方式，以各种渠道鼓噪由宋哲元掌管华北。
何应钦见华北形势日趋复杂，感觉十分棘手，便借故跑回南京躲清静去了，把北平军分会的事务交给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为负责；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也因与宋哲元有矛盾而离开了北平；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也都“因故辞职”，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改变华北的行政体制，于1935年11月26日决定取消军委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拟以宋哲元为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应付日本人。
鉴于殷汝耕伪政权打出“防共”旗号，12月9日，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组织北京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活动，大批爱国学生涌上街头，随即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担当卫戍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将消息传递给何应钦，何应钦下令弹压，秦德纯、冯治安迅速调派兵力，配备高压水龙，在王府井南口筑起路障，架起机枪，愤怒的学生和军警展开了搏斗，三十余名学生被捕，百余名受伤，终于迫使学生退回去，17日宋哲元又发布公告，要求学生“安心求学“，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数十个城市纷起呼应，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舆论界对何应钦、宋哲元镇压学生更是一片责骂。是为“一二九运动”。
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举行预备会，由宋哲元指定王揖唐、李廷玉、高凌霨起草组织法，戈定远为秘书长。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成立，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大多是宋哲元系、张学良系和原北洋下野军阀等人物，还列入了相当比例的亲日分子，并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头子土肥原贤二担任最高顾问。
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但用人、行政等实际权力完全在宋哲元手中，它在南京政府眼里是地方政权，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是自治机构。
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区域是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宋哲元取得冀察政权后，任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担任北平市长、以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以他的幕僚萧振瀛任天津市长，他自己兼任河北省主席和由原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编的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至此，宋哲元在冀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人称“华北王“。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的财政全部派人接收过来，国民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所以冀察方面实际上已经处于自治状态，只不过没有打出自治的旗号，没有自治的名义。
鉴于这种态势，国人十分担心宋哲元步殷汝耕后尘，成为日本人的走狗。12月24日，上海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律师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就华北问题联合致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
而宋哲元的举动，也确实让人担心。12月25日，宋哲元到天津，发表谈话，希望“中日亲善“，保全领土，内政不受干涉。
12月29日，宋哲元在天津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等二十余人，与日军商谈华北问题。
1936年1月3日，蒋介石电宋哲元，谓“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
蒋介石这份电报，预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将华北问题交给了宋哲元权衡处理，而中央则置身于事外了。
于是，1月6日，宋哲元电覆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1月14日，宋哲元再到天津，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商谈冀察问题。
2月13日，土肥原访宋哲元，商谈冀察问题。
宋哲元与日本人你来我往，具体谈了什么无从可知。
此期间，日本关东军继策划成立了满洲国之后，又策动内蒙古的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于2月10日在成立了“蒙古军政府”。为此，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华北特务机关更加加紧了活动，除频繁与宋哲元接触外，还鼓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及复职了山西省主席的阎锡山，意图搞一个平、津、冀、鲁、晋华北五省市联合自治的局面。
那么，此期间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去了哪里呢？
张学良短暂下野后，于1934年2月被蒋介石热凝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带着他的东北军去鄂豫皖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后留下的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去了。红二十五军在张学良大举围剿下难以支持，也被迫开始长征，他们一路奋战，率先到达陕甘，与刘志丹的陕甘红军共同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随后，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阿坝地区会师，因战略方针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发生了中共党史和军史上一次严重的“草地分裂”事件，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到达陕甘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南下成都，遭遇重大挫折，在会合了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后也北上到达陕甘地区，至此，所有红军部队几乎全部聚集到了那里。1935年3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带着东北军又前往西北围剿红军去了。
此后，华北的形势一日多变，宋哲元与日本人不断折冲。
3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按照日方要求，令河北各校停止军事训练，军训教官全部离校。3月30日，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骏及天津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会晤，商谈华北防共及撤消冀东伪组织问题，日本人主张冀东为政权与宋哲元的冀察当局合并，组成一个更大的自治政权。
此期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的亲日分子，大组汉奸队伍，如“留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中日同道会”，还有以佛教组织名义成立的“中日密教研究会“等等，其参谋部还以军官开设“公馆“的名义，建立特务机关近20 个。这些组织，全部用于鼓噪和策划华北自治活动。一时间，“华北自治运动”被日本人煽动得如火如荼。
华北驻屯军的不断努力，终于换来重大成果，使华北问题上升到日本政府的“国策”层级。4 月，日本政府决定增兵华北，抽调各军种编入华北驻屯军，并将司令官的级别提升为中将级，将其任命权由军部升级为由日本天皇亲授。
4月17日，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驻屯军司令官。这个田代皖一郎，就是第一次淞沪战争期间和中方交涉的那个日军第九师团的参谋长，那时候是个少将。代皖一郎上任后，日本便源源不断增兵到华北驻屯军，不长时间，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就从不到1700人增加到5700人，为此，在司令部之下，还设置了旅团编制，任命河边正三少将为旅团长。
这个5700人，是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增兵人数远远超过这个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增兵后的华北驻屯军实际兵力达到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兵力部署为：
