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哲学无关——不会因风景而有一种不同的
哲学。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很不严格地
使用了语言学，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寄生
是周期性的，哲学渐渐缩小为一种理论练习，
一种语言游戏，尽管它一直有着学究式的傲慢。
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是个白发斐然的老头，七十多岁，身材不高，总是昂着头，喜欢用牙咬着烟斗而不吸。这一习惯显然不是出于思想，而是出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无法想象老头吸烟斗有多少年了，看上去好像很年轻就如此。不妨说就咬烟斗这一习惯而言，老头不像个思想家，倒像个资深的早已洗手不干的侦探。
老头的眼睛已经老了，松懈了，有痕迹很重的眼袋，眼袋之上的目光依然锐利，有如晚年福尔摩斯毫无幽默感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不过一头雪白的头发多少校正了老人福尔摩斯式的锋芒，不妨说它更代表了老头影响世人的思想。
尽管颇有风度，老头短小的身材还是无法同马丁格的高大身材比，就遗传学而言，老头在一切方面都与马丁格毫无相像之处。马丁格身材伟岸，静穆，动作缓慢，加上绛红色的袈裟，本身就让人想到一座绛红色的庙宇。因此在儿子面前，如果不是烟斗和与烟斗相称的白发，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几乎就像个前来寺院的观光者。
除了身体、气质截然不同，或许还因为阔别了二十年，因为各自的时间完全不同，因为信仰与怀疑如此不相容，父子见面并不亲切，甚至没有拥抱，但又一见如故。两人不像父子会面，倒像两种不同事物的会面：马丁格施以西藏的礼节双手献上哈达，但老头只戴了一会儿，明显感觉不适，找机会摘了下来。不过为了表示对哈达的尊敬，老头认真将哈达叠好，放在了贵重的手提箱里。
同样，老头对拉萨的风景也没显出特别的兴趣，尽管拉萨的河流不同于西方所有的河流，喜马拉雅山也比阿尔卑斯山巍峨许多。但是风景与哲学无关，不可能因为风景而有一种不同的哲学，这是老头的一贯看法。因此不论到任何特别的一地，老头都没有特别的评价。老头在法国靠近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有一幢十七世纪的老房子，房子里有一些西藏的照片，是马丁格很早以前寄来的。每年老头都要到那所老房子住上一阵子，在那里完成部分思考与写作。在老头看来自己熟悉的阿尔卑斯山与喜马拉雅山没什么特别的不同，特别是当进入与儿子的对话之后，老头甚至认为自己不过仍在阿尔卑斯山可以望见雪的老房子里。
老头在法国属于老派自由主义的怀疑论哲学家，与罗兰·巴特、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以及雅克·德里达等结构主义以降的新派哲学家不同，老头是保守的，古典的，在老头的精神谱系中可以明显看到休谟、蒙田、笛卡尔、帕斯卡尔这样一脉怀疑论哲学谱系中的名字。出于对尼采以降的非理性哲学的质疑，老头对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哲学一向持批判态度，特别是对福柯、德里达过度使用“语言学”更是评价不高。“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很不严格地使用了语言学，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寄生是周期性的，并且从十八世纪就开始了。”老头这样评价福柯。在老头看来，法国的新潮哲学不过仍是“新形而上学的产物，是技术化的理论练习和心灵碎片化的结果；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人们掌握的小知识越深认识上就越盲目，因为这样一来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禅学之所以在西方越来越受到欢迎，首先是因为西方哲学在生活艺术和道德领域的逃脱所致”。老头认为自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哲学在西方一直大体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一个是对自然的认识。差不多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对于第一个分支不再感兴趣，将它抛弃给了宗教。第二个分支则由科学担负起来了。这时候哲学所剩的仅仅是对于超出自然之物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研究。从这时起“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就被西方抛弃了，哲学渐渐被缩小为一种理论练习、语言游戏，尽管它一直有着学究式的傲慢，但已不能与科学相抗衡。至于科学，老头认为虽然完全独立地得到了发展，但科学并不建立道德和智慧，因此总的来说是哲学的逃脱与科学的技术化，才使得佛教在西方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但佛教真的能解决“我们该怎样生活”这一古老的命题吗？佛教在哪些方面属于哲学范畴？它到底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宗教？或者既是哲学又是宗教？老头有诸多问题要同儿子讨论。
