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在对曾经两次上马又下马的川豫铁路再次勘测设计后，他们确定线路由襄樊至成都，称襄成铁路。
早在民国初年就曾有人建议修建信阳至成都的铁路，但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编制的《战后铁路复兴计划概要》中，也曾提出修建川陕铁路重庆至紫阳段，然而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1967年，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拿出了襄成铁路初步设计。
1968年2月，铁道兵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提交了《修建渝达铁路的报告》。中央出于国防建设的需要，作出决定，先修重庆至达县的渝达铁路，缓建成都至达县段。
1968年底，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周恩来参加了铁道兵和铁二局人员的小组会，他逐一询问了成昆铁路的具体通车时间。并在当晚的全体人员大会上，指名铁道兵参谋长何辉燕负责西南铁路修建任务，一手抓成昆，一手抓襄成。
铁道兵党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了以何辉燕为首的西南铁路建设领导小组，于1969年初开始工作。
1969年1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确定：
铁道兵负责施工的西南铁路建设，包括成昆、渝达线、襄成线和渡口支线、连同京原线、嫩林线的计划、投资。
1969年3月11日，中央军委批复，为统一领导西南地区铁道兵施工部队，同意在成都成立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三线建设会议，决定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四川省为主，云南、贵州省及中央有关部门参加。
周恩来同时宣布，撤销原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组织指挥。
1969年6月15日，总参谋部正式下达了《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编制》。
何辉燕兼任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苏超任政治委员。
根据上述决定，铁道兵党委调铁道兵参谋长兼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所司令员何辉燕参加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何辉燕在成都成立铁道兵西南指挥部，负责成昆线、襄渝线的部队以及在西南的工厂、仓库等单位的党政、军事领导工作。
当时，苏联出于自身对西伯利亚以远控制能力脆弱的担心，对中国在远东具有的绝对地缘优势和急剧膨胀的庞大族群优势满怀戒意，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战略力量成长意味着自己远东存在的结束。
曾经，苏联寄希望于中国的“权利更迭”，又断绝了“老大哥”重叙兄弟友谊的这一线希望。
中苏间的敌对已在所难免，自1965年末起，苏军在中苏边境布置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100万以上。除帕米尔高原无人区外，在长达1800公里的我国边境线上，重兵压境。
中苏间漫长的国境接壤，决定这种战争更具有全面性与突然性。
1969年8月13日在铁列克提苏军对我边防军突然发动攻击，导致我军牺牲79人。
1969年9月柯西金秘密来访，代表苏联政府表达双方相互妥协的意愿，但中央政府依然不敢把国家安全维系在别人的承诺上。
1969年底，中央确定渝达、襄成两线合一，称襄渝铁路。
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加快铁路建设问题。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何辉燕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手拿一支红蓝铅笔，指着桌上一幅中国地图说：
毛主席亲自确定了襄渝铁路的走向，这条铁路要快修。
修好这条铁路，四川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局面，“天府之国”的交通就活了。
周恩来当时紧握着何辉燕的手，再三嘱咐说：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铁道兵了，要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铁路早日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