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不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也处于本省的最边缘。我上山下乡的南京军区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位于江浙皖三省交汇点。站在宿舍门口，迎着早晨第一缕阳光，极目远望，除了漫山遍野整整齐齐冬青树一般排列的茶园之外，就是远处突兀在泛绿之中的一扇红瓦，那里是浙江长兴泗安镇下面的一个供销社。傍晚，推开朝北的窗户，依稀能看见江苏宜兴牛头山煤矿的大致轮廓。此地属于丘陵，不同于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的江南水乡，也不像我居住的城市那样山水分明，兵团境内虽然绵延起伏，却总也波澜不惊。此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约正因如此，南京军区才从战备考虑在这里设立兵团吧。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解放大军过江后，宜将剩勇追穷寇，国民党一个军曾在此地溃散，其中一部分散落民间，所以至今仍能听出当地人的南腔北调。稍远一点的是1937年，日本鬼子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中国军队仓促在这里构建防线，匆匆赶到的川军弟兄留下数千英魂，最终也未能阻止日军的铁骑。我在兵团期间，赶上农业学大寨，强调以粮为纲，愣是要在丘陵种植水稻，不得不在两丘之间蓄水造田。每年冬天兴修水利，挖泥塘筑水坝，我们都能挖出未爆炸的迫击炮弹。不知是1937年日本鬼子打过来没爆炸的，还是1949年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随意丢弃的。知青们号称兵团“战士”，却也很少接触真炮弹，出于好奇，或是苦中作乐，故意把炮弹藏在焚烧的灰肥堆中，引发剧烈的爆炸，差点闹出人命。指导员立刻下令，坚决杜绝此类玩笑，否则严肃处理。
不知是碰巧还是作为孙伯伯关照的延伸，我恰好分配在五连。
其实应该叫一连，之所以称“五连”，估计是为了避嫌。因为，本连集中了全团所有的“高干子女”。兵团干部子女自不用说，中学毕业后落实“回乡”，不可能留在团部，也不舍得下到偏远连队，紧挨团部的五连就成了他们冠冕堂皇的最佳去处。
团首长其实算不上“高干”，因此他们的子女也算不上真正的“高干子女”，但在当时兵团的那种氛围下，他们比真正的高干子女更加“高干”。
真正的高干子女也有。他们大都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最不济也来自本省的合肥。但没有北京来的。据说北京的高干子女都上山下乡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了。例如孙伯伯的儿子孙本就上山下乡去了陕北。南方的高干子女估计是级别不够，没资格去革命圣地，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皖南建设兵团。但既然是“高干子女”，就不能把自己混成普通的老百姓，于是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与兵团领导打了招呼。有些是首长夫人明确请求尽量照顾，另一些则是高干本人强调“严格要求”，结果都一样，团里无论从“尽量照顾”还是从“严格要求”的角度考虑，最后统统把他们安排在五连，因此五连被称为“干部连”。
除了干部子女之外，另一类是具有文体特长的知青。那年月强调“政治挂帅”，文艺演出甚至体育比赛也被视为“政治活动”，所以各单位都很重视。兵团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自然更不会例外。但这些活动常常与生产任务相冲突，于是团里领导从实际出发，把所有的文体骨干集中在一个连队，需要参加兵团内部文体活动或与地方上搞联欢和友谊赛时，动用一个连队的文体骨干肯定比从各个连队临时抽掉知青方便。再说，除了演出和比赛外，平常更需要排练和训练，倘若不在一个连队，而是分散在各营各连，天天排练或训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五连更像是“代表连”，五连的篮球队“代表”本团的篮球队，五连的乒乓球队自然也“代表”全团的乒乓队，至于五连的文艺宣传队，则更是全团的宣传队。因此，除了干部子女外，五连的其他知青大都有文艺或体育方面的特长。
我算是个例外，本人既无任何文艺体育特长，更非“高干子女”，仅仅是父亲早年积德今日脸皮厚，才感动了孙伯伯，让我冒充“高干子弟”，不但顺利地来到建设兵团，而且分配在五连。
今天回头看，这当然是好事，否则，我这样小地方小户人家的孩子，哪有机会一下子面对面接触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和小地方的干部子弟？据我的实际接触，发觉干部子弟虽然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基本特征都高度一致——拒绝平庸。所以，五连的干部子女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坏得出奇就是好得出众。“坏”主要表现为无所顾忌。那时候知青嘴上不说，心里都想早日回城，所以，知青们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表现，否则，将来谁推荐你上大学或招工？而干部子女则不必顾及这些，他们的父母再不济也职位高过连长和指导员，否则怎敢称“干部子弟”？他们因此从骨子里并不买连长指导员的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普通老百姓”，少数干部子弟甚至故意做一些出格的事，以彰显自己的敢作敢为和与众不同。但有两个人除外。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陈谨夫。我是因为心虚，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属于“假冒伪劣”，因此不敢造次，陈谨夫则因为其父对他要求特别严，如此，我俩就成了“干部子弟”中的另类，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成了挚友。
二
分班。有文体特长的知青分在茶叶班，无文体特长的干部子弟分在水稻班。如此，我就与陈谨夫分配在一个班，成为真正的“战友”。
我感觉水稻班艰苦一些。收工的时候，我们赤着脚提着鞋，狼狈不堪，搞得像败退下来的伤兵，而茶叶班那些“文体兵”身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男男女女一路说说笑笑喜气洋洋像凯旋的勇士，甚至像专门慰问我们的“慰问团”。也难怪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有逆反心理，逮着机会就故意惹事。
