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陶认为：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选好领导和教师。
赵君陶风趣地说：“他们把知识交给你们，这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了。”
宋盛云在自传上写道：“今天能够来学习，真是想不到的事。”
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扫盲
1949年12月23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200多人。
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问题。会议提出：
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
会议还指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的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中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
会议制定了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即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指出必须坚持正确地对待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会议提出：
要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的伟大工作。
这次会议制定了《工农速成中学实施方案》。《方案》指出：
方针任务：为有计划地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特举办工农中学，吸收工农干部及工业青年，给以文化科学教育，使其获得中等文化程度和基本科学知识，升入大学深造，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此项学校，由各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大量举办。
招生对象与条件：学生来源，由各部队、机关、工厂、学校有计划地抽调与选送。其条件为：
1、参加革命斗争3年以上，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年在16岁至30岁，思想进步、身体健康、工作积极的部队、机关工作人员。
2、有3年以上的工龄，年在16岁至28岁，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身体健康的工人，首先着重产业工人。
修业年限与课程：修业年限，暂定3年。必要时得延长为4年。其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工农青年干部具备高等教育的条件，获得中等文化水平和基本科学知识升入大学或专科学校。为此，课程应力求精简，集中学好集中主要的学科。
此外，《方案》还对科目、教学计划、经费、学生待遇、教职员工待遇等，做了相应的规定。
《方案》规定：
经费：由中央统一筹划者，由中央拨发。在中央计划之外由各地举办者，由各地自筹。部队机关举办者，有部队机关统一筹划。
校舍及设备：校舍以用现有的房子为原则。设备可参照普通中学标准。
学生待遇：供给制。
教职员工待遇：供给制或相当于普通中学薪金制。
这次会议还讨论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和各地师范学校的意见。
会议决定，集中一批有经验的干部、教师，编审中小学教科书等事项。同时，会议还作出了“争取在1951年开始扫除文盲的决定”。
在1953年11月24日，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
《通知》规定，扫盲标准为：
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
农民一般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
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能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
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
从此，中国80%的文盲开始走进夜校、补习班，学习常用字。
教育部筹办工农速成中学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工农速成中学还是新生事物。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有关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指示中，指出：
使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在短期内受到中等教育，以便进入人民大学及其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培养成为新型高级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坚强骨干。
1950年4月，中央教育部筹办第一所实验工农速成中学。这是根据《工农速成中学实施方案》制定的“中央教育部直接举办一所招收学生200人”的要求，而实施筹办的。
这所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是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它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直属中央教育部领导的中学。
学校本着“用最少的钱办出好的学校”的号召，校址就附设在大同中学内。一个破旧的院落内，立刻充满了崭新的气氛。
第一届学生有116人，这是从政务院、中央组织部、北京市文教局三处，统一选送的194人中录取的。
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建校后，因为中学校舍条件较差，教育部又在北京西城区东养马营八号，觅得一处新址，有一个院子和一个小操场。
1950年8月，学校迁入暂住。同时，着手筹建正规的校园。
1950年10月，师生们日夜企盼的西郊新校舍，建成东教学楼和一座平房饭厅。二层楼的教职员宿舍还正在建造，学校便迁入了新校址。
当时，新校址还是一片旷野荒郊，甚至偶尔还有狼出没，连旁边的人民大学，也只盖了一栋“灰楼”和几排平房。
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会议指出：
今后工农速成中学设置，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向大学附设方向走，这样师资设备等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根据中央会议精神，1952年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下达文件，通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正式移交中国人民大学领导。
在同年的8月15日，完成接交手续。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学校在创办初期，教育部从东北、河北、山东等老解放区，选配了一批既有革命经验，又有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干部，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
首任校长胡朝芝，1939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1940年，胡朝芝到延安，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一班学习。
1949年12月，胡朝芝调入北京。
1950年1月，胡朝芝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工农实验速成中学校长。胡朝芝原则性强，而且富于经验，威望甚高。
副校长王食三，从老解放区河北正定师范学校调入，他博学多才，后来长期在人民大学任教。
教务副主任唐孝纯，是老教育家俞庆棠的女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成人教育，并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唐孝纯就来到该校，担任教务副主任。