因此，老头当然不是来看望儿子的，而是来寻求对话的。对于儿子二十年前结束了巴斯德学院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而投身于西藏宗教生活，老头尽管一直给予了尊重，但许多年来并不赞成。尊重是一回事，赞成是另一回事。过去老头从未认真过问过马丁格二十岁时的选择，在老头看来年轻的马丁格那时不过是一种情绪的选择，而老头是从来不与情绪对话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马丁格的情绪选择已变成一个饱含时间的理性事实，并且代表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另外如果马丁格当年的出走是一个时尚之谜的话，那么二十年之后已成为真正的谜。
马丁格出生在上流社会，父亲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不用说了，是哲学家，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四十名院士之一。母亲雅娜·勒图穆兰是个画家（后来在马丁格的影响下这位母亲也皈依了佛门，成为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一伊夫·勒图穆兰则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出生在这样的家族，马丁格从小学到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二十二岁便获得了巴黎理工学院的理学博士学位，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雅各布的学生。年轻有为的马丁格在巴斯德学院成为最年轻的研究员，从事生物学方面的高等科学研究。正当马丁格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雅各布引领下已登临科学巅峰时，一次假期的喜马拉雅山之行改变了马丁格的内心构成。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清楚科学家的儿子皈依释迦牟尼并非因为对西方宗教失望，或是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危机”所致。不，科班出身的儿子那时既不是流行的“嬉皮士”，也不是“垮掉的一代”，既不是失恋者或同性恋者，也非精神创伤者，不抽大麻，不上街游行。马丁格是那个时代标准的青年，最前沿最年轻的科学家，是新科诺贝尔奖得主雅各布的助手。除此之外，年轻的儿子还喜欢天文学，照相术，对鸟类学倾注过很大的热情。
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要问问儿子：当年一个在巴斯德学院分子生物学上有过顶级研究的人，一个曾面对由让-弗朗西斯科·雅格布和其他著名生物学家组成的评审团进行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一个已站在了分子生物学最前沿的科学家，何以同时或在那之后转向了起源于东方的佛教？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儿子心中萌生了这个决定？
二十年前老头就该这样问，但是没有。不过，同样的问题二十年后才问的确又有所不同。二十年前他们是儿子和父亲，现在儿子已是大师，两人都具有时间的分量，并且代表了不同但一样强大的精神系统。此外，如果是别人这样问马丁格为何信仰佛教，马丁格很容易回答——马丁格已无数次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通常，由于提问人虽然出于好奇但也充满了尊敬，马丁格总是给予慈悲而简单的回答。这其中马丁格对我的回答是最深入的。马丁格从维格那里听说了我的非同寻常的志愿者经历以及我的生活方式，特别鼓励我在西藏的精神实践，许多次马丁格当着维格的面赞扬我，维格对此总是不以为然[6]。
但是，显然，马丁格这次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父亲。
马丁格过于长久的沉默让怀疑论者父亲明显感到不适，特别是马丁格的沉默像寺院里常见的佛像就更令怀疑论的父亲不适。马丁格目光低垂，含胸，高大，尽管并没看着父亲，他高大的坐姿仍自然地俯瞰着端着烟斗的父亲。也幸亏老头总是用牙咬着烟斗，这使老头保持了某种固有的质疑一切的姿态。
马丁格当然不可能简单地像通常回答别人那样回答父亲，诸如“人生而为人是难得的，但人生无常，六道轮回，有循环往复的烦恼和痛苦，所以要寻求解脱之道——佛法就是解脱之道”。马丁格不能对父亲这样说。再有马丁格得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创造物，他们已有二十年没见，二十年的回忆是漫长的，而对于一个佛教徒而言回忆从来就是困难的。甚至，回忆二十年前几乎就像回忆“前世”一样困难，就像回忆“另一个人”。那么，在这“另一个人”的身上是否可以说早有一粒遥远的类似“精神”转世的种子？马丁格在穿越晦涩的生命——因为现在的他就是从那粒几乎难以觉察的精神的种子分离出来的。这粒种子无论如何和父亲有关，毕竟父亲在给予他的生命中包含了那粒偶然的东方的种子。当然，那种子不属于父亲，它只是经过了父亲，就像会经历任何人一样。
——就是说，没有那最初的种子，就没有信念的萌生。
他可以这么回答父亲吗？
那么最初是什么触动了那深埋的种子？在巴斯德学院，或者更早？更早引发内心种子萌动的是读了一些有关宗教传统的书？是的，他虽然并没生在一个信教家庭，但接触过一些宗教方面的书，能记起的其中有基督教的，印度教的，苏菲教义的，恰恰没有关于佛教的书。那时西方很少有真实可信的佛经译本，而且，主要的论著或译本对佛教的理解也是畸形的，即认为佛教是一种讲人生皆空的虚无主义哲学。不过尽管畸形，那些译本还是笨拙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此后，通过雅克-伊夫·勒图穆兰舅父，他又发现了很重要的勒内·盖农的著作。
