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天价以外……
南京天价幼儿园开张以后，舆论一片哗然，此后类似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10万元的收费当然是天价；对于某些有钱的外籍人士和有实力的企业老总而言，只是“开发幼儿智力”、“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必要支出而已。
收费多少我以为并非问题的关键，10万也罢，20万也罢，只要不是占用公共资源，不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咱们没必要跟着饶舌。
问题在于天价以外又如何。
中国是人口大国，自然也是幼儿大国。父母望子成龙，孩子有权受到呵护，这都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收费10万的优质幼儿园，明说是为了“高端人士的特殊需求”，显然并不承担“普度众生”的道德义务。这就使花不起10万的芸芸众生不得不自谋出路，以期不要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输得太惨。
于是，将眼光朝10万以外的地界那么一扫，发现幼儿园总量原本少得可怜，稍微像样一点儿的虽然不用掏10万，也得花上好几万“赞助费”才能问津，而且据说还得有熟人打通关系才有资格“自愿捐款”。这就让那些工作时间不长、工资收入不高的小爸爸、小妈妈犯了难：孩子生而平等，只是由于自己不争气，没能成为“高端人士”，就不得不让幼小的孩子在低端幼儿园挣扎。孩子是否输在起跑线上不得而知，起码做父母的当头挨了一棒，晕晕乎乎倒在了中途。
中国的教育资源匮乏，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中国的幼儿教育资源也匮乏，尤其是优质幼儿园打着灯笼难找，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残酷的现实”存在了很多年，据说各级政府作了很大努力，但情况似乎并未见明显好转。倒是收费进步很快，“高端”基本形成，百姓徒叹奈何，只有反求诸己。
于是形成这样一个叫人酸楚的怪圈：一对年轻人大学毕业，辛辛苦苦工作数年，黄口小儿呱呱落地，小两口收入依然捉襟见肘。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得不将孩子交给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保姆外出挣钱；另一方面，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保姆工资。本来孩子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来带可能更理想，但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又不得不将孩子交给小保姆。倒霉的当然是可怜的孩子，既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又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幼苗就是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长大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民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人均收入显著提高。但时至今日，教育开支依然不到ＧＤＰ 的4%。至于尚未列入义务教育范围的幼儿教育开支，当然更提不到议事日程。看来，年轻父母在努力自救的同时，完全有理由期待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公益责任。“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苦了谁不能苦孩子”，这么动听的口号，总该落到实处才好。
（原载《讽刺与幽默》2008年４月６日）
听 谁 的
最近，围绕“响一声就挂断”的电话到底能否高额吸费的问题，媒体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清算司负责人说：“通过大量详尽调查，高额吸费基本不存在可能性，这是不法分子为推销所谓群呼设备利用互联网所做的欺诈性宣传。”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警官认为，“高额吸费”诈骗确实存在。前者拿出了在吉林、天津等地对65个所谓“吸费号码”进行回拨测试的结果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后者也举出今年春节前后接到多起“高额吸费”报案的有力证据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两种意见都有来历，都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都言之凿凿地登在首都的大报上，一方是国家信息产业部门，另一方是代表法律尊严的政府公安机关，一方有专家坐镇，一方有警官掌门，谁都比百姓内行，谁都比群众有发言权，那么到底应该听谁的呢？
其实，相对于上述两方之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第三方，就是无权无势的普通消费者。因为其弱势，所以不得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只有花钱付费的责任和义务，很少有了解真实情况、获得对称信息的权利。相对于两家权威部门的权威说法，善良的百姓只好从自己朴素的切身感受出发，怀着“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阴暗心理”，去判断两家政府机关给出的难题，以免自己那点儿可怜的收入稀里糊涂被人“吸走”。
我之所以说百姓心理“阴暗”，丝毫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因为作为普通百姓，我本人就经常怀有这种心理。不仅如此，我还坚定地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甚健全的当今社会，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一条屡试不爽的人生经验。如果你像傻根儿一样坚信天下无贼，不仅你的话费可能被人吸走，你的其他财富也可能不清不白地落入骗子手中。重要的不是指责百姓心理阴暗，而是应该深入思考一下产生这种阴暗心理的社会基础、道德基础、心理基础是什么。毕竟空头君子好做，实在好人难当。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人总是比做坏人更难、更辛苦、成本更高。
反过来看“高额吸费”的有与无，百姓当然不敢对权威部门的说法妄加评论，毕竟人家都是政府机关，而且说话之前又做了“调查”，据说还是“大量”，因而只能心中惴惴，口中啜嘘。联想到信息产业部门多年来解决不了手机双向收费的痼疾，在要钱这点上从来不向消费者妥协，因而对于他们作出的“高额吸费基本不可能”的回答，百姓心中自然感到没底。而对公安机关给出的“高额吸费确实存在”的说法，当然“宁肯信其有”了。
这倒让我想到一个或许不搭界的问题，政府机关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究竟取决于什么？仅仅取决于它是政府机关？看来还不够；取决于他们对一次事件的集中调查结论？看来也不完全够。我想，对一个人的信任建立在长期的观察了解之上、同甘共苦之间，对一个政府部门的信任大概也应如此吧。这些年消费者没少和信息产业部门打交道，从中获益很多，吸取的经验教训当然也不少。这回清算司的同志又一次有理有据地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并且明确告知“经过大量详尽调查，高额吸费基本不可能”，这就使消费者又一次受到教育，真的心里有数了。而我比较愚钝，对于“大量详尽调查”是否包括对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调查不甚了了，很想知道个究竟。如果已经调查过而坚持原来的观点，留待消费者自己去判断，那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消费者自主能力的尊重；如果根本就没有调查，又说是“大量详尽的调查”，恐怕就不太合适。不管怎样，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信息公开的同时，不得不开始习惯于自我判断、自主选择，不知这算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推诿。别人怎样看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遇到响一声就断的来电，肯定还是不敢接。毕竟人家清算司的领导说的是“基本不可能”，不是“绝对不可能”，万一不“基本”咋办？我不是又让人“吸费”了吗？
