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心》
我的心
飘荡在十字路口
任风吹过
没有方向
只知
流浪
八月底，终于开学了。
我和凡凡、志毅都进了同一所中学，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因为成绩的不同分别分在了一、二、三班。我在一班，凡凡二班，志毅三班。志敏因为成绩太差去了沪光中学，那所二流子齐聚的学校，为此，志敏哭了好几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好好安慰了他一番，说好每个星期找他一起玩，他才算是有了笑脸。
其实我因为毕业考时数学卷子看错一道题，把一个题外的X弄题内一起解了出来，少了10分。这样总分离五十一中学差了一分，不幸落榜，才进了这个座落于康平路上的所谓高干子弟学校。不算太差，也不是太好，那个年代的高考升学率在70%左右。
父亲没有因为我的失利而责骂我，只是鼓励我要继续努力，上高中时争取考上南洋模范中学或者五十一中学。还有三年，早着呢！我没有太在意他的话，只是快速的融入新的学校、新的班级、新的同学群里。
康平路，上海人都知道的一条马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曾位于此地而著名，是一条神秘的道路。另外就是曾经有姚明和姚明父母训练的风雨操场在此附近。康平路过去一点的衡山路则是上海一条繁华而宁静的马路，后来发展出很多高档的酒吧与酒店。我上初中的那个时候，虽然只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一片地方的芬围却与大上海的其它地方有着太多的不同。我们家附近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演艺界人士。达士常、向梅就是我家的邻居，杨在葆、陈智还有那个雍容华贵的秦怡都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据说骗死周璇的那个小白脸就住在30几号小伙伴张兵他家的楼里，那时候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也住在永福路上，他的女儿张多多是父亲的同学，和父亲一起去过新疆。湖南路上我见过的名人就有巴金老先生和茅以升老先生。而康平路却完全不一样，那条路上的很多院子都有军人站岗，根本不让靠近。有知道内情的同学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部队的地方。而五十四中学很多学生都是部队大院的子女，我们班里就有很多。这些学生与生俱来有一种优越感，常常盛气凌人，与我们这些百姓子弟格格不入。
五十四中学以前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庄园。校园的一侧有一片花园，花园里有太湖石林立的假山，假山上有一棵非常珍稀的蚊母树，据说全世界只有七棵。课余的时间很多学生会在花园里玩耍，其乐融融。
新学校、新同学、新环境，陌生的老师，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看看班里的同学，和小学时候是那么的不同，最高的男同学应该快有1米7了，最高的女生也有1米6以上。我又成了班里小个子序列里的，那时候我1米47，不过还有一个叫陈涛的男孩子比我还矮，让我多少找到点平衡。
初中的课程一下子增加了好多，每天的作业也比以前多了很多。开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诫我们，上了初中要改变学习方法，否则很难跟上。我依旧该听的听，该算的算，该背的背，并没有觉得太累。我的同桌是个叫王嵘的男孩子，学习不错，他家在离我家不远的五原路菜市场那里。每天放学会我和王嵘还有班里另外一个叫张海松的同学一路回家。张海松祖籍广东人，学习一般，但是非常喜欢踢球。放了学他们会一起来我家弄堂里踢球，倒也快乐。凡凡、志毅、志敏三个小伙伴还是有空了就会聚在一起疯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活动范围也随之增长。也比小时候胆大调皮了许多。为此，父亲骂过我好几次，可是因为他太忙，几乎没有时间管我。少了约束，我选择更加自由的玩耍。楼里的小琪和她姐姐小菲都考上了初中，可她俩学习不好，一个在黎明中学，另一个在沪光中学。那时候一个区的学校考卷都是一样的，每次和姐妹俩比成绩总是高了很多。父亲在高兴之余给我一个规定，所有功课平均分必须在85分以上，低了挨打。为了不挨打，该学的还是好好学，必竟是学生。我就是觉得现在的学生学习为什么这么累，同样的年龄，我们轻松多了。