在1951年迁校不久，教育部又调山东昌乐中学校长夏加，来校担任教务主任。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夏加积极参加了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建工作，发展了他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教育思想，在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总结出经验，在全国同类学校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为新型的工农教育起到示范作用。
全国办成工农速成中学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干部，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各地纷纷作出了关于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决定。
1950年4月，中南区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并进行师资训练。
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还设立了一所实验工农速成中学。该区在1950年2月举行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曾讨论创办工农速成中学问题。
4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决定，就工农速成中学的任务、学生来源及入学条件、修业年限等项做了规定。
同时，中南军政委员会指出，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上半年训练师资抽调学生，下半年正式开学。
并计划在年内，成立工农速成中学4所，其中一所由中南教育部直接领导，其余3所由河南省、武汉市、广州市分别创办。
中南教育部根据上述决定，研究了开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步骤，决定首先在部内设置机构，并着手训练师资、编选教材和筹办实验工农速成中学。
中南教育部计划，除河南省工农速成中学师资，由该省自行委托河南大学训练外，其余3所的教师，由该部委托武昌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进行训练，由各省、市选调95名优良教师参加学习。
师资训练班在5月15日开学。预定学习期为半年。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4月份便已着手筹备。校址设在中原大学内，决定首先举办4个班，招生160名，9月1日开学。
这4个班的各科教师，由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选任。师训班的各科教员，均担任集体编选教材和集体讨论教学法等工作，在教与学中实验，以体会工农学生特点，从而修改教材，研究合适的教学方法。
师训班的教育行政组学员，还参加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行政工作，以便取得工作经验。
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事宜，经中南教育部邀请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人事局、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商讨，分配名额，由中南直属机关和江西、湖南、湖北省保送学生，参加入学考试。
第一次入学考试在7月中旬举行。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第一次入学考试时，发现各部门送来投考的优秀干部不多，而且有一部分不够入学条件。而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局，在审核学员入学条件上，有些放松。
因此，在同年的7月28日，中南教育部又召开了一次招生会议，邀请民政部、人事局、中南总工会等单位参加，由中南教育部潘梓年部长作报告。
潘梓年指出了第一次招生工作中的缺点，并介绍了东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招生的情况。
接着，中南人事局召开中南直属各机关的人事会议，商讨如何选送合格干部，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问题。
195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发出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决定以速成的办法，培养经过革命战争和各项实际锻炼的先进人物之后，中南教育部成立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小组。赵君陶任副组长，当时赵君陶是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处长。
赵君陶认为：
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选好领导和教师。
为了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赵君陶亲自到中南选教师。
同时，赵君陶还十分重视教材。她在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抽调许多高水平的教师，组织起来编写教材。
赵君陶注重改进教法，主张教师们互相观摩、交流，相得益彰。
她还积极热情地帮助教师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以保证他们能够用心学习。
由于工农学员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多，赵君陶就把原来定的3年毕业，改为3年至4年毕业，这充分体现了赵君陶实事求是的精神。
赵君陶教育学生要尊重教师。她风趣地说：
他们把知识交给你们，这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了。
1953年，赵君陶调到中宣部工作。
为适应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各项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为了迅速提高工农干部的素质，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热潮，专门培养工农干部。
赵君陶被调到南开大学速成中学任职。她的教育非常有特色，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速成中学既有普通中学的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既要速成，又要系统扎实地掌握知识。
赵君陶认为，若不扎实，谈不上速成。因此，这对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
为此，赵君陶和教师、学生共同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
赵君陶采取老师指导，老师学生共同讲，老师总结的办法，以老师为主，启发了学生的思想，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赵君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主张通过讨论，共同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育研究会。
赵君陶还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她组织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观摩学习、跟班听课和老师一起备课、上课、辅导、实验、修改作业。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习和掌握速成中学教学方法的特点。
赵君陶要求青年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研究。她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经过一系列的变革和摸索，以赵君陶为领导的南开大学速成中学的教学有了显著地提高。
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
工农速成中学是崭新的人民教育，因而没有旧教育的传统制度、条件、习惯的限制。