所以呀各位朋友，一定要相信政府机关，更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好自为之吧。
（原载《今日浙江》2008年第12期）
思想解放的先声
―《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序言
选编1976年至2000年间的杂文作品，是一项令人激动的事业。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是引领思想解放的先驱力量，是令人瞩目的电光石火。它以自己睿智的眼光、坚忍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把冰冻的土地融化，将蛰伏的生灵唤醒。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时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是以杂文的突破为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快捷的武器对敌人做出最有效的攻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
谈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杂文发展的历史背景。离开这个重要背景，此后的发展变化就无从谈起，就说不清楚。
新中国成立至今，杂文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形成三次规模不等的高潮：一是1956-1957年初夏反右运动之前，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延续不到一年时间；二是1961-1962年，为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危急局面，在国民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文艺方面提出“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之后一年多时间；三是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三个高潮”历经半个多世纪，然而累计起来不过三十多年而已。从总体上说，“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杂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时期；“文革”十年，是包括杂文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全面荒芜、彻底凋敝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三十年，是杂文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建国后杂文发展最为迅速、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然而即便是这三十年的杂文发展，也并非一马平川、毫无羁绊。杂文的兴衰，总是随着思想解放的力度和舆论空间的大小而起伏的。
以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化会议为标志，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文学史家所说的“当代文学”时期。建国后的两三年，国家虽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但新的人民文艺却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局面，各种文学样式不断涌现佳作，文学新人层出不穷。然而，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杂文，却显得相对沉寂。尽管有夏衍的百余篇专栏文章，有“马铁丁”（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思想杂谈”，有1953年《人民日报》集中发表的一批杂文，有1954年上半年由于引进苏联“小品文”带来的杂文的短暂“繁荣”，有1956年《中国青年报》“辣椒”副刊的系列短文，但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杂文创作是相对萧条的。直到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之后，杂文才迎来建国后第一次真正的“复兴”。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为例，从1956年7月1日起，到1957年6月6日止，“花边”内外的大小杂文发表五百篇左右，作者二百余人。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均属空前。从作者上看，包括了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夏衍、艾青、臧克家、田汉、何其芳、邓拓、徐懋庸、林淡秋、袁水拍、曾彦修等一大批作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可谓名家云集。从题材上看，举凡国际国内、天上地下、山南海北、风土人情，无所不谈。从文风上看，清新活泼、潇洒自由、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然而随着1957年6月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被“错划”，杂文短暂的繁荣局面随即销声匿迹。1961年至1962年间，伴随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初步反省，特别是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的提出，杂文创作再次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但这一次的“繁荣”不像上一次作者面那样宽，其突出特点是多为高级干部写专栏，如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夏衍、孟超、唐弢等人的《长短录》就是这样。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杂文不仅和其他文学艺术样式一样被彻底消灭，而且许多杂文作家的肉体生命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没有看到新时期的曙光。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三十年间，杂文“繁荣”的累计时间不过两年多。这就是新时期杂文的基点和出发点。明确这一点，对理解新时期杂文的繁荣非常重要。
新时期是新中国杂文史上最好的时期，是杂文真正繁荣复兴的伟大时期。清除“四害”，普天同庆。色彩斑斓的杂文创作像奔涌而出的潮水，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其声势之浩大、题材之广泛、作者之众多、风格之多样、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一是创作数量异常丰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杂文创作总量极其有限，报刊阵地就那么几家，出版文集就那么几种。屈指可数的杂文家并不以杂文为业，而是在从政、治学、创作之余偶或为之，数量不多，影响有限，不成阵势。新时期杂文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数量之多，不可胜数。严秀先生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时，只是新时期的头几年，搜集的杂文集已近百种。到我1992年协助牧惠先生选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时，搜集到的杂文集已有几百种。虽然我的统计并不具有权威性，但证诸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各位杂文前辈的个人所存，可以肯定地说，新时期杂文创作数量已不是几十倍、几百倍于此前三十年了。仅从这一个侧面，也足可得出国运兴则杂文兴的结论。