还是我和陈谨夫除外。我们老老实实的，不惹事。具体表现是我和陈谨夫比较谦虚，不像其他人那么张扬和肆无忌惮。班长派人赤脚下田铲秧，其他知青把脸别向一边，装作听不见，故意不买账。我因为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心虚，不用班长点名，主动脱鞋。但铲秧需要三个人，除了我和班长外，还需要一个人脱鞋，谁？当然只能是陈谨夫，因为其他知青根本不看班长，班长不能对着空气布置任务。
我老老实实，一是因为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是冒充的，心虚；二是因为心中“马桶盖”和“留级生”的阴影仍然存在，教训深刻，不敢那么高调和自以为是。那么，陈谨夫呢？他为什么也主动脱鞋下田铲秧？
刚开始，我以为陈谨夫与我一样，是混在干部子弟队伍里的“假高干”子弟，因此我把陈谨夫当成自己的“同类”，铲秧间隙，我还与陈谨夫说些“小话”，说还是人家干部子弟好啊，可以穿着鞋在上面挑秧，站在冰冷刺骨的水田里铲秧的，只能是我们普通人家子弟。陈谨夫并没有附和我，矜持了一下，非常有节制地笑笑，说也不要这么想，总得有人脱鞋嘛。后来，当我获悉在我们水稻班，真正的“高干子女”只有一个，竟然就是和我一样低调甚至比我更低调的陈谨夫时，不仅十分惭愧，而且对他肃然起敬。再后来，时间久了，大家都逐渐知根知底，才知道在我们班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中，有些人的家长其实就是一般干部，连科长都不是。更让我意外的是，那个最喜欢摆“高干子弟”谱的知青，其实他父亲只是另一个团的股长，论级别，甚至还不如我父亲。于是，我找回一点小小的自信，同时发觉现实与书本相差实在太远。人怎么可以这样呢？“高干子女”是能冒充的吗？又一想，有些人不就是喜欢显摆嘛，比如我自己，当初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显摆，能留级吗？所不同的是，我已经吃过亏了，所以不敢那么高调那么显摆了。再与陈谨夫一对比，发觉做人确实是谦虚低调一点比较好。
连长和指导员把干部子弟集中在水稻班并非故意整我们，也非为了“锻炼培养”，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水稻班的工作是硬任务，不能耽搁，茶叶班的工作是软任务，除了春茶采摘那几天，其他时节，比如除草和施肥甚至修剪茶园，早几天晚几天没关系，因此，茶叶班的知青可以随时集中训练或排演。说实话，我当时非常羡慕茶叶班的知青，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调到茶叶班，不仅每天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而且与那么多活力四射的文体女知青在一起说说笑笑，肯定比整天看着身边这些假“高干子女”狐假虎威心旷神怡。但我调到茶叶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既无一点体育特长，也无任何文艺天赋，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文体兵”呢？于是，不得不放弃幻想，埋头做自己的事。
我的“事”还是看书，习惯了。二姐给我寄来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至今记得它的样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封面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捧着一大摞书，暗喻知识给了他力量与志气。
除了习惯外，还有不服气。原本是想当“总统”的人，结果连高中都没上成，学历还不如假想中的“总统夫人”毕燕，于是不甘心，不服气。我希望通过自学达到高中水平，至少要和毕燕平起平坐吧。因此，我没有把那套丛书当作“闲书”读，而是当作课本来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很认真，每道思考题都认真思考，每道习题都认真做，然后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发现不对，从头再来。实在弄不懂的也没关系，可以问人。我当时问的就是陈谨夫，因为他是高中生，而且好像成绩不错。凡是我问的题目，陈谨夫都能帮我解答，偶尔当时解答不了的，过了一天也能解答。
陈谨夫自己也是喜欢学习的人，业余时间主要用来看书。不过，我们所看的书目不一样，我主要看那套自学丛书，陈谨夫看的主要是文艺类，比如《奥德河上的春天》等等，全部都是我家那个图书馆里没有的。我当然知道文艺书比自学丛书更好看，我也想看，但一想起“总统夫人”毕燕正在读高中，我就逼着自己忍痛割爱，强迫自己只看自学丛书，坚持做习题，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并监督自己按时完成。
陈谨夫也做作业，他的“作业”是写诗和写散文。大约是我经常向他请教习题的缘故，陈谨夫也偶尔让我看他写的诗和散文。我觉得他散文写得不错，因为他写的散文里面有故事，而且是我熟悉的故事。比如有一篇写我们夏天一起跳到水里堵涵洞的故事，当时我很紧张，来不及多想，经他一写，我们仿佛成英雄了，连跳下去之前的思想斗争都写得那么精彩。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见陈谨夫跳下去了，我也只好跟着跳而已。再说，平常遇到脏活累活都是我和陈谨夫的事，当时遇到险情，必须有人跳下去堵涵洞，这么危险，不是我们跳谁跳？至于他写的那么多诗，我也看了，但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欣赏不了。除了毛主席的诗词和初中课本上的“白日依山尽”“窗前明月光”之外，我对诗一窍不通，因为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小图书馆里，一本诗集也没有。直到他的一首诗在报纸上发表，我才晓得，原来陈谨夫的水平那么高。
三
我们水稻班接连发生两件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
先苦后甜，我先说坏事。
我们班那位最喜欢摆谱的“高干子弟”摔死了。
摔死的原因很简单，他和另一个干部子弟在县里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回来得晚了，扒汽车，失手没抓住一下摔死了。