根据《速成中学暂行实施方案》的指示，各地从实际出发，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制度、课程、教材、方法，走自己的道路。
速成学校偏重于文科，这与工农学生补习文化有着密切地关系。
北京实验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仅在北京市范围内招生，由学校向中央和北京市党政部门分配报名和录取名额，经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人事局或北京市文教局审查，一律经过考试，合格后录取入学。
王成选同学是财委会行政科的办事员，入学时22岁。他14岁就参加了革命。
王成选小时候是因为家里穷而不能读书。
参加革命后，他又先后当特务连的战士、班长、警卫员等工作，不能专门进行学习。但是，王成选学习的心，并没有放下过。
到了北京后，王成选更感觉到没有文化的苦闷。他在机关工作，写不出报告，作不出总结，他感到非常地苦恼。
在听到工农速成中学招生的消息后，王成选再也坐不住了，加紧了刻苦学习。
入学后不久，正当学校要考试的时候，王成选在医院进行盲肠的手术。但还没有等伤口愈合，王成选就跑到学校参加考试。
宋盛云同学是一位保育工作者。她的家庭是雇农。宋盛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有饭吃，就到地主家给照看孩子。
1938年，宋盛云的家乡解放后，她参加了儿童团的工作。1944年，当宋盛云到延安的时候，以为可以接着学习了。可是没想到，组织上派她到保育院工作。她当时就闹情绪，不愿再带孩子。
在保育院工作了两年之后，宋盛云才把思想搞通，明白了保育工作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现在，组织上把她送来速成中学学习，宋盛云真是感到十分地欣喜。她在自传上写着：
今天能够来学习，真是想不到的事。
谷敏同学本是一个弃婴，她是被邻居收养，长大成人的。长大后，谷敏又做了童养媳。
新中国成立了，谷敏变成了一个机关的办事员。现在，组织上又把她送到学校学习。在谷敏心中，这的确是天大的喜事。
刘桂生同学是想了10年的学校，到现在才如愿以偿。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着。
1952年，学校移交人民大学，改为人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后，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招生基本条件未变，只在年龄上规定为16至30岁。
此后，招生人数逐年递增，有相当一部分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干部、部队指战员和全国劳动模范，入校学习。
战斗英雄周天才、战士作家高玉宝、劳动模范郝建秀、杭佩兰等，都曾在该校学习。
郝建秀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她在青岛国棉六厂做档车工时，首创的“细纱工作法”，曾大大促进了纺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提高。
郝建秀本来没有什么文化，她之所以能在后来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从容应对，与她曾在工农速成学校努力学习，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是分不开的。
1952年，山东大学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全校上下对此都十分重视，华岗校长亲自指导速中教师如何备课。
1952年11月30日，山大工农速成中学正式开学，郝建秀作为首届学生，从工厂来到校园。
郝建秀虽闻名全国，但是她到校后，便立即融入到班级活动中，和同学们一起打扫卫生，参加各项课外活动。
团支部书记刘晓桐老师，负责帮助郝建秀处理一些社会事务，主要是回复校外大量的来信。
每次，刘晓桐征询郝建秀的意见时，她总是先问组织上是怎么看的？校长是怎么说的？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入学前，郝建秀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写一篇文章字句不通，错别字连篇。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郝建秀的进步很快，一学期下来，7门功课都得了良好。第二学期开始分文、理科，又增加了几门新的课程。郝建秀不畏艰难，学习质量稳步提高。
1953年，郝建秀先后当选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她经常要去北京开会，往返于北京与学校之间，花去了不少时间。
1954年，领导决定将她转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插班学习。
郝建秀在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华东纺织学院。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青岛、北京等地纺织系统担任领导工作。
工农速成中学的举办，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积极创办工农速成中学
在建国初期，教育“向工农开门”，这在当时是普及教育之举。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大量的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遍地开花。
1950年4月15日，大连工农速成中学创办。
在旧社会，许多劳动人民和自己的子女，连小学也进不去。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学。在4个月前，这些同学有些是拿枪杆子的军人，有些是拿锤子的工人，有些是拿锄头的农民。
在开学前，有些同学是在报纸的招生广告上知道招生的消息：念书不花钱，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培养大批工农专家。有些同学是在自己的工厂，或者农村的小组会上听说：上级号召上工农中学学习。过去旧社会把咱们弄成大老粗，现在是新社会啦，咱们是当家的主人，要学习成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
在新生考试的时候，同学们从各工作岗位，背着简单的行李，就开始学习了。在同学们当中，真正高小毕业的只有半数，其余有些根本没有进过学校。
开始的时候，学起来真是有些困难。年龄大的同学，虽然容易领会，但是记不住。水平低的同学听课又听不懂，又不能各科都听。但是，这些工、农、兵学生，从来就没有怕过困难。
每天19时至21时，在上自习课的时间内，各科教师都和同学们在一起，随时解答一切疑难问题。同学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自习时间，有不明白的问题，马上就问老师。
仅仅上过二年级的高淑枝，开始各科都跟不上。
但是，她使用了“一好三多”的方法，不久就可以跟上学习进度了。高淑枝说：我在学习上并没有什么好法子，就是上课好好用心听，不会就多问，自习时间多练习，在课外也多想学习的问题，慢慢就不难了。
郭防同学在辽东省党校学习时，刚开始学了“小九九”。在工农速成中学开始学习时，老师在课上问他：“九乘六是多少？”郭防都不能马上回答上来。
因此，郭防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顾虑，学习不够安心，始终怀疑自己跟不上学习。教师在特别辅导时，就专门帮助他，从而解决了这个困难。
国文老师在帮助学习差的同学时，规定每天写50个字，或造两、三个句子，并随时检查，纠正错误。
举办这样的工农速成中学，是相当紧张而又艰巨的。由于是在试办摸索经验，因此课程标准与进度，都没有统一的规定。
工农速成中学的目的是，要争取在3年内，完成中学的全部课程。学校的师生们，都在为完成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着。
一位曾在速成中学任教的老师说，在学校的教师生涯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这位老师说，当时他开始教学时，只有19岁，面对这些比他大好多的特殊学生，面对他们的朴实，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位完全的老师，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学生，也是战友。他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优秀品质，感受到了他们的那份热情。
这位老师说：“这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站，也是这第一站，让我把握了人生的方向，知道了应该为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