驻屯军司令部及其直属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和军仓库驻天津。
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驻北平，其中第3大队驻丰台，另有1个小队驻通县。
第2联队和第1联队第2大队、炮兵联队驻天津，其中第2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驻唐山、第8中队驻滦县、第9中队驻山海关；第1大队第3中队驻塘沽，另有1个小队驻昌黎，1个小队驻秦皇岛。
此外，在华北，还有驻屯军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1.7万人。
日军的增兵，使华北局势更加严峻。
9月18日，驻丰台日军进行演习，与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发生冲突，冲突中日军掳去连长孙香亭，双方增援，相持竟夜，北平戒严。
19日，宋哲元与日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商妥丰台事件，上午九时双方停止冲突，双方撤退。
9月20日，宋哲元发表告冀察同胞书，声明“决不丧权辱国“。
23日，华北日军司令田代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对此，宋哲元进行了坚决抵制，予以回绝。
10月1日，宋哲元与田代订立“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包括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17日，又与天津日总领事崛内干城在北平签订“中日华北通航协定“。
12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致电宋哲元，不承认其与日本人签订的中日经济开发协定。
由此可见，当时的华北多么微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国民政府不愿直接面对日本人，让宋哲元的冀察当局去与日本人周旋，而宋哲元的冀察当局无论从军政、经济都处于一个独立状态，而宋哲元与日本人的周旋结果，中央政府还要拿主意，不满意就，挨个不承认，让宋哲元去从中坐蜡。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宋哲元若是步殷汝耕后尘，一怒之下投靠日本人，也没什么稀奇的。
就在这时候，1936年的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来电请宋哲元“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
面对如此重大变故，宋哲元懵了，他没有去，也没有派代表去，思虑再三，给张学良回电，表示中立态度。
中立就是没态度，或者没有自己的主意，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支持蒋介石。说白了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坐等局势发展，到时候再说。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承诺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初步达成国共再次合作。12月26日，蒋介石被释放，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慰问。
蒋介石表态一出，国共再次合作达成，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也消停下来，辛亥革命以来几十年的国内乱战消除，举国上下出现了久违的“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大好局面。而所谓“对外”，其实就是对日本，因为日本早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其他英美法俄等诸国，都是小问题。因此，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必然要进入到最后解决的时代。只不过如何解决，从哪里下手，谁也没谱。
“西安事变”仅仅半年，中日矛盾终于集中爆发，而爆发点就是北平的卢沟桥。
就“卢沟桥事件”本身而言，其实是一件并非多么严重的小事情，但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形成了火药桶，这个“卢沟桥事件”事件不过是个引爆的火星子。可以说，没有“卢沟桥事件”，也会有其他事件，火药桶是迟早会爆炸的。
1937年7月7日，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进行夜间演习，当晚以丢失士兵为借口寻衅，二十九军军部下令死守阵地，8日驻守芦沟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步兵一一零旅(何基沣)二一九团(吉星文)第三营(金振中)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9日蒋介石电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7月11日宋哲元自乐陵赶回天津，即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秘密议定三款条件。12日增派的日军已经源源开抵天津，宋哲元仍对日军心存幻想，谈话谓“能平即能和“，并执行撤兵，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衙门口，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13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颇为怀疑，14日派陈觉生、邓哲熙继续与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等接洽，并亲与日军参谋长专田少佐会谈，15日日军司令香月清司晤宋哲元，16日张自忠与日方在津正式谈判。1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18日宋哲元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9日宋哲元赶到北平，中日双方在北平成立第二次协议，并报请中央批准，又主动撤除北平城防，蒋介石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
7月20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城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军死守，长辛店等地也遭日军袭击，我守军英勇守卫，日军未能得逞，宋哲元却一味委曲求全，21日卢沟桥二十九军撤退，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7月22日蒋介石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23日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二十九军亦返回原防，24日孙连仲、庞炳勋、商震、李默庵部增援华北，宋哲元始决心抵抗。7月25日日军进攻廊坊，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奋起抵抗，廊坊终失，战事扩大。7月26日天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宋哲元当即予以坚决坚决拒绝，并退回通牒，终止谈判，明谕二十九军抗战。27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7月28日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正三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二十九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午后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奉蒋介石命放弃北平，退守保定，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离北平赴保定，请中央军北援。7月29日北平失守，第二十九军撤退，宋哲元退保定，由张自忠代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拖延时间，30日天津失守，我军退静河、马厂，宋哲元电南京请求处分。
8月3日宋哲元通电辞职，委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6日蒋介石命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命反攻平津，辖第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宋哲元兼)、第六十八军(原一四三师扩编，军长刘汝明)、第七十七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军长冯治安)。
此时，日军分三个方向，分别沿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发动了全线进攻，8月24日平绥线南口失守，27日张家口失守，刘汝明军退口外，9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突破马厂，宋哲元部南退。24日沧州失守，宋哲元、庞炳勋部全线撤退，日军进至德州，遥望山东。随后，日军以强大的机动能力，迂回到保定地区，致使平汉线全线动摇。随后，日本关东军配合华北方面军进攻山西。至此，日寇凭借机械化兵团在华北平原纵横驰骋，连下平津、河北、察哈尔，觊觎山东、山西，整个华北全部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