我们兵团虽然地处三省交界，但并不闭塞，交通还算便利。318国道正好从我们连穿过。这是一条省际公路，白天车辆很多，主要是“大上海”和带拖斗的拖拉机。“大上海”也是解放牌，但它与一般的解放牌卡车不一样，没有前面的“大鼻子”，车身为钢结构，明显比一般的解放牌卡车高大和高档，式样新，速度快，不挂拖斗，上坡减速不如普通解放牌那么明显。“大上海”是往返皖南三线厂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皖南的三线厂是上海内迁至皖南的军工企业，职工几乎全是上海人，人员和物资往返频繁，所以“大上海”在这条公路上穿梭不息。拖挂式拖拉机是“农为工用”，在农用拖拉机后面挂一个拖斗用来跑运输。今天看来属于“违规上路”，但当时没那么严格。当时上海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金山工程”，需要大量黄沙。黄沙贱，用“大上海”承运不合算，只能用这种农用拖拉机挂一个拖斗从皖南运至浙江泗安，再装船运到上海。平常我们知青要去县城，就扒这种拖拉机。拖拉机速度慢，拉着沉重的黄沙，一上坡就气喘吁吁，我们根本不用招手打招呼，直接扒上去即可。但拖拉机只是白天承运，晚上没有，所以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高干子弟”要么步行二十多里回兵团，要么拦车。估计他们一开始是徒步的，遇到“大上海”也招手拦车，但大半夜哪个上海司机愿意停下来让两个陌生人搭便车？其实白天“大上海”也不会轻易停下来让知青搭便车，除非是长得十分漂亮且满口“阿拉阿拉”的上海女知青，但我那两个战友既非女性更非“阿拉”，招手也白招，只能徒步。大半夜徒步二十多里山路确实够呛，于是冒险扒车，扒“大上海”，结果……
我第一次感到害怕，送他上山的时候居然两腿发抖。真的，我很害怕，但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我平常并不喜欢他，甚至有点看不惯他，但毕竟我们是一个班的战友，而且他就住在我隔壁。兵团宿舍之间的隔墙只有半截，下半截是隔开的，上半截是互通的。隔眼，但不隔音。这个房间发生的一切，隔壁看不见，却能听见。我和他虽然算不上朋友，但面子上还能过得去。晚上我在宿舍学习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他们几个人在隔壁吹牛，偶尔会隔着房间朝我喊一声，让我甩一盒火柴过去。我答应一声，照办。他抽烟，我不抽烟，天晓得他怎么会喊我甩火柴。当时我不明白，今天回想起来，估计是故意试探甚至是在他那几个“干部”朋友面前故意显示我很买他的帐。所以，他突然摔死后，我晚上一个人在宿舍复习自学丛书的时候就很害怕，有几次居然产生幻听，听见他在隔壁喊我甩一盒火柴过去……
除了害怕，我还为他深深地惋惜。想着他真不该跑到县城看什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因为仅仅再过两天，我们兵团就会放映，用得着费事冒险跑到县城去看吗？我感觉他是为了赶时髦和爱显摆“牺牲”的，太不值得。倘若他能像陈谨夫和我一样低调一点，谦虚一些，就不会那么活跃那么胆大半夜扒“大上海”了。但逝者已逝，无论我是害怕，还是为他惋惜，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悲剧，只是这段记忆终生难忘，保留至今。
我再说好事情。
连里决定从知青中选拔一名副班长，让大家民主选举。
我们班长是从越南回来的退伍军人，党员，老实人，话语不多，吃苦在前。比如上次堵涵洞，他就是带头跳下去的，事后还把功劳算在陈谨夫和我头上。班长做人很宽厚，从来不打小报告，知青犯了错误，班长不但不批评，反而帮着遮掩，因此很受大家爱戴。既然如此，干吗还要选一名副班长呢？我想，大概是连里注重培养知青中的骨干，另一方面，也觉得班长虽然忠厚，但管理不严，比如我们班那位“高干知青”出事，就与班长平时管理不严有一定关系。倘若他严格管理，不允许他们提前走，两名知青就不可能提前下班扒拖拉机去县城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扒“大上海”摔死事件了。所以，我对连里的决定非常理解，坚决支持。
虽然是“民主选举”，但连里还是有最终决定权的。具体做法是让我们班民主推选两名候选人，上报连队，然后由连里决定到底提拔其中的哪一位知青担任副班长。说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在我们班落实“民主”的过程中，同样施行“民主集中制”。就是大家自由提名，然后由班长拿主意“集中”上报两名候选人，结果，集中到我和陈谨夫头上。
我没想过当副班长。自从初中三年级被留级之后，我就心灰意冷矫枉过正，从小时候幻想当“总统”到后来连当小组长的“理想”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当副班长。但是，猛一被提名，居然还相当激动。毕竟，这是我们这批知青中第一个副班长，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起码，能引起茶叶班那些文体女知青的关注了。一想到能引起她们的关注，我就忍不住激动。另外，我也可以向父母报喜，他们也会因此判断我在兵团表现不错，不用再为我操心，更不会担惊受怕了。副班长虽微不足道，却是当“干部”的第一级台阶，只有先当然副班长，才有可能当班长、排长、连长，才说明我表现好，才有可能在未来提干、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抢得先机……
但是，连队“集中”的结果是陈谨夫，而不是我。
我很失落，却不敢有一丝的流露。不但不能流露，还要装作满不在乎甚至心服口服的样子。特别是在陈谨夫面前，我表示真心的祝贺。
我没有对陈谨夫说“你表现确实比我好”之类的肉麻话，而是私底下悄声对他说：“幸亏是你。”
他问：“为什么？”
我说：“只有你这个真‘高干’，才能镇住这些‘假高干’。”
我不是为了迎合陈谨夫，更不是为了敷衍他，而是真这么想的，甚至，我认为连长和指导员也是这么考虑的。
通过一个小小的副班长民主选举和民主集中，我发现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同时也发现，领导的眼睛更加明亮。
四
副班长果然是“进步”的第一节台阶。不久，陈谨夫获得进一步提升，调到茶叶班当班长，并且担任文艺宣传队副队长。
真不是吹牛，陈谨夫获得提拔，我功不可没。