二是创作质量达到很高水平。过去三十年间的杂文虽然各具特色，显示出当时的时代印记，但就总体而言，水平并不是很高。著名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长短录》等，或者是谈古论今的知识小品，或者是去腐生新的思想评论。其“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思想锋芒有限，往往是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工作作风、社会风习作十分善意而有节制的论说，社会价值、美学价值都不能说很高。新时期杂文无论在思想力度上，理论勇气上，还是在触及制度和体制深层次的问题上，都显示出更加成熟、更加深刻的理性精神和思辨力量。其感染力和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可以从秦牧、严秀、章明、虞丹、牧惠、舒展、邵燕祥、何满子、吴有恒、周修睦、王春瑜、陈四益、鄢烈山等人的创作，以及1988年《人民日报》“风华杯”征文的众多作品中看出。
三是创作阵地空前增多。和前三十年有限的几块阵地相比，新时期杂文阵地可谓异常之多，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副刊都设有杂文专栏，广播电台经常播放杂文作品。著名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文汇报》“笔会”副刊，《中国青年报》“求实篇”，《羊城晚报》“花地”副刊，《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今晚报》“胆剑篇”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还有一批专业的杂文报纸、刊物应运而生。河北的《杂文报》、《杂文月刊》，吉林的《杂文选刊》，安徽淮北的《杂文》等广受关注，成为读者新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前十年中，几乎有报纸就有杂文，有杂文就不乏精品。
四是杂文组织和作者队伍空前壮大。前三十年全国各地基本没有专业杂文组织，杂文作者大都属于散兵游勇。新时期以来，许多省市成立了杂文学会，不少党政领导和文化前辈出任学会会长，河北的高扬、北京的胡昭衡、吉林的谷长春、上海的罗竹风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达了对杂文事业的支持。作者构成也突破前三十年格局，显示出异常的丰富性。作家、学者、编辑、记者、教师、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商人、个体户、自由撰稿人，几乎社会各领域、各行当都有人写杂文。“风华杯”征文不仅有著名作家、杂文宿将参与，也有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写来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的佳作。作者队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海纳百川、丰富多彩。
五是创作广受关注、评奖此起彼伏。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人心，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新思潮、新举措令人目不暇接。一时间，写杂文、看杂文、爱杂文、传杂文、议杂文，几成时尚。各种征文活动如雨后春笋，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没有间断过。既有地方报刊、学会的征文，也有1989年春中国作协组织的全国性的散文杂文评奖，亦即后来的鲁迅文学奖。邵燕祥、牧惠、舒展、何满子、章明等宿将成为各种奖项的常客，以鄢烈山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秀也经常榜上有名。杂文的繁荣不仅丰富了自身的创作，也间接促进了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由乐秀良先生《日记何罪》一文引发的轰动效应，就吸引了几千封读者来信，促成一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
六是杂文理论评论整体水平提高。过去三十年间，杂文评论主要集中在黄裳、夏衍、冯雪峰、林淡秋等少数几位名家有限的议论当中。黄裳的《杂文复兴》、夏衍的《谈小品文》、冯雪峰的《谈谈杂文》、林淡秋的《批评性小品文试谈》是其中的代表。新时期杂文评论不仅散见于各种作家、作品的评论当中，而且集中出版了一批系统论述杂文创作的理论著作，涌现出一批世所公认的杂文理论和评论大家，严秀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主编1949－1966、1976－1982两卷《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过程中写下的两篇著名“导言”，几乎涉及建国以来所有重要的杂文问题，涵盖之系统全面，论述之权威深刻，足可成为后来者学习研究杂文的典范和必读文章。除严修先生外，邵传烈先生的《中国杂文史》，张华先生的《中国现代杂文史》，姚春树、袁勇麟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等一系列著作，史论结合，新见叠出，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牧惠、邵燕祥、蓝翎、宋志坚等在勤于创作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写下了大量杂文理论和评论文章，牧惠先生在与刘甲、颜元叔等人的论战当中，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杂文理论，把对杂文理论的研究和评论向前推进一步。这里特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甲先生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三本“新基调杂文”小册子，虽然受到杂文界的批评和质疑，但应该说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触及到当代杂文一些不容回避的矛盾和问题，由他引发的“鲁迅风”与“新基调”的论争，对杂文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七是繁荣持续时间长。如前所述，过去30年间，杂文真正的“繁荣”不过两年而已。而1977年至2000年，杂文整体处于持续繁荣发展之中。其中尤以80年代最为令人瞩目，呈火山爆发之势，一发而不可收。如此长时间的繁荣态势，如此数量众多的佳作涌现，在新中国杂文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题材是否丰富，思想含量是否充足，表现手法是否变化多样，是一个时期杂文创作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这个时期民主政治是否清明、思想文化是否进步、人民精神状态是否欢愉的晴雨表。