——勒内·盖农？我知道他，老头端着直烟斗，他的书当时有些影响，不过那好像是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书，你能作一点详细的说明吗？比如盖农主要有哪些关于东方哲学的著作？我记得当时随便翻过勒内·盖农的书，但我对他的作品记忆不确切。另外，你认为那些神秘主义的书对你产生了影响？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马丁格才艰难地在回忆中缓慢地说：
——勒内·盖农写了大约有二十本书。主要有《东方，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东方形而上学》和《吠檀多所说人与其变异》，后一部书解释了人的自身内部神性的实现和演变过程，以及人类在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一致性。这些充满东方意味的书给我的内心带来了满足，但不是决定性的。
——你是在多大年龄读这些书的？父亲问。
父亲的话问得多少有些奇怪。一个父亲竟然不知儿子那时读了那么多神秘主义的书显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不过说起来也不怪，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对儿子少时读的书所知并不多有另外的原因。老头很早就同马丁格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穆兰女士离异——马丁格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当然了，老头并没放弃对儿子的责任，定期接儿子到自己的新家，一直承担着法律义务。两个分开的家庭，无疑从小给马丁格带来“分开”的目光。谈不上什么伤害，只是要经常分清这儿是母亲的家，那儿是父亲的家；父亲与母亲是可以分开而并非天经地义地在一起。很难说这是一种理性还是一种淡漠，不过事实上由于家的分开马丁格的视野更加开阔，较之从前，在两个家庭中很小的马丁格认识了更多人：父亲的朋友，母亲的朋友，父亲的女人，母亲的男人，某段时期的继父或继母……那些人都是有教养的人，大多是社会名流——艺术家或思想家。马丁格从小就生活在高端的人群中，从没觉得这些人有什么可仰慕之处，也从没想过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个。马丁格衣食无忧，享受着最完善的教育，直到进入顶级的巴斯德学院，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帆风顺。
但马丁格的内心并不真的平静，特别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尽管马丁格协助雅各布研究的课题处在当时世界的最前沿，但他的全部工作看起来其实就是每天登录一个特别具体的细菌染色体遗传卡片。显微镜下的细菌微观又微观，甚至微观到和人的肌体都没有直接关系，更不用说和心灵。科学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内心的问题——马丁格告诉父亲。马丁格最早读勒内·盖农时不过十五岁，此后还读了拉马纳·马哈尔什的一些谈话录。拉马纳·马哈尔什是一位印度哲人，自身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精神本质，即非二元性的内在认识。这些与科学毫不相干的书在马丁格当时的内心产生了越来越隐秘的影响。
——但是，马丁格对父亲说，真正开启我对佛教兴趣的不是阅读，是1966年的喜马拉雅山之旅。
——那时你二十岁！
老头轻而易举算出儿子的年龄，很微妙地显示了对儿子的关心。
马丁格稍稍想了一下，接着父亲的话：
——那时我在巴黎理工学院，还没进入巴斯德学院。就在那个时候，在理工学院，一次电影剪辑课上，我看到了阿尔诺·戴雅尔丹摄制的西藏大师的电影。阿尔诺·戴雅尔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与一位通译作了两次喜马拉雅山旅行，深入到那些大师的隐秘的生活之中……
马丁格的叙述越来越流畅，好像已清晰地分离出了自己的“前世”，好像画外音似的讲解着自己的当年。马丁格想起那时因为刚刚结束学期合格考试，在投入研究之前他有六个月的假期，也想进行一次远方的旅行。那是“嬉皮士”时代，许多法国年轻人驾驶着双马力雪铁龙汽车或是靠招手搭车而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走上通向印度的道路，而马丁格那时还在被东方的武术吸引，他本来想去日本，但是看了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他决定去喜马拉雅山。
——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好像也在法国电视二台转播过。
父亲说，也陷入了回忆。
——是的，马丁格说，从1966年起转播过多次，那部电影资料片包括《西藏人的使命》、《安详之地喜马拉雅山》、《智慧的子孙》、《瑜伽信奉者之湖》，共四个小时。那是一些个非同寻常的资料，那些资料显示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无先例的事实是：西藏有众多的人在修行，他们是和尚、尼姑、洞穴中的隐修士、寺院里教学的学者，精神实践在西藏无可争议地是个人存在的首要目的，与精神生活相比其他都是次要的。
马丁格完全进入了自己的内心，有种平静的激动。
老头没打断儿子。马丁格继续说：
——在喜马拉雅山，我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自身即是他们所传授的事物的图像，看起来那么引人注目。我当时还不能明确地把握什么要旨，但是使我震动的是我可以确认他们符合我理想的圣者、完人、哲人的形象，这样一类人在西方几乎找不到了。那些静穆的西藏大师是我想象出的诸如圣方济各或苏格拉底那些西方古代伟大哲人的图像，但这些西方的图像当时对我来说已变成了一纸空文。我不能去与苏格拉底相会，不能去听柏拉图的谈话，不能坐在阿西兹的圣方济各的脚下，但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仿佛是智慧的活的榜样……