初一的上半学期在非常平静而快乐中悄悄渡过，学期结束成绩比父亲的要求好了一点，父亲拿到报告册看了看什么也没说。我也很理解，他已经没有多少精力来管我。工作不好找，为了谋生父亲经常去外地。昆山、湖州、芜湖、江阴，我记得他去了很多地方，尝试着能在某个离上海近些的地方落户，用他的话说就是可以回半个上海。可这话中有多少苦涩与心酸，从他的笑声中是看不到的。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家里发生了太多不愉快。在我小学毕业前祖父落实政策补了一套房子，八伯父一家搬去了新房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家里可以宽敞很多。祖父母搬到八伯父以前住的那间房子，他们以前住的车间（以前的车库）就用来做食堂，一家人平时吃饭起居都在那里。
可是八伯父在搬出去不久就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洛杉矶，八伯母和蕾蕾妹妹不久也会去美国。就因为他们一家要去美国，有人打起了那套房子的主意，而这个主意和我们一家人有关。我的某一个伯父要把我们一家驱赶到八伯父他们的那套房子里去，而当时父亲的能力根本无法独立支撑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那天中午家里闹了起来，父亲和那个伯父还有祖母对对峙着，争吵着，祖父站在一边气的直喘气，母亲在偷偷流泪。楼里的杨大妈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他们嫌弃你们了呀！你不知道老爹刚补发工资的时候，他们所有人天天在这里大吃大喝，一天的伙食费都要六七佰。现在你们才吃多少，就不高兴了！”我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一下子就记住了。一种愤怒从心底油然而出，真想上去帮父亲吵架。杨大妈却拉紧了我，不让我冲过去。院子里围了好多人，有些邻居上去劝架，可我那个伯父却不依不饶。我听见他在说：“我是为了咪弟好！他们回上海来没有房子，把那套房子给他们可以让他们定居下来！”父亲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就在这时，七伯父闻声而来，“咪弟现在没有工作，你让他们一家人搬出去怎么生活！再说那套房子给了老八，又怎么可以收回。我们不能让兄弟姐妹都寒心吧！维持现状，再不要出坏主意！父亲是大家的父亲，不是某一个人可以独占的！”
七伯父的一番话收拾了残局，再没有人发什么怪声音出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开始讨厌上海的生活，我明白那里不是我的家园。我也预感到我们会回到故乡去，而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难找，返城的上海人根本没有单位会用他们。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还是会给我零花钱，父亲告诉我，一个男人身上不能没有钱。我的理解是他再穷也不能穷到自己的孩子。这种执着饱含着一个男人的爱与血汗！无比心酸！
那一年的冬季我们一家在寒冷中度过，过年的气芬也没有带给我们多少温暖。在家呆烦了我会跑出去找凡凡和志敏，三个人疯子般的在大街小巷流浪。饿了买几个肉馒头充饥，我们家后面的淮海中路上有一家富春园的馒头最好吃，我们几个馋猫常常去那里打牙祭。记不得那时候为什么可以在街上流浪一天，因为根本没什么好玩的，也没有任何目的和理由可以让我们在外面晃东晃西，其实就是不想回家，回家就会很烦，家里那一张张脸，都会让我倍感压抑。烦恼就需要发泄，当在外面疯跑也解除不了心中的压抑时，我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坏了，失去了儿时的温柔。而且会变着法子去捣乱。
我家的前面是当时的西德领士馆，西德领士馆对面是英国领士馆。领士馆门口有两个武警战士站岗。那天我和凡凡他们几个走过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惹事。于是就对他们几个说里面很漂亮，想不想进去看看。在我的撺掇下，志毅那个贼大胆先去按了下边门上的门铃。一个中国人模样的出来问我们干啥，我们说想进去看看。那个年青人耐心的解释说不可以进去，然后就进去关了门。我发现目的没达到，自己就上去又按了一下。这下好了，那边门口的两个武警冲过来直接把我们给抓住了，先是拎着我们的耳朵，我们一边挣扎一边骂，两个武警冲我们一顿拳打脚踢，把我们关进了他们的岗亭里。也许是吵闹声惊动了领士馆里的工作人员，那个年轻人又出来了，这个年轻人怒斥两个武警为什么打人，打这么小的孩子，并且告诉他们，你们自己也是中国人！怎么可以打中国孩子！引来过路的群众一片叫好，两个武警只好把我们放了。
虽然挨了打，心里却痛快了许多。凡凡忽然问我：“你怎么变坏了？”我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