起因是陈谨夫在《皖南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赞美皖南早春的小诗。不长，若非特意去找，根本看不到。陈谨夫比我谦虚谨慎。他没主动说，只是报社给他寄来样报的时候，我很好奇，问报社为什么给他邮寄报纸。陈谨夫抵挡不过，才不得不告诉我，报上发表了他的小诗。我当然要他给我看，他也不得不给我看。我一看，是我之前看过的其中一首。小诗写得确实蛮好，但也没觉得大不了，就是抒发皖南的春天之美嘛。但是，今日手捧散发油墨香的报纸一看，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字还是之前那些字，几乎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却突然感觉水平高多了，高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才注意到，小诗不仅仅是抒发皖南秀丽的春天之美，而且歌颂了春色之下的“形势大好”。在小诗的结尾，仿佛不经意间的一笔写到了广阔田野上耸立的广播喇叭，正在播送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响彻耳际与云霄……之前看的时候我没注意这个细节，以为是闲笔，这次再看，才发觉此乃整篇小诗的画龙点睛之笔，正是这个“闲笔”，赋予一首小诗政治含义并使整个作品得到“升华”，才得以发表。
我没有声张，独自来到指导员家里，找报纸，找一周之前的《皖南日报》。指导员很诧异，没好脸色地问我找一张旧报纸干什么。指导员是我们连队的最高首长，他的家是全连知青“朝圣”的地方。全连知青，不管是干部子女还是文艺战士体育战士，再毛刺的知青见到指导员都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到指导员家里来，知青们都怀着“朝圣”的心理，不是悄悄地进贡就是虔诚地汇报思想，哪里有翻箱倒柜找东西的？我因为事先看过报纸，心里有底，所以这时候并没有害怕，而是认真回答指导员：“陈谨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指导员听了一愣，似不信。那年月，报纸相当于“圣旨”，陈谨夫在“圣旨”上发表文章了？那还得了？虽然将信将疑，但因事关重大，又见我不像撒谎的样子，更相信我不敢撒谎，于是指导员不能肯定也不敢否定地跟我一起找。谢天谢地，真的假不了，果然找了出来。我迅速翻到副刊那一页，指着其中的一首小诗，又指着作者的名字“陈谨夫”。指导员先是一阵惊喜，紧接着有些失望，因为一首小诗实在不能与社论相提并论，甚至连“文章”都谈不上。但是很快，喜悦重新洋溢在指导员的脸上。
指导员迅速做了两件事。第一，立刻带着报纸赶赴团部，向团政治部报喜。第二，组织全连知青学习《皖南日报》，号召向陈谨夫学习。
提拔当班长是必然的，都号召向陈谨夫学习了，还不提拔？但指导员只能把陈谨夫提拔到班长的位置。更高的职位，比如排长，都兼任连队党支部委员，陈谨夫当时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支委呢？至于让他担任宣传队副队长，指导员的逻辑是：既然都能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了，那么写个群口词或快板书更没问题。而连队的这些所谓“文艺兵”，能唱歌跳舞摆弄个乐器的大有人在，可要他们动笔，一个个都傻眼了。之前，这项任务都是安排一个右派分子完成的，指导员相当不情愿，让右派完成政治任务，不是笑话吗？可没有办法，实在没人。现在，终于发现了陈谨夫，岂能不用？
陈谨夫推荐我接任他水稻班副班长的职位，理由是我本来就是副班长的两位候选人之一，现在他提升了，到茶叶班担任班长了，空出的职位当然由我接替。我理解他是帮我“进步”，更感谢他的好意，但我对于担任副班长兴趣不大，我的想法是离开水稻班，跟着陈谨夫去茶叶班，宁可在茶叶班做个普通战士，也不想在水稻班担任副班长，尽管我知道副班长是人生“进步”的关键一步。
我感觉自己和陈谨夫已经很知心了，就对他说了实话。但也没有全说实话。我对陈谨夫说，当不当班长无所谓，只想与他在一个班，因为在他手下很愉快。我说的是心里话，但真正的“心里话”却没说。事实上，除了想与他共事之外，我更嫌水稻班脏，又不如茶叶班能整天和文艺女兵并肩战斗。
陈谨夫似很为难，认真想了半天，才说：“这要等机会。”
我相信他没有骗我，但又怀疑这样的机会实在渺茫。
算了，无所谓。我在水稻班也蛮好。虽然又脏又累，但工作时间不长，至少业余时间是自己的，不必参加排练和演出，也不用参加训练和比赛，有更多的时间完成我的“自学丛书”学习。
我没怀疑陈谨夫是敷衍我，但我估计他是安慰我，可是没想到的是，陈谨夫这么快就给我创造出了“机会”。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吧，陈谨夫就特意找到我，问：“记得你之前对我说过，你曾经认真读完八个样板戏的剧本？”
我说“认真”谈不上，但确实全部看了一遍，当时我们家住的那座图书馆的旧书全部是工程技术类的，文艺书被红卫兵烧了，新到的所谓“文艺书”只有样板戏剧本，我是拿样板戏剧本当长篇小说看的。
“好！”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刚开始不习惯，老是注明‘白天’‘黑夜’‘转场’的，但看着看着就习惯了，感觉跟读长篇小说也差不多。”
“我是说如果让你写剧本怎么样？”他问。
“我？写剧本？”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写剧本。
“不是很长，”陈谨夫说，“短的，连样板戏中的一场都不到。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的短剧。”
“没写过。”我说。真没写过，不是谦虚。
“剧本的格式你总知道吧。”他说。
我点点头。那肯定，都看完八本厚厚的样板戏剧本了，哪能连剧本的格式都不知道。我相信自己照猫画虎的本事还是有。
“那这样，”陈谨夫说，“我先把大概的故事写出来，然后你按照‘剧本’的格式帮我整理出一个‘剧本’来，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试试呗。
很快，陈谨夫把一个故事写给我。两页纸，内容是连队饲养员王老汉为老母猪接生坚守一夜没睡觉的故事。我在整理的过程中，除了按照剧本的格式为文字分行并注明“白天”“夜”和场景之外，又对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自然而然”融入了样板戏注重的“矛盾冲突”和“三突出”写法，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把“王老汉”改成上海女知青“王红英”，又安排一个“主要英雄人物”指导员出场，比上海女知青“王英红”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如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明明主角是阿庆嫂，为了突出人民子弟兵，硬是安排一场“坚持芦荡”，把主要英雄转移成郭建光。陈谨夫原来的故事中没有“指导员”这个人物，经我修改，不仅加了指导员这个角色，而且处处让指导员突出，小剧中的每一个矛盾冲突，最后都是指导员力挽狂澜化险为夷的。为了把剧情推向高潮，激化矛盾冲突，我制造了一个“反面人物”，增加了右派分子企图给母猪下毒，幸亏被指导员及时发现的情节。
