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排长”言听计从的刘梅花这一次并没有完全按张新江的意思办。那笔钱最后并没有全部存入银行，刘梅花坚持拿出一部分先为大贵买了一辆摩托车。强调“坚持”，是因为陈大富并不赞成刘梅花这么做。陈大富认为大贵缺少吃苦精神，应当继续骑自行车，而不应当骑摩托车。刘梅花则说：钱是为人服务的，既然有这个能力，干吗要自找苦吃？吃苦也要顺其自然，不能为了吃苦而刻意地制造吃苦机会。所以她坚持为大贵买了摩托车。
刘梅花为大贵买摩托车的另一个目的是投资。当然，这一层意思她没有说，既没有跟大贵说，也没有跟陈大富说。刘梅花认为，即使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亲人，也不一定什么话都要说。说与不说关键是要看效果，说出来了效果好就说，效果不好就不说。刘梅花认为关于投资的意思还是不说出来更好，所以她就没有说。
刘梅花认为他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赚钱，而摩托车能加快他们的赚钱速度。刘梅花发现，她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赚钱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
刘梅花跟徐惠敏谈心：“以前在学校，几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紧是紧，但是心里一点都不慌。现在一个月收入几千块，差不多是以前的一百倍了，但是心里老是不踏实，一天到晚想着怎样挣钱，尽快地挣钱，总是挣了今天想明天，怎么回事？”
“不知道。”徐惠敏说。
徐惠敏知道刘梅花说得对，至于为什么，她真的不知道。
晚上，徐惠敏把这个问题说给张新江听。张新江愣了半天，足足愣了一根烟的时间，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别说陈大富他们这样的个体户了，就是自己转业到地方后，还是国家干部，钱也比以前多多了，但是与以前在部队比较起来，好象还是在部队的时候心里更踏实。于是张新江感悟：时代变了！
“这大概是一种进步吧。”张新江说。
“一种进步？”徐惠敏问。
“我想是一种进步。”张新江说。
张新江在这样说的时候，又点上一根刘梅花今天托徐惠敏代（带）给他的烟。他见徐惠敏还是瞪着大眼睛看着自己，接着说：“这说明市场经济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上扎根了。说明人们已经由以前的完全依赖国家依赖单位慢慢转变为依靠自己了。这就是进步，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样，政府对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的干预将会越来越少，‘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就会逐步形成，整个社会的民主与法制的基础才会更加牢靠。”
徐惠敏听了这些还是瞪着大眼睛看着张新江，但是此时的这双大眼睛发出的不是疑问，而是钦佩，是欣赏。她从心里面敬爱自己的丈夫，她觉得一个看似非常小的问题，在丈夫张新江的大脑中却能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作为教师她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不具备这种善于从行而下总结出行而上结论的能力的，而她的丈夫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她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欣慰，感到了一种由于丈夫成功而给女人带来的那种特殊的满足。
“老排长”考虑的是大问题，刘梅花却要考虑眼前的小问题。
刘梅花为大贵买摩托车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他多拉快跑，尽快赚钱。刘梅花现在太需要钱了，钱不仅能够帮助她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能够给她和全家带来带来安全感。“老排长”讲得对，她和陈大富现在都不是国家干部了，既没有劳保也没有老保，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多赚钱。钱可以给他们带来保障，有保障才有安全感。昨天刘梅花问徐惠敏的问题，徐惠敏回答说“不知道”，但是今天刘梅花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以前在学校虽然钱少，但是有保障，现在钱虽然多，但是没有保障，人在自己的未来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就表现为不踏实。难怪国外的分析家将人的需求分为几个层次，其中安全需求是人的最基本需求。
没有保障怎么办？只有拼命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钱多了就有保障了。刘梅花为大贵买摩托车的真正动机是多赚钱。
果然，大贵有了摩托车之后，干的比过去更欢实了。以前是他和嫂子两个人包三个工程队的蔬菜供应，现在大贵一个人就把三个工程队全包了。这样，嫂子刘梅花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照顾工程队，照顾家。大贵对自己的这个嫂子一贯是尊重的，这个尊重来自于他对嫂子为人处事能力的认可。大贵虽然比哥哥小很多，关于嫂子怎样嫁给哥哥的那段历史他也不清楚，但是哥哥是怎样跳出农门的他是知道的。有些是他自己知道的，有些是他后来听别人说的。关于他哥哥和嫂子的故事，在老家早已是家喻户晓，大贵听的不少。因此，大贵觉得，工程队的事是大事，这个大事如果有嫂子撑着，会更好。所以他觉得由他一个人贩菜，嫂子帮助哥哥照顾工程队才是正事。至于说到照顾家，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照顾好哥哥和他，比如照顾好嫂子自己。明年小红小兵再过来，嫂子照顾面会更广。