新时期杂文的繁荣，首先体现在题材的无限丰富上。翻看这一时期的杂文作品不难发现，杂文的脚步是与时代前进的脚步紧密相连的。有时，步时代风云之后，杂文乘势而上，步履轻快；有时，独醒于众生迷惘之前，杂文未雨绸缪，发人所未发。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杂文都有反映。举凡愤怒声讨“四人帮”，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呼唤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大解放，让思想冲破牢笼；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呼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彻底否定“文革”，呼吁不忘历史教训，建立“文革学”和“文革博物馆”；彻底否定“三种人”，提醒善良的人们警惕“江东子弟今犹在，卷土重来未可知”；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主要是坚决反对给党和国家造成深重灾难的左的思潮；倡言民主法制，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呼唤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呼唤理解人、尊重人、敬畏人民、把人当人，声讨残酷践踏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封建法西斯独裁行径；呼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坚决反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逆流，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坚持杂文“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光荣传统，勇敢面对所谓“歌德”与“缺德”的争论；辩证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力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理解科学、尊重科学、学习科学，倡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拥护科教兴国战略；积极介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积极介入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后有关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积极应对“否定鲁迅”的歪风，旗帜鲜明地主张“鲁迅没有过时”、“鲁迅所倡导的批评的和战斗的杂文更没有过时”；积极应对“爱国”与“卖国”的争论，提出什么才是真正爱国的重要问题；等等等等。在所有这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事件面前，杂文或参与其中，成为有效的助力；或打响第一枪，成为引领潮流、冲锋陷阵的坚强战士。不论以什么方式，它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选入本书的第一篇杂文是秦牧先生的《鬣狗的风格》。在众多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中，本篇未必是第一篇，但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的一篇。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新时期杂文的开先河之作。严秀先生称其为“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杰作，也可以说是一篇重振杂文旗鼓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鬣狗形象的生动描摹，写出了那些紧跟在狮虎之后窥测方向，一有机会便蜂拥而上、啃噬血肉的鬣狗嘴脸，是对“四人帮”及其党羽丑恶本质的深刻揭示。一句“鬣狗式的人物依然存在”的警告，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作为散文家的秦牧先生，善于运用自己生动的文笔、丰富的学识，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其文自有一番收放自如的从容和老到，堪称新时期杂文中的美文典范。收在本集中的《哀“八旗子弟”》、《皇帝瘾》、《奸臣的“定场诗”》题材各异，指向不同，但都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深沉厚重、从容老辣的创作风格，使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刘征先生的《“帮”式上纲法》，同样是揭露批判“四人帮”丑恶本质的檄文，但作者采用的是另一种笔法，庄谐互见，运思奇巧，把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野蛮嘴脸入木三分地写出来了，让人清醒地看到“四人帮”及其爪牙是如何颠倒黑白、罗织罪名的。刘征先生是资深语文教育专家，同时又是非常优秀的杂文家和诗人。所写杂文题材丰富，构思奇巧，风格多样，语言有味。除本篇外，本书还选了《庄周买谁》和《鼠辈的变异》两篇。前者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最著名、最成功的杂文作品之一。作者以诙谐的笔调，辛辣地讽刺了市场经济大潮之下一些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荒唐行径。文章寓深沉厚重于表面调侃轻松之中，有举重若轻之风范，有一招置敌于死地之功效，其卓尔不群的鲜明特色，开一代新风，成为新时期杂文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品。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横行肆虐，“文革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泛滥神州，其根源，在于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在于民主法制的极端不健全和对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个人意志取代党和国家的意志，独断专行代替集体决策。思想向强权献媚，人格为利益扭曲。在这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人间丑剧不能上演，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不能施行？正如秦牧先生在《奸臣的“定场诗”》中深刻揭示的：“凡是政治上品格卑污的人，生活上也总是下流龌龊。”这些唱着“别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别人。我须死后才挨骂，别人生前早亡身”的家伙，一靠阿谀奉承，二靠狠毒害人，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问题在于“康生这类蛇蝎式的人物何以青云得志？这类人物是依靠什么条件得逞的？”周修睦作于1979年3月的《从〈国际歌〉和〈东方红〉说起》，是一篇惊世骇俗的杂文力作。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极大的政治勇气，敏锐地发现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和“他是人民大救星”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有神论之间的自相矛盾。文章题材重大，立意高远，推理缜密，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是一篇真正具有现代民主意识，最能体现杂文家独立人格、自由风骨的不朽篇章。收在本书中的作者的其他几篇文章，《往事并不如烟》拒绝“相逢一笑泯恩仇”，拒绝廉价的“遗忘”，最早从宪法层面提出反思文革的问题，认为中国人既缺乏民主传统，又缺少法律意识，这是“四人帮”疯狂肆虐的社会基础。《“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纵横古今，抨击无行文人，意在提醒人们注意那些打着“主义”旗号，行结党营私勾当的假文人、伪文人、真正的政治骗子。
章明先生的《吃运动饭》可视为揭露“三种人”嘴脸、彻底否定“文革”的又一力作。那些平日并不起眼，运动一来马上精神抖擞，“平时一条虫，运动一条龙”的机会主义分子，我们一点儿都不陌生。多少善良正直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毁灭在他们的“运动素质”之下，多少勤劳朴实的普通劳动者淹没在他们的“运动浪潮”之中。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总是能够给这种“鬣狗式的人物”以机会？为什么在相当一段历史岁月中正义并不总是能够战胜邪恶？为什么好人总是倒霉而恶人总能得志？章明先生的文章不啻是一服清醒剂，让我们浑身发冷、头脑清醒。