在今天看来，我这所谓的“创作”，纯属胡编乱造，一派胡言，但是，当时却引起轰动。特别是剧中上海女知青王英红为母猪配种的剧情，使“大姑娘配种”成为当时我们兵团乃至附近农村广大男性兵团战士和人民公社社员的流行语。
陈谨夫高风亮节，没有注明“集体创作”，连他自己的名字都省了，直接注明是我“创作”。当团政治部主任从兵团总部捧回大奖之后，我没有如愿以偿地从水稻班调往茶叶班重新在陈谨夫手下与之共事，而是“一步登天”，直接被借调到团政治部上班。更让我十分意外的是，之前不拿正眼瞧我的那个扮演“王英红”的上海女知青何妮仁，居然主动接近我，向我“讨教”艺术问题。
五
虽然只是借调，但对我的改变却是天翻地覆的。最直接的变化是指导员看我的眼神。指导员之前跟我讲话，眼睛不是直接看我的。高兴的时候，指导员抬头放眼世界，不高兴的时候，指导员低头忧国忧民，而如今，指导员虽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老远就夸张地对我打招呼，但与我说话的时候，起码眼睛能非常专注地看着我了。
不仅仅是指导员，我能接触到的，除了陈谨夫，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陪领导去下面检查工作或做报告，我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拎包的，连“跑龙套”都算不上，但下面的人，无论是连长指导员还是营长教导员，都把我与“团首长”同等对待，我刚开始非常不习惯甚至诚惶诚恐，但时间一长就渐渐习惯并且很享受了。
那年月好像没有“腐败”，至少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腐败”。不要说送房送车送银行卡送美女了，连送红包送烟送酒送一般礼品的都没有。不仅没人送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人送政治部主任和团长政委这些东西，人们送的，只是态度，是那种毕恭毕敬、笑脸相迎、马首是瞻、诚惶诚恐、唯命是从的态度。我想起来了，当时下面人对我的态度，就是之前我们连队知青对连长指导员的态度。
这么说，我也成了连长指导员了？不，应该比连长指导员还要大，因为，下面营长连长见到我们五连的连长指导员可以不买账，但如今见到我，都笑脸相迎，唯恐得罪。
谷雨过后，开始采茶，兵团的第一拨农忙开始了。别看茶叶班平常稀松干的都是“软活”，到了这个季节，任务陡然变“硬”了。无论连长怎么动员，不管指导员怎么鼓劲儿，甚至团支部怎么配合党支部让知青写倡议书、决心书，凭他们自己的力量都完成不了这项任务，必须请民工。民工就是兵团附近的农民，或者是兵团老职工家乡的亲戚朋友。实行按件取酬，每采摘一斤茶叶报酬4分钱。今天肯定没人干，当时俏得不得了，手脚麻利的大姑娘小嫂子，起早摸黑辛苦一点每天能采新鲜茶叶一百多斤，一个季节下来，挣一百多块。那年月，这笔钱差不多是农村一个整劳力一年的收入，还不抢得打架？像指导员连长这样有身份的人，每年都特意写信让老家的亲戚赶过来创收，何况其他人。一大早，茶厂门口就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茶叶班的俊男靓女两人一组男女搭配，每组领着几十上百人的民工队伍，按照事先划定好的区域向茶山进发。民工们必须遵守纪律，一字排开，等兵团战士口哨一吹，立刻开始采摘，搞得像体育比赛，场面热烈。
安排一男一女俩知青为一组倒不是为了“干活不累”，采茶民工都是女性，自然有女人的特殊性，比如在一望无际的茶山上遇到人生三急，男知青就不方便管理，所以，每组必须有一名女知青。但是，几十上百的采茶女工当中，自然有调皮捣蛋投机耍滑分子，比如不按统一指挥采茶，挑肥拣瘦，擅自“跳槽”，专挑特别茂盛的茶叶采，还不乱套？那么多人，单靠两个女知青管理不了，这时候，就需要有威严的男知青出面。
光采茶不行，还要制茶，把从茶山上采摘回来的新鲜茶叶经过杀青、揉捻、烘干、慢炒等一系列工序加工成成品茶叶，任务更“硬”。假如说采茶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的话，那么，制茶任务一个小时也不能拖延，必须现采现加工，否则就影响成品的质量。因此，那季节茶厂施行两班制，关键岗位三班倒，并且这个任务不能交给民工，只能由兵团战士独立完成，而连队的知青一部分已经上山了，哪里还能满足三班倒？所以，每年的采茶旺季，团部机关都要抽调干部下连队支援。我本来就是借调到机关的，这时候当然更是不用说，第一个就抽我。
其实也不用“抽”，我的关系本来就在五连，我还是五连的战士，这季节回五连上班即可。
尽管我是回自己的单位上班，但连长和指导员仍然把我当“机关干部”，安排我在最轻松的磨干车间看守慢炒设备。我知道这活儿最轻松，也知道这是连队领导照顾我，但我不需要照顾，坚决要求像其他知青一样干最艰苦的活儿，起早摸黑带民工上山采茶。
在别人的眼里，或许我是假积极，想博得一个好的表现，为将来真正的提干或招工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积累资本。如果大家这么想，那真是高看我了，事实上，我连“假积极”的觉悟都没有，我坚决要求带民工上山采茶的真实想法是与女知青男女搭配。那时候我还不满18岁，真的是精力用不完，不甘心与老弱病残一起耗在慢炒车间看守磨干机，与活力四射的女文艺战士一起上山，踏万亩茶园，沐春天阳光，呼新鲜空气，睹满眼青绿，多美多惬意啊……
碰巧，我与“王红英”的扮演者何妮仁分在一个组。
何妮仁是我们连甚至是我们全团最漂亮的女知青，要不然也不会让她扮演我笔下的“王红英”，因为漂亮，也因为她比我大许多，更因为她是比我早二年上山下乡来兵团的上海知青，所以我们虽然是同一连队的“战友”，却从来没有讲过话。这次与她分派在一个组，我当然格外高兴。何妮仁似乎也很高兴，而且好像更加高兴，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主动热情地与我握手。
这是我第一次与女生握手。
当然，关于男女之间的事，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心里还是渴望的，要不然，当年怎么幻想自己当“总统”而把毕燕想象成“总统夫人”呢？但就是毕燕，我们初中三年，我差不多幻想了两年半，也仅仅停留在“幻想”阶段，根本没机会握手。这么说吧，我这辈子很少肉碰肉触碰异性，哪怕是握手。所以，当何妮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简直浑身发抖。
因为“发抖”，所以我忘记了放手，并且握得很紧，甚至越握越紧，恨不能我的肉与她的肉永远黏在一起，直到旁边的大姑娘小嫂子开始嬉笑，我才猛地松开。
六