大贵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是他的想法与刘梅花相差甚远。刘梅花买摩托车的真实目的是想多包几个工程队的蔬菜供应，比如包五个工程队。在刘梅花看来，包五个工程是完全可能的。以前靠自行车都可以送三个工程队，现在有了摩托车，多送两家怎么不行？
“不行，”大贵说，“这三个工程队离得近，如果再加两个，附近没有了，必须跑很远，来不及。”
陈大富也说：“行了，安全第一，跑太远了太多了容易出事。”
陈大富这样一说，刘梅花就不好说什么了。她总不能让大贵不顾安全吧？但是刘梅花心里面不舒服。刘梅花心里想：如果这样，我给你买摩托车干什么？但是她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
也幸亏大贵和他哥哥坚持了一下，这样就逼的刘梅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工程队上。后来的发展证明，刘梅花把主要精力放在工程队上比多送两个工程队的菜更有意义。
陈大富的工程队由“老排长”关照，业务不是问题，但是刘梅花比陈大富大方，不管是不是“老排长”关照的，她每次都要向具体的经办人孝敬一个红包，如果按照陈大富的意思，这样做大可不必，反正有“老排长”罩着，业务不愁，干吗给其他人红包？无奈刘梅花在洞房花烛夜就彻底治服了陈大富，听从刘梅花已经成了陈大富的习惯，所以陈大富也就随了刘梅花。
实践证明，刘梅花是对的。虽然有“老排长”罩着，工程队接业务是不成问题，但是具体经办人的作用不能低估。事实上，刘梅花虽然舍出了一个红包，但是并没有吃亏，不但没有吃亏，其实还赚了便宜。别的不说，就说土石方工程的丈量这一块，其实就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关系处得好，经办人手中的皮尺稍微松一松，关系不好，皮尺稍微紧一紧，一个项目下来让你相差几方几十方甚至上百方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些都是钱呀。
说实话，当初刘梅花塞给经办人红包的时候不知道个中的弯弯绕，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功利动机，只是出于她为人处事的作风和习惯，没想到这种作风和习惯帮助她实现了尽快致富的愿望。事实上，由于红包的作用，无论是在土石方的丈量还是结算速度上，他们的工程队都比其他工程队占了不少便宜，这样，不到一年时间，工程队的收入就达到了十万块钱。十万呀！如果刘梅花他们仍然在学校当老师，按照当时的标准，不吃不喝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这些钱全部掌握在刘梅花的手中，陈大富是不管钱的。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刘梅花把这些钱全部存入了银行，存一年的定期，想着等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她每个月都有一笔钱到期。每笔到期储蓄的利息都比他们夫妇在内地的全部收入加起来还多。
刘梅花因此就算了一笔帐，如果第二年这笔钱不用，连本带利再加上当月的收入再一起存起来，到后年的这个时候，每月的利息收入差不多就是一千多元，就等于有一份可靠的“老保”了。这么想着，刘梅花就感到自己和全家人已经开始安全了。
但是钱不能总是存在银行里，钱还是要用的，比如买房。刘梅花发觉租房子太不合算了，每个月付房租，不如按揭买房，先交一个首期，然后每个月支付按揭款，过了几年房子就是自己的了。
刘梅花把想法对陈大富和“老排长”夫妇说了，他们都觉得有道理。
“老排长”说：“买房子没有错，房子还能升值，比存银行合算。”
徐惠敏说：“要买就买关外的。在关外买房子能够进蓝印户口，过两年就成了正是（式）的深圳户口，对孩子将来上学和就业都有好处。再说关外房子便宜，同样的钱，在关外可以买一个更大一点的。现在你家那么多人，要买就买一个四房的。”
四居室的房子刘梅花以前在内地还没有听说过，那时候内地还没有商品房，内地的房子都是“公房”，“公房”大多数都是两居室，连三房的都非常少，更没有四房的。“公房”如果做成四房的，在当时，那不是腐败吗？
虽然没有听说过四房的房子，但是刘梅花还是认为徐惠敏讲的有道理，因为现在他们在深圳的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庭。夫妇俩人加上两个孩子在深圳就够扎眼了，加上大贵和翠花，总共六个人，而且大贵和翠花都是成人了，必须隔开，没有四房是无论如何住不开的。
翠花是刘梅花的小妹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现在也跑到深圳来了。刚开始在陈大富工程队里面做饭，后来被“提拔”上来管帐，相当于过去生产队的记工员或现在公司里面的出纳。
翠花长的比刘梅花更漂亮一些。这不奇怪，一个遗传基因下来的，但是翠花这一代人的先天发育和后天营养肯定比刘梅花那个时代好一些，所以翠花比刘梅花漂亮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徐惠敏不这么看。徐惠敏是在刘梅花跟她谈起要帮翠花找个对象的时候说的。徐惠敏说：“翠花其实不如你好看。”
“不会吧。”刘梅花说。
“是的。”徐惠敏坚持。
“怎么说？”刘梅花问。
徐惠敏把头歪到一边，想了一会儿，说：“她好象不如你智慧，也不是，应该说她好象不如你有灵气。”
其实徐惠敏并没有表达清楚，直到有一天她跟张新江谈起同样的问题，张新江才点破。张新江说：“翠花缺少嫂子身上一种气质。”
“什么气质？”徐惠敏问。
张新江说：“一种善良和大气组成的气质。”
徐惠敏不理解，她不理解善良和大气与漂亮有什么关系，但是她没有再问，她相信丈夫讲的肯定是对的。
房子最后还是买了。刘梅花听从了徐惠敏的意见，买了关外的房子，因为关外的房子能进深圳户口。但是她没有买四房的房子，而是买了两套两房的。两套两房的价钱跟一套四房的差不多，因为商品房的价钱不是按“套”算的，而是按建筑面积算，所以总价差不多。但是住起来方便多了，关键是进户口的指标可以多出两个。一套四房的房子可以解决四个深圳蓝印户口，而一套两房的可以解决三个，两套正好可以解决六个，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