与本文相映成趣的，是林放先生的《江东子弟今犹在》。本文作于1982年3月，在《吃运动饭》发表两年后。这篇表面平淡、内里张力十足的杂文，提醒人们虽然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但专靠“吃运动饭”起家的“江东子弟”并未绝迹，一俟气候适合，他们还会“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警惕！
经过十年动乱，呼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一言堂”，成为80年代初最为强劲的主旋律。1980年2月，牧惠先生发表著名杂文《华表的沧桑》，文章从征引史料开始，娓娓道来，述说华表作为“诽谤之木”的历史变迁。指出历来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要做出虚心纳谏的样子。起初或许不无真诚，但到江山坐稳、权力无虞的时候，就听不得不同意见，就要“诽谤者族”了。文章沉郁厚重，透过重重历史迷雾看到法制建设的路途艰难，看到封建主义、官僚政治的根深蒂固。作者史学修养深厚，历史眼光独到，善于从史料中挖掘杂文题材，从不经意间引出貌似“闲笔”的精到见解，使作品文质俱佳，引人入胜。这种“史鉴体”杂文深得“春秋笔法”的真髓，是新时期杂文成绩最为显著的文体样式之一。
与之具有相同特点，而史学观照更为明显的，是王春瑜先生的杂文创作。选在本书中的《“株连九族”考》、《语录考》、《“万岁”考》几乎通篇都在“讲古”。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文章论说的分明就是当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我国明史研究专家。写杂文是作者学术研究的余绪。但正是这“搂草打兔子”的“额外功夫”，显示了长期积累之后不动声色的真本领。作者驾驭史料娴熟，运用史料老练，绝不是依靠几本类书、扯出几条掌故、故作高深者可比。杂文的“历史纵深感”是杂文家们经常议论的话题。这种感觉从何而来，牧惠先生和王春瑜先生的创作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答案。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和“皇帝瘾”由来已久，这是长期封建社会积淀的必然结果。政治清明的社会、法制健全的社会，人们无须乞求几个清官甚至开明皇帝为民做主，人民是自己的主人。而在法制不健全、人治很猖獗的时候，呼唤清官，就成为百姓特别可以理解的“思想痼疾”和“性格弱点”。不少优秀的杂文家看到了这一点，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其中尤以邵燕祥先生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最为著名。文章作于1980年7月，“四害”甫除，人心思治，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无所不能的“明主”、“圣君”，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社会心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邵燕祥先生发出“且不可巴望好皇帝”的呐喊，这需要怎样的胆识和勇气！本文之后，不少相似题材的文章接踵而至，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有效地传播了民主思想，在风云际会的80年代初，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惜乎这种不懈的努力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相比，还是显得那么微弱，以至于至今银幕上、荧屏上皇帝戏依然盛演不衰，左一声“圣上”，右一声“皇上”，动不动“扑通”一声跪将下去，身体与人格立刻矮了半截儿。但这丝毫无损于此类杂文的社会价值，相反，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恰恰证明了反封建任重道远。
邵燕祥先生是新时期杂文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20多岁的他就以诗歌蜚声文坛，成为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无奈反右运动一个早上使他被迫搁笔，一放就是20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年邵燕祥重返文坛，已不是单纯的诗人。痛苦的磨砺和深沉的思索，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杂文家。复出后短短20年间，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冷静的思考，写出了难以数计的杂文佳作，出版了几十本杂文专集。收在本书中的《建立“‘文革’学”刍议》、《小题大做》、《论“只剩下一个人”》、《避席畏闻篇》等较好地代表了他涉猎的题材和创作风格。
需要特别强调一句的是体现在《小题大做》一文中的文体价值。我将这种断想式的杂文称为“格言体杂文”。顾名思义，这种杂文具有尼采式的精警、帕斯卡尔式的深邃、泰戈尔式的优美。表面看好像是互不搭界的只言片语，实际上是长期思考、一朝呈现的灵感发现。写这种杂文格外需要思想、需要见识、需要才情、需要禀赋。或许是都有过写诗经历的缘故吧，刘征先生、流沙河先生、王大海先生、叶延滨先生也有这个特点。他们的杂文或者直接以“格言体”形式出现，或者行文当中自觉不自觉地夹杂诗的律动和跳跃。这使他们的杂文更加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感，读来更加朗朗上口。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提巴金先生。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巴老以“把心交给读者”的精神，倡言“说真话”，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一部蕴涵痛苦与血泪的《随想录》，清晰地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这个令人尊重的老人忠实地继承了鲁迅先生的优良传统，在解剖社会的同时，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向灵魂深处的“毒气”和“鬼气”进攻，向“瞒”和“骗”的种子开战。收在本书中的《说真话之四》和《“文革”博物馆》集中体现了巴老的思考。他在文章中所体现的崇高的人格力量，深深地教育了所有杂文家，感染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由他老人家所倡导的以“说真话”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依然是我们应该时刻记取的。
或许我无法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所有入选者的杂文进行评说，但乐秀良先生的《日记何罪》不能不提。因为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具有的文体价值。在那个人妖颠倒的黑暗年代，文字狱泛滥是家常便饭。这个中国“古已有之”的破烂儿，到了“四害”横行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言获罪的传统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开始，可以肆无忌惮地从私人信件、日记中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人人生的悲剧就这样上演，多少人青春年少葬身在自己构筑的语言陷阱之中。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作为人起码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被无情剥夺、残暴践踏。夫妻不敢说真话，母子无法表真情，人民没有免于恐惧的基本权利。因而，当乐秀良先生于1979年在《人民日报》发出《日记何罪》的愤怒呐喊，立即引来无数共鸣。多少人饱含血泪致函乐先生，诉说自己的不幸，感叹民族的悲哀。由此引发的讨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开始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叫做“隐私权”的东西，开始懂得言论自由、通信自由、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子。