我借调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写通讯报道，目标是往《兵团战士报》投稿。当时的投稿与如今不一样。通讯报道写完后，必须先交给政治部主任审查，获得认可，主任亲自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之后才由团部按照内部行文流程提交上去。如果被《兵团战士报》采用了，则可算作我们团政治部的一项成绩，也是我们全团政治工作的成绩，所以，政委对这项工作相当重视。我借调到政治部之前，我们十八团在《兵团战士报》上每个季度露脸一次，我来了之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大约每月能露脸一次，推行通讯员措施后，几乎每周都能从《兵团战士报》上看到我们团的消息。
不全是我的功劳。借用当时的一句套话：功劳是大家的。
首先是领导的。倘若领导不支持，比如政治部主任不给我盖公章，我就是写得再多再好也没用。再说，我再能写，如果不是领导慧眼识珠，直接把我从五连水稻班借调到团政治部来，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写通讯报道。
其次，功劳是群众的。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依靠群众”。我虽然能写，但再能写，也不能无中生有地瞎写。深入采访当然可以，但我们团那么大，而且整个团不是集中在一起的，是分散在各个“战略要地”，营与营、营与连之间隔着广袤的农村，相距甚远，全团就一辆旧吉普，连政治部主任都坐不上，哪里能派给我坐？就是派给我，我也不敢坐，怕犯上，所以，最多就是借团部通勤班的自行车。可兵团属地为丘陵，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一路上坡下坡不断。骑自行车去9连，要整整一上午。骑车到12连，几乎要花一天时间，上午出发，傍晚才到，第二天采访，第三天返回，路上遇上刮风下雨，被堵着回不来也说不定。所以，靠我自己下去深入采访偶尔为之可以，每个星期如此不现实。
我找到陈谨夫，希望他帮我写一篇通讯报道。
陈谨夫答应帮我写，同时建议我“发动群众”，每个连队培养一到两名通讯员，要求他们每人每个月写一篇稿子，由我帮他们修改，然后报给政治部主任，这样工作就好做了。
这真是好建议，如果这样，全团每月有几十篇稿子，即便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也每月有几篇，一个月的成绩抵得上过去一年。
第二天，我立刻向政治部主任汇报了这个建议，并且我没有贪功，声明：此建议是五连陈谨夫同志提出的。
主任深思熟虑之后，让我拟一份报告，他批注后，报请政委批示。然后，以团政治部的名义给各营发通知，要求每个连推荐两名知青，于某月某日在团部参加通讯员短训班。
其他连队通讯员是怎么产生的我不清楚，五连因为是我的“娘家”，而且我现在与指导员很亲。我回连队，首先拜访指导员。指导员主动对我说起推荐知青参加通讯员短训班的事情，并咨询我推荐谁比较合适。我想都没想，立刻说了两个名字：陈谨夫，何妮仁。
推荐陈谨夫无可争议，他的文章都上《皖南日报》了，当个连队通讯员还不绰绰有余？我甚至认为借调到团政治部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陈谨夫。至于推荐何妮仁，完全是下意识的，我没经过认真思考，脱口而出，所以也没有任何理由。倘若指导员问我“为什么”，我肯定答不上来。好在指导员根本没问，马上就说好，那就这么定了。
事后，我非常心虚，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受下意识支配，凭什么推荐何妮仁？因为她最漂亮？因为她是和我握过手的异性？忽然理解当领导的为什么容易任人唯亲了。估计领导也不是有意的，而是像我这样受下意识支配。幸亏我还算不上“领导”，否则肯定“腐败”，一般的领导只是任人唯亲，而我却任人唯“色”。
我“色”吗？
“色”当然不是好词，但面对自己，也只能实事求是。
假如我对毕燕的幻想还算纯洁的话，那么对何妮仁就确实是“色”。因为她比我大，何妮仁比我早两年上山下乡，而且她是高中毕业，我是初中毕业，所以我感觉自己还是小孩，何妮仁是“大人”，小孩怎么能与大人谈恋爱呢？既然不是“恋爱”，又怎么会产生“下意识”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确实“色”。
虽然没有“恋爱”，也不可能“恋爱”，但我必须承认，在何妮仁这里，我确实找到了类似“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那种与她“并肩战斗”很开心，一想到与她在一起就同样开心，近乎兴奋的感觉。
对，是“兴奋”。那年清明前后春茶采摘季节，我回连队参加劳动，与何妮仁分在一个组，带着几十上百名民工上山采茶的日子，就处在天天亢奋的状态。每天早晨天不亮，我们就集合队伍向茶山进发。何妮仁在前面领队，我在后面压阵，一路走到指定的茶叶地，划好地段，安排民工采摘，我们才可以吃早餐。别以为我们多苦，比起民工来我们够幸运的了。民工起得更早，她们要先吃完早饭才排队集合上山，而我和何妮仁则可以先把民工召集上山，然后等民工开始采摘了才慢慢享用早餐。说“享用”也不是夸张，更不是调侃。连里为了保证带队上山人员“吃得好”，特意为我们开了小灶。早晨上山，带上早餐和中饭，每人领两个大馒头两个菜包子和一个煮鸡蛋。相对民工的热水泡剩饭，我们能吃上馒头包子和煮鸡蛋，不是很“享用”吗？
最幸福的是傍晚。我们哨声一响，民工全部停止采摘，按指定路线排队走向茶厂。因为目标明确，行走线路按最近原则，所以不需要“带领”，这时候我和何妮仁的任务就是防止少数民工溜号，悄悄把采摘的茶叶带回家自己炒了卖，因此，我们一左一右，都在队尾断后，太近了反而看不清全局，我们与大队人马保持一段距离，反而更能看清整个队伍，确保一个不溜号。
春茶采摘旺季也是农村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我与何妮仁并排行走在绿色的茶海里，远处人民公社的油菜花一片金黄，我们的心情也顿时灿烂起来。许多年之后，看着影视作品把“上山下乡”描述得那么凄惨，我就觉得不真实，至少不全面。因为凡事都有例外，在我的记忆中，“上山下乡”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而且说实话，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乐。一说起“上山下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晚霞之下与何妮仁肩并肩走在茶山上被遍地绿色包围并遥望满眼的灿烂金黄，那心情，像是要迸发而出却不明白为什么迸发，为谁迸发。
七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我们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先是唐山大地震，后是伟大领袖逝世，紧接着是粉粹“四人帮”。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的情绪也跟着起起落落。但年轻，没心没肺，外面的大形势虽然带着我喜怒哀乐，却并未真正触动我的灵魂。比如伟大领袖逝世，大家都哭，我也必须哭，但是说实话，我并不是真的伤心落泪，可好像也不是装的，大概是哭也能传染吧。