——等等，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打断儿子，你刚才强调古代哲学的特征或形象，显然是指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一致的，可这并不新鲜。在柏拉图时代，哲学的确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知识或一种理论，一种对于世界或生命的解释，哲学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苏格拉底的学生们不仅学习哲学，也在生活中实现哲学，至少是和他们在自己的谈话中使之理论化一样。在西方，直到罗马帝国结束时，哲学家们都是很活跃的。哲学家在一大群重要人物身边扮演着亲信、精神主人、指导者、道德安慰、有益的伴侣等角色。他们不满足于传授而是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所传授的事物，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与一些宗教的面貌相近。在伊壁鸠鲁派或斯多葛派学者那里就制定了一种学说，同时自己又是这种学说的化身。我想，我可以理解你看到那些西藏人后所受到的精神上的震撼，理解在这些西藏哲人身上一开始打动你的显然是一种直观性或者接近性，这种接近性与西方哲学的那些起源差不多是一样的。
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取消了佛教修行者与古希腊先哲的区别，意在说明马丁格所见所感并不足导致儿子的选择。马丁格不认可父亲，温和地反驳道：
——西藏的大师并不试图制定一种学说，而是要成为一种千年传统的忠诚完备的守护者。总而言之，不管古代西方情况如何，那些身体力行的西方大师现在早已消失了，而现在在西藏，在喜马拉雅山，仍然存在着一种活着的、可到达的、像美好事物的橱窗一样的传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
——请原谅，是哪些美好事物？老头晃了晃空烟斗，你领会了佛教学说中的什么东西？我说那时候，你年轻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成为一种学说的化身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种学说具有价值！
父亲老而夺人的目光直击儿子。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确切地说在1966年，他对佛教的确还没什么明确的概念，不过是仅仅看见了那些哲人，仅仅是通过一部电影看到了透露出的那一点点东西。
——但是，就是那一点点东西，已使我预感到了一种有着启发意义的东西！
马丁格没觉察到自己的声音也多少提高了。
——你知道，马丁格又缓和了口气，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像画家亨利·马蒂斯，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我的导师雅各布，我遇到一些来自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具有威慑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称之为“人的完善”的东西。他们的才能、知识、技能、名声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粗鄙、狂妄、骄傲自大……
马丁格谈到的问题是尖锐的，事实的确如此，就人的理想的“完善”的境界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个人是否真正幸福的问题，是那些杰出人物或者任何一个人的困境。但是，这是永远也解释不清的。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显然不想在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上纠缠，于是不无幽默地谈起儿子对鸟类的爱好。
——那时候，我记得，也就是1966年前后，你好像还热爱过一阵子照相术和鸟类学，对了，我记得你在二十二岁时还写了一本关于动物迁徙的书。此外，我记得你曾热烈地投身于音乐。
这些爱好回忆起来的确是亲切的，马丁格似乎进入了父亲的轨道。
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格坚如磐石。
——是的，鸟类学和新音乐都曾经强烈地吸引过我，特别是音乐，在我母亲那里我多次见过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另外一些法国杰出音乐家，我有很多机会与那些在西方激起人们崇拜的人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一次次怀疑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向往他们这一切？
——你并不想成为他们？
——是的，不。他们当时并不让我感觉满足，相反倒是那些喜马拉雅山的电影让我发现了更多的东西。阿尔诺·戴雅尔丹在电影中说的话让我震撼，他说：我相信，最后一批伟大的哲人、精神活着的榜样，就是现在这些居住在喜马拉雅山的西藏大师。就在那个假期，我改变了原来准备去日本旅行的想法，去了喜马拉雅山[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