粗略梳理了新时期杂文创作之后，我想谈一谈这一时期杂文创作中几个带有共性的问题。
一是关于杂文的思想性。毫无疑问，思想是杂文的灵魂，批判是杂文的根本属性。再好的材料、再好的文字、再好的构思，如果不以思想为灵魂、为内核，都是枉然。有时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文字可以掩盖思想力度之不足，也能给人以一定的阅读美感，但稍微一深入，就容易暴露花哨外表下的空洞和虚弱。严秀先生说：加强杂文的思想深度和广度，是所有杂文家的首要任务。这是锥心之论，是至理名言。一个杂文作者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工夫，注定是没有出息的。
二是杂文需要学养灌注。杂文的思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来自实践，又来自学养根底。鲁迅先生“孤岛”十年几乎足不出户，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杂文佳作，靠的就是学养灌注的深刻洞察力。朱光潜先生说：“不通一艺莫谈艺。”第一个“艺”字，是指具体的艺术门类，如文学、戏剧、建筑、绘画等；第二个“艺”指美学和艺术规律。就是说，如果不掌握、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形式，最好不要妄谈艺术规律。借用一下这个观点，不妨说“不通一理莫写杂文”。这里的“理”，是指某一学科，如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最好受过某一方面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具有较为完备的逻辑思维能力，然后可以尝试杂文写作。当然，我不敢夸耀说收在本集中的所有杂文家都“通一理”，更不敢妄言“不通一理”者没有资格写杂文。但略通一门，旁及其他，总是利大于弊，这是不消说的。如今很多报刊青睐专家学者的言论，原因也在于此吧。
三是杂文的引经据典。杂文常常引经据典，这是增强文章思想性、知识性和历史纵深感的需要。优秀的杂文通过现实穿透历史，同时也从时间深处洞察现实，从而引来纵越古今的深沉思考。有些杂文以史料为由头，由此说开去，犹如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后导出结论；有些杂文似乎通篇“讲古”，不涉及现实，却是声东击西，意在言外，最后略点一笔，全篇皆活。在这方面，王春瑜、牧惠、陈四益等都是高手。在我看来，第一，“引”和“讲”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是“台”，不是“戏”，不能以材料淹没观点，更不能以材料代替观点。有人以为杂文的正路便是来上一段“古人云”，再发上一通议论。这是对杂文写作的误解，也是许多读者对杂文不以为然的原因之一。第二，杂文写作当然不妨从史料说起，但不能说起就是说止，必须由此及彼、生发开去，有所发挥、有所超越，成一家之言，说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正如严秀先生提醒的那样：无力“说开去”，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标题。第三，引述古籍和典故，应有自己的发现，是大量阅读基础上的信手拈来，不是东拼西凑、东挪西借的装点门面。最好是采用别人很少使用，或者即使别人使用，但没有独特发现的材料，而不是用尽人皆知的东西做旁征博引状。一说纳谏，就扯出李世民和魏徵，说得读者耳朵都起老茧了。说到底，引述只是由头，是引子，是闲笔，不是正剧。一些作者之所以引得蹩脚，还是因为功底不深、内存太小、肚里没货。
四是杂文的“杂而无文”问题。杂而无文，行之不远。所谓“杂而无文”，是说一些杂文缺乏艺术表现力，语言枯涩，结构松散，逻辑随意，缺乏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理性之美。这也是新时期杂文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优秀的杂文家往往自觉排斥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的心目中，杂文与一般的时评是有界限的。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要言之，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所谓文明之文，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它拒绝在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反对在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排斥在文明假象背后的野蛮粗暴。一切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无缘。所谓文化之文，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养。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那家园和依托，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所谓文学之文，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讲究形象思维、框架结构、遣词造句。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读来不仅有思辨的震撼，也有欣赏的愉悦，让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所谓文雅之文，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它是文明、文化、文学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下意识的自然流露、不经意的表达，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又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是长期修炼、自然积淀的结果，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东施效颦，徒增笑柄而已。
五是杂文的文体意识，亦即杂文的文学性问题。杂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应该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和独特的美学表达，这是它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同时也区别于时评、政论、论文的特点所在。它的文学性并不简单表现在虚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上，而是更加注重文章的理趣，通过正论、反论、驳论、归谬等手法明察秋毫、见微知著，陷论敌于被动。如此说来，杂文岂不成了论文？没错，从本质上讲，它更倾向于论文，是瞿秋白所谓“议论的政论”，思想是它的灵魂。问题在于，哪种文体“思想”不是灵魂呢？没有灵魂的文章算什么文章呢？大概只能算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官样文章吧。“艺术的政论”核心词在“政论”，限制词是“艺术的”。这就决定了杂文尽管以表达思想观点为目的，但其手段必须是艺术的，是可以广泛借鉴和使用所有文学手法的。一方面要像何满子先生说的那样：注重杂文的论辩性，强调言论的正确性和逻辑的扣杀力。撇开对手的枝节问题，抓住要害，一击致其死命，决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作无谓消耗性的纠缠。要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对手自以为“精彩”的论点变成他们“窝里斗”的武器，化对手的杀伤力为其自我残杀的力量。