否极泰来。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传来国家要恢复高考的好消息。
我莫名其妙的兴奋，感觉这次政策的转变是专门为我设计的。第一时间跑回连队。真是重色轻友，居然先把消息告诉何妮仁。但她反应并不热烈，脸上的高兴似乎也是为我做出来的，只是说“那好啊，这下你逮着了”。我再跑去告诉陈谨夫，他明显比何妮仁“知音”，是那种从心里往外的高兴。
陈谨夫说，他也听说了，但不确定消息是否属实。
我说不管是不是属实，我们都必须抓紧复习。
他说那当然。
很快，消息得到证实。不用官方发布，知青们各有各的渠道，一夜之间，知青们都爱学习了，连水稻班那些“高干子弟”也不例外。
恰在此时，政治部主任用报喜的口吻告诉我，兵团总部要开一个理论骨干学习班，他打算推荐我去。我紧急思考了一下，马上找了个理由推掉，表示自己不想去。事后，我把情况告诉陈谨夫，他沉思很长时间才说：你不该这么轻易推掉啊。
我问为什么不推掉，眼下正是高考复习最关键的时刻，我怎么能去兵团总部参加学习呢？
陈谨夫又沉思片刻，说出他的理由，大意是说，参加高考能不能考上谁也不敢肯定，但如果参加兵团总部的学习班，回来之后我很可能获得提干，从五连正式调入团政治部。
这样啊？
我当即有些后悔，感觉自己考虑问题太不周全了，至少，不该一口回绝，起码应该先与陈谨夫商量一下嘛。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不可能再跑去对主任说我又想去了。再说，这样的好机会，想去的人多着呢，我不想去，大把的人往里面钻，这时候我就想吃回头草，估计也吃不到了。
从陈谨夫那里回来，我没有直接去团部，下意识地拐了一个弯，去见何妮仁，把团部打算推荐我去兵团总部学习被我放弃的消息告诉她。天晓得我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些。是炫耀？还是听了陈谨夫的话之后有些后悔想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对陈谨夫的观点不敢认同将信将疑，需要另找一个人证实一下？
何妮仁与陈谨夫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她更为明确鲜明。何妮仁一听，马上就说：“你疯了？你一个初中生，怎敢保证考上大学？哪有现成的提干机会都不要的？”
我明明后悔，明明知道她说得对，但嘴上却反驳：“谁敢保证回来之后一定提干？谁敢肯定初中生就一定考不上大学？今年考不上，我明年可以再考。我相信自己总能考上。”
我还算嘴下留情，差点就说：“你倒是高中生，可通讯报道哪次不是经过我千修万改之后才发表的？”真的差点就说，因为我当时心情已经非常糟糕，她不但没安慰我，反而挑难听的说，不是存心给我添堵吗？
后来，团里恰恰推荐何妮仁去兵团总部参加培训班了。
我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而陈谨夫则帮我分析，一定是何妮仁听我说了之后，立刻跑去找主任去争取了。她那么漂亮，放下身段使劲一找，别说政治部主任，就是团政委，估计也会怜香惜玉给她这个机会。当然，她也有这个条件，毕竟，当了通讯员之后，何妮仁也写过通讯报道，其中有一篇上了《兵团战士报》，只不过她的稿子是我反复修改才通过的。但是别人不知道啊，还以为完全代表她的真实水平呢。
让我比较失落的是，何妮仁获得此机会，对我居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我当然更不能说什么，第一次学会把话憋在心里，连陈谨夫都没说。
何妮仁前脚走，后脚就通知我回连队。大约是已经确定何妮仁回来之后正式调到政治部，我必须趁早把位置腾出来吧。
我真的觉得丢人，想起古话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情绪低到极点。
我变得敏感，特别注意别人看我的眼神。
关键时刻，还是陈谨夫拉了我一把。
他说：“这是好事。”
我看着他，想到“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没有说。
“这叫背水一战，”陈谨夫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仍然看着他，仍然没说话，但心态已经不那么抵触了。
“本来我担心你初中毕业第一年考不上，”陈谨夫接着说，“现在被这样一逼，我相信你肯定考得上了。”
我眼睛瞪得贼大，心里腾升温暖，然后开始澎湃。
陈谨夫最后又鼓励我，说我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初中阶段看了一个图书馆，上山下乡后，一直在学“自学丛书”，实际水平并不比高中生差。
对陈谨夫的话，我不完全相信。因为我感觉陈谨夫的水平比我高，而他不就是高中毕业吗？
我暗暗祈祷陈谨夫能考上。只有他考上了，并且考上重点大学，我才有可能考上一般大学。
陈谨夫叫我死记硬背。我心里不情愿，认为只有不够聪明的女生才需要死记硬背，像我这样的“聪明人”，关键要深入理解全面掌握。但又觉得陈谨夫的建议有道理，为了应付考试，“不聪明”的办法或许更有效。于是，我开始尝试死记硬背的笨办法。
效果不错。比如三角函数，我之前也能做，但速度比较慢，死记硬背后，公式熟了，解题的速度快多了。而高考，除了考“理解”之外，比的往往就是解题速度。
我把重要的公式抄在一张纸上，随时掏出来看一遍。上班的时候别人在讲笑话，我也假装笑，其实是在默记。
八
终于等来真正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在冬天。那时候的冬天比如今冷许多。兵团没有考点，我们必须去县城参加统一考试。团里派大卡车拉我们去。风大，站在大卡车上很冷，可大家热情高涨。
我感觉自己考得不好。数学有一题没做。是一个陌生的图形，我以为很复杂，决定跳过去，先做后面容易的。因为做得比较仔细，一再提醒自己慢慢做，千万不要想着出风头而第一个交卷。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等到后面的全部做完并检查完毕，再回头看那道陌生图形的题，却发觉其实非常简单，可惜已经没有时间做了。
语文主要是作文分。题目二选一。一道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另一道是“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我本来应该选“能过关”的，因为我看过许多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专业书，这方面“阅历”比其他考生多，写该篇作文很可能出彩，但想到其中必须要引用一些领袖的语录，比如马克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等等，我不敢肯定自己记得一字不差，而引用错了就是政治错误，所以放弃了，改写“东方红”，尽写一些假大空的话，估计分数高不了。