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等多种手段，既从个别到一般，也从一般到个别，通过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剖析，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在注重论辩性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白描等手法塑造典型形象，使读者以小见大，窥见世相。鲁迅的《阿Q正传》、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收在本书中的梅桑榆的《“弄潮儿”简历》等篇什也不妨作如是观。杂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除了论辩文章的一般要求外，还应力求做到机智幽默而不流于油滑、善用反讽而不尖酸刻薄。适当使用方言土语也可以起到通过语言塑造地域形象的良好效果。杂文的行文要富于感染力和暗示性，隐晦曲折不仅是“安全生产”的需要，也是杂文文体美的内在要求。只有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才能使杂文更有杂文味儿和艺术性。
六是杂文的“杂”与“精”。有人以为杂文姓“杂”，故而杂七杂八、东拉西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是天大的误会。收在本书中的很多作者写作数量并不大，能够使人记住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两篇，但其作用却远远胜过一些“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比如吴有恒先生的杂文创作不能算很多，但只需《〈东方红〉这个歌》一篇，就足可奠定他在新时期杂文史上的地位。所以，正确处理“杂”与“精”、“博”与“专”的关系，是所有杂文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说，“杂”是指思想、题材、材料丰富之杂，不是杂乱无章、信口开河之杂。不能以胡言乱语冒充潇洒从容、左右逢源。有人错误理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随便什么鸡零狗碎、不加提炼的东西都塞进杂文，仿佛老太太的絮叨。还有人实在找不到说话的由头，索性将自己以往的创作当成经典来引用，一上来就是“我曾在文章中说过……”，把自己的“高见”当成公理大加引用和演绎，实在有些自恋。好的杂文家动笔是很慎重的，“厚积薄发”是基本原则，但也不排斥长期积累后的“火山爆发”。收在本书中的邵燕祥、牧惠、何满子、章明、陈四益诸公创作数量很大，几近著作等身，但总体质量非常过硬，足可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论。问题在于，具有上述各位的深厚阅历与学养的作者并不多，他们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克隆。问题的另一面是过于关注“厚积”，轻视甚至否定“薄发”，终于由“薄发”而“不发”，甚至“发不出来”，彻底枯竭了。从哲学的角度说，“厚积”的过程即“量的积累”的过程，只有通过适当的“薄发”，才能良性促进“厚积”，以利于实现“质的飞跃”。“厚积薄发”不是“积而不发”，这本来是不用说的。还有一种情形是过于追求数量，竭泽而渔，年产百八十篇，甚至更多。其数量固然可观，质量不能说绝对不行，但很难寄予太高期望。我的态度是要掌握两者之间适当的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具体到某位作者，当然很难界定多少算多，多少算少，还是要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综合实力出发决定。杂文史上，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其他优秀作者，都有日产一两篇，甚至两三篇的记录。何满子先生和舒芜先生论战，不到二十天写了14篇，而且偏偏尖锐有力，质量上乘，我们只有羡慕和佩服的份儿。
七是杂文的“帮忙”与“添乱”问题。“要帮忙，不要添乱”，这句通俗的大白话据说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原则。从常情常理出发，话是没错的，错在一些人对它的片面理解和错误使用上。什么叫“帮忙”？什么叫“添乱”？一些人认为歌功颂德是“帮忙”、文过饰非是“帮忙”，而针砭时弊是“添乱”、反腐倡廉是“添乱”。一句话：歌颂孔繁森是“帮忙”，批判王宝森是“添乱”。理由是孔繁森是“九个指头”，王宝森是“一个指头”，“九个指头”不看，专门盯着“一个指头”，不是“添乱”是什么？严秀先生说：“有些同志认为，凡是批判错误的东西的批评本身就叫‘右’，只有批‘右’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这是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问题在于，杂文的使命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本书所收的几篇关于“少数”的文章，都非常精彩地论述了“少数”腐败分子对党和国家极大的危害性。以为揭露腐败是给党“抹黑”、是“添乱”的想法，不知是真的热爱党，还是有意粉饰太平，硬作“歌德”状，意使区区“蚁穴”生成“溃坝”惨剧？
八是关于“新基调杂文”的论争。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并非一帆风顺，在总体前行的姿态不可逆转的前提下，也有阴风邪火肆虐作怪。围绕“鲁迅风杂文”亦即“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杂文的社会功能问题，争论从未停止。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正是这种争论不断深化并取得胜利的结果。熟悉当代杂文史的同志都知道，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所谓“新基调杂文”，其实是50年代以来围绕杂文社会功能一系列争论的逻辑延续，是没有多少新意的“老基调”而已。早在50年代初期，黄裳同志就发表了《杂文复兴》的著名文章。对解放后杂文沉寂的局面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呼喊。随后，冯雪峰写了《谈谈杂文》的长篇论文，认为“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的见解，是“一种偏见和狭隘的心情”。此后，夏衍的《谈小品文》、陈绪宗的《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的最灵活的武器》、林淡秋的《批评性小品文试谈》等文章，可视为对这场争论的策应和延续。论争的焦点，是围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杂文的一段话展开的：“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以刘甲先生为代表的“新基调”论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对人民群众中的缺点错误，只能采取“保护、教育”的方式说话，而不允许讽刺挖苦，否则就是“讽刺的乱用”。问题在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封建主义的东西、社会丑恶的东西以及一切与社会发展相悖离的东西并不随着“人民当家做主”而消失殆尽。相反，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封建主义的东西、专制主义的东西还会卷土重来。“新基调”的虚妄和杂文批判功能的不可或缺，是显而易见的。