结果非常出人意料。我不但考上了，而且考得居然比陈谨夫还好。
虽然那一年没公布高考分数，但我考上了外省的全国重点大学，而陈谨夫却只考上了本省的一般大学。全团只有我们俩考上了。
当时我已经回家过年。图书馆恢复对外开放，父亲官复原职，我们家搬回机关大院。当时我父亲不在办公室，父亲的同事用机关的广播喇叭喊我去听电话。我一听广播喇叭的声音，就知道是好消息。从家属区到机关楼，我一路飞奔，其速度之快，空前绝后。
通知书是寄到兵团的，电话是兵团政治部主任亲自打的。他用报喜的口吻说我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还说他知道我能考上，把我派回连队，就是让我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复习等等。我本想说一些感谢的话，可因为激动，居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中南矿冶学院？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当然更没报考这所学校。事实上，我当时没有填写任何学校。因为传闻兵团要改国营农场，和农村差不多了，而国营农场也是国家正式单位，不存在再招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一辈子在这里了，所以，大家离开那里的心情非常迫切。我和陈谨夫商量决定，不填写任何学校，只写“服从分配”，以为只要态度好，服从分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录取就会优先。结果，我被录取湖南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陈谨夫被录取本省的安徽大学。
虽然没有公布分数，但我和陈谨夫核对了一下，他理科成绩比我好，毕竟，数学我有一题没做嘛。估计分差出在作文上。我那篇作文自己并不满意，认为是“假大空”，但当时还没改革开放，文风不就是“假大空”嘛。或许，我的“假大空”正对阅卷老师的胃口和当年的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也说不定。
我三姐和四姐也参加了高考。四姐也是像我这样填志愿的，但没考上。三姐则认为，如果我的作文果然得了高分，第一志愿填同济大学或复旦大学也能录取。三姐的话似乎可信一些，因为她自己第一志愿填写的是安徽师范大学，录取了。
我们家一下考上俩，是真正的“双喜临门”，周围人见面就道喜。母亲平常说话声音不大，这阵子却突然高亢许多，声声流露着自豪与喜气，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家出了两个“状元”。父亲显得沉稳一些，哼着小曲，在家练习书法，自己家春联写完了，就帮人家写，有求必应，或者抱一本宋词，嘴里念念有词。父亲那一代认字的人似乎都有这个本事，抓起词就能吟唱出来。现在的文人，即便是文学博士或文学院教授，好像也没这本事。难道古时候诗词都有固定的曲调，如今失传了？
我心里一再告诫自己要接受当年留级的教训，做人要低调，切不可得意忘形。但是做不到。我回到之前的学校，也就是我之前上小学后来“戴帽子”升中学并且在那里留级的学校。我非常希望见到我那批同学，告诉他们，我考上大学了！可惜，一个人也没有见到。放假呢，还没开学，哪里有人？
我更希望看到毕燕。这更不可能。毕燕早升高中了，和我一样，离开此地到八中去了。
我回到八中。
这里热闹得多。门口居然贴了红榜，有一些人围观。我才想起，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因此，八中今年也有考生。好像就是毕燕这一届吧？那时候高中两年，如果我初三没留级，升入高中，和毕燕一届，今年应该正好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吧？
我往前挤了挤，希望能看见“毕燕”的名字。可惜名字甚少，考上大学的一个没有，所谓“光荣榜”，只有一个大专和三个中专，还不如我们建设兵团。因为人数少，所以一目了然，其中没有毕燕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都没有。
我非常希望毕燕此时也在看榜，见到我，问我是不是考上了，我就大声告诉她考上了，而且考上了重点大学……
可惜，我没有见到毕燕，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熟人。大概是我在八中的时间太短了吧。而且就是那么短的时间，我也没有好好上学，不是在家看书，就是帮妈妈排队卖肉、买豆腐、买油、买花生。
我不甘心，故意小声嘀咕一句：怎么不把我的名字写上？
我希望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你？你是谁？
如果那样，我就告诉对方，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也参加了高考，而且考上了。
可是，我的小声嘀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其实我当时的声音并不小，至少比在课堂上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时候大，但愣是没人接我的话，大概他们以为我是说玩笑话吧，或者以为我是神经病，总之无人搭理。
但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回了八中。
我在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的时候，碰到八中的李老师。李老师也考上大学了，也在托运行李。我喊她，跟她打招呼。她似乎还记得我，但又对不上号。她没想到考上大学的是我，以为我是陪姐姐办托运的。李老师问我姐姐考上了哪所大学。
我四姐有些难堪，但很快就自豪地说：“不是我，是我弟弟，是他考上了大学，重点大学。”
姐姐还把我往前推了推，仿佛是怕老师再次弄错，特别强调我就是那个“他”。
李老师的大脑发生短暂短路，愣了一下，问：“你？”
我笑着点点头，递上录取通知书。倒不是专门打算炫耀的，因为凭通知书可以半票，所以我当时正好拿在手上。
老师看了我的名字和录取我的中南矿冶学院，“哦”地叫了一声，似乎终于对上号了，说：“你好像初中毕业就下放了呀。”
我想说是，但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我姐就抢着说：“是啊，他要是上了高中，肯定考上清华。”
我白了四姐一眼，似不赞成她这么说，但心里却乐滋滋的。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