新时期杂文取得了突破性的历史进步，这种进步是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并付出沉重代价的结果。因而，一方面要对这种进步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困难面前看到继续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不宜对这种进步持过分乐观的估计。在杂文蓬勃发展的进程中，还不时遇到“左”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在总体前行的姿态下，还不时出现短暂的迂回、停顿甚至死寂。就总体而言，从1976年到2000年二十多年间，以1990年为限，前期创作的总体势头更好，水平更高，后期则相对较弱。分析个中原因，需要另外一篇长文。杂文家虽然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解放的时期，但远未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境地。动辄得咎、“下笔如有绳”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这一方面昭示了思想解放的艰巨性、复杂性、漫长性，同时也证明了即使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杂文依然有其存在的绝对必要。杂文家任重道远，战斗正未有穷期。
一部新时期杂文史，就是杂文家同祖国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历史，是思想解放历程曲折演进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能够看到知识分子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满腔赤诚，也能看到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习惯势力对新思想、新观念、新见解的压抑和封杀。杂文这朵坚强而脆弱的小花，在风雨中飘摇，在崖缝中挣扎，显示出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杂文的历史命运，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真实缩影。
注重选文的文献性、文学性、权威性、包容性，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优良传统。在选编本卷杂文集时，我也力求做到这一点。所谓“文献性”，我理解一是这期间的杂文作品必须反映时代进步的过程，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让读者通过阅读走向时间深处，反思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二是所选作品应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论从题材的选择上，还是从作品的社会影响上，都能对后世有所交代，成为某一方面的代表。所谓“文学性”，主要是指作品的文学价值。杂文虽然和时评难以绝对划分，也没有必要作这种划分，但在我的心目中，还是倾向于把杂文作为文学来经营。因而选文在可能的情况下偏重文学性，对那些虽然思想内容很好，但结构和表达上缺乏文学性的作品适当予以回避。希望读者在阅读本卷杂文时，不仅能获得思想的启迪，同时也能获得艺术的享受。所谓“权威性”，我理解是尽量选择那些在当代杂文史上较有定评的作品。坦率地说，既然承担选编工作，我当然就有这个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天然具有这个能力和资格。好在有前辈大家严秀、牧惠、何满子的选本在，有全国公认的最好的杂文编辑朱大路先生的选本足资借鉴；我本人也曾协助牧惠先生选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即新时期卷和《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此后又独立选编《中国杂文经典》、《二十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以及从1998－2002年五年间的中国最佳杂文，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因而敢于尝试为读者提供这样一个尽量淡化个人色彩的选本，希望不至于让大家失望。所谓“包容性”，一是指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作者和作品的包容。不人为划定界限，力求尊重创作历史，努力呈现创作全貌。二是对那些比较有争议的作者和作品，想来想去还是选了。有些作品的观点并不都是我所同意和赞赏的，但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是不容回避的创作现实，如果不选，会对文学史造成不必要的“割断”和“湮灭”。我不想做这种阉割历史、受后人诟病的事情。
选文以年代为序，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以第一篇文章的年代为序，其他文章紧随其后。这样选的好处是既可以总体把握杂文的历史进程，同时又能相对集中地了解某位作者的创作实绩和创作风格，做到历史和人物的统一。
具体到每位作者，我没有采取平均用力的办法，而是以作品的质量和社会影响来决定选文多少。这种选法是大系选编的总体要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绝对按照文章质量和影响来选，很多作者比如严秀、邵燕祥、牧惠、舒展、何满子、章明、虞丹、周修睦、王春瑜、陈四益、黄一龙、鄢烈山等完全应该多选一些。如果不是囿于篇幅所限，严秀、牧惠、邵燕祥、王学泰等的一些长文如严秀先生的《论“歌德派”》等完全应该入选。还有一些崭露头角于2000年之前，但主要创作成绩取得于2000年之后的作者忍痛没选，这是略有遗憾的。
港台地区的作者总体来说我的了解有限，但活跃于2000年之前的，主要是柏杨、李敖、龙应台，这应该不会有大的遗漏。除这三位，我还选了高旅先生两篇。此人影响不及三位大，但文章并不逊色。还有同志建议我选董桥先生的作品。认真研读后，我认为董先生的创作主要是闲适类文字，与本卷选文主旨不符，故未选。
还有一个选文的地域性问题。从总体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毫无疑问是中国杂文的创作重镇，自然成为选文重点中的重点。其他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作者不是那么集中，虽有不错的作者，但总体创作实力相对较弱，故选文略少。但在尊重创作实绩的前提下，我还是力争照顾“面儿”，尽可能覆盖得宽一些。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两点：一是作为一部涉及创作面如此之广、作者人数如此之多、选编工作量如此之大的阶段性杂文选本，其工作难度和强度远不是一个人所能胜任的。我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完成了这项工作，其中的疏漏和不足是可想而知的。好在这个选本并不是标准答案，不过是引玉之砖，是一本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的选本而已。如果它能够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杂文史起到一点路标的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二是本卷主编原为王充闾先生。因健康等原因，王先生中途退出。但在整个选编工作中，他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导和鼓励，在此是应该特别表示感谢的。
还应该特别感谢大系总主编王蒙和王元化二位先生。没有他们的首肯和提携，我不可能荣幸地参与这项重要的工作。
感谢选入本书的所有作者并向他们致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尽量与作者或其家属联系，取得其授权。但由于工作范围实在太大，有一些作者我始终没能联系上，而文章还是选了，敬请原谅。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特别是赵南荣和张安庆二位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难在工作生活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咬牙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2009年3月6日于北京沙滩
（《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朱铁志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５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