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直呼其名是一种很高的礼遇
不知从何时起，称呼官衔儿成了通行的规矩，官场中固然如此，日常生活中似乎也越来越如此。大到中央领导，小到班组长，统统要称呼官衔，党政机关不少领导干部热衷于别人叫他“老板”，不仅不觉得庸俗肉麻，反而十分受用，从不制止。企业领导更是心安理得被叫“老总”，谁不这样称呼，还认为你没规矩、不恭敬呢。
流风所至，到处是眼见的森严等级，到处是无聊的上下尊卑，哪里还看得出一点儿“革命同志”的味道。单位里新来的年轻人，最犯难的就是对前辈特别是对领导的称呼。大学里受了一点平等意识的教育，总觉得称呼官衔有些庸俗，称呼老王老赵又有失恭敬，所以见人总是以老师相称，倒也符合刚离开校门的学生身份。只是那些被叫做“老师”的领导和前辈就像被北京人称为“师傅”的芸芸众生，不知何以教人，何以为师，心中多少总会有一点惭愧吧。
其实，熟知社会生活乃至党内生活的朋友都知道，能被称为“同志”，已是很高的待遇，您不妨想想，“同志”两字前面通常被冠以什么名字？哪个不是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要么是不需官衔支撑门面的开国元勋，要么是尽人皆知的大学者、大专家。即便是普通“同事”，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同志”，而不是一个随便的称谓，又是何其难哉。至于那些也有一官半职而能被直呼其名的，简直是莫大的荣耀。不仅直呼其名，有时甚至连姓氏都省略了，透着信任和亲切。据我观察，一个单位里拥有这样待遇的人其实并不多。它基于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对被直呼其名的人的人格和境界的充分肯定。只有那些真正拥有平等之心，真正把自己作为普通一员的人，才不会计较别人不称呼他的官职。不仅不计较，反而认为这是同志们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和肯定。相反，那些庸俗不堪的官僚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有一官半职，甚至把那些不值一提的级别身份可笑地印在名片上，怎么能够容忍黄口小雀张嘴闭嘴直呼其名呢？
二是对彼此良好关系乃至被称呼者与广大群众良好关系的充分肯定。从来不把自己作为群众一员的人，群众当然也懒得带他玩儿；总是对人一副冷脸的人，人家只能把它当作冷屁股。任他高高在上找自己当官的感觉好了，谁会亲切地称呼他那早已被人遗忘的鸟名字。
三是对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依然充满信心。一般说来，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生活中被称呼官衔的人就越少；社会文明程度越低，等级观念就越强。如果返回到猴子的社会中，上下尊卑那就丝毫不可动摇。谁先吃，谁后吃，谁必须颐指气使，谁必须俯首称臣，都是“天定的”。好在猴子的“天”真的是靠残酷的实力竞争得来的，倒也无话可说。记得美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克林顿总统走向主席台时，一位赤膊球迷大大咧咧地拍了总统一巴掌，笑嘻嘻地说：“比尔，你也来看球啦！”总统居然灿然一笑，算是回应。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使克林顿在我心中的形象高大许多。试想，如果那位球迷毕恭毕敬地来一句：“尊敬的总统阁下，您亲自来视察世界杯足球赛啊。”那将多么倒胃口！能够直呼其名，起码说明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单位、这个集体还抱有信心，认为同志们还没有庸俗到哪个程度。即便自己偶尔“造次”，也不至于产生什么严重后果，不会被穿小鞋。明乎此，那些被直呼其名的首长真是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遗憾的是，即便是这点可怜的见识，也不是所有领导同志都有。笔者年轻时就曾冒失地称呼一位领导同志“老X”，结果那位同志瞠目结舌半天，最后总还没有彻底失态，连说“这样挺好”。但从他惊讶的表情和不自然的口吻中，我早已看出端倪，心中不禁一阵冷笑。而在我求学的北大和供职的单位，不乏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他们不仅是老师，是先生，而且是老师的老师，是先生的先生。但无一例外都那么谦和，那么低调，那么平易近人。即便做了高级干部，同龄人甚至年轻人依然可以“老张”、“老李”地叫着。那样的风习，实在让人留恋和向往。
直呼其名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分场合地称呼官衔仿佛在人和人之间搭起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墙。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仅仅是为自己负责的个体，那么他愿意以何种面目和姿态出现是他自己的事，与党和政府无关。但作为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貌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因为它事实上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普通百姓不仅通过新闻联播、报纸头条了解党和政府的工作，更是通过身边具体可感的党员干部认识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如此说来，称呼问题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号召党内以同志相称。遗憾的是，老人家的号召不仅没有实现，如今却是越来越少见了，这不免有些让人怅然。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１月23日）
致 良 知
丁大卫的名字我听说过，他的事迹也约略知道一点儿，但一直没往心里去。直到编辑向我约稿，才第一次认真了解他的行迹，关注他的事迹。早在2000年录制的那期《实话实说》我没看过，但看了网上至今浩如烟海的帖子和留言，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丁大卫是个美国青年，若干年前来到中国，在一所最普通的郊区小学任教。因为做人和教学深受师生喜爱，后来当了校长。大概是在1998年底吧，想到西部看看的丁大卫来到兰州，应聘当了大学老师。学校给大卫定的月工资是1200元。大卫了解到1200元在当时的兰州算高工资，就主动找到校方，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怎么也不肯超过1000元。学校拗不过他，最终只好给他950元。这样一点钱大卫并不觉得少，面对崔永元“每月工资是否够用”的提问，大卫憨厚地说：“够了，每月的钱除了买饭票，就是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节目组特意让大卫带来他在中国所有的家当：一顶家乡足球队的队帽；一本装有亲人、朋友和他教过的学生照片的相册；一个用精致相框镶好的一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一件旧军装是大卫父亲当兵时穿过的，整整40年了，大卫向观众展示时，很有些骄傲地说它漂亮啊。还有一双杂牌运动鞋，以及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等生活必需品。最让我动容的，是大卫的行囊中居然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卫说：“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间来，看到墙上挂着的五星红旗，也会缩小我们之间的距离。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
当崔永元问大卫在中国感觉苦不苦时，他说：“很好的，比如这次你们中央电视台就让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做嘉宾，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吃很好的饭菜。”面对自己“像雷锋”的赞扬，大卫并不否认，只是觉得“雷锋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实在看不出大卫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看不出他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从外表到内心，从话语到行动，他似乎都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用极平常的举动和话语踏实工作、勤俭生活的人，让我们特别感动。许多大卫的同事、他教过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家长交替出现在镜头前面，一一诉说大卫的可敬与可爱，有的人情到深处，禁不住热泪盈眶。一个女孩对着镜头说：“丁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啊，因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望的样子。”最后是大卫教过的那所小学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到镜头前，流着泪喊：“丁老师，你回来教我们吧！”
在不少模范人物的事迹报道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叫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卫似乎并未获得过什么崇高的荣誉和奖励，也从未戴上过耀眼的勋章。但透过这些普通人的真诚诉说，你不觉得那比任何奖励都更有价值吗？大卫的举动的确是平凡的，但同时也是崇高伟大的。因为看似平常的举动，大卫能够做到，我们不一定能做到；大卫能长期坚持，我们或许只能坚持五分钟。大卫这个来自真实生活的典型，不是刻意制造的，不是人为拔高的，而是从生活的土壤中像庄稼一样朴朴实实生长出来的。他离我们很近，感觉很亲切，除了鼻子比我们高，好像其他方面都和我们一样平常。但他已经做到的事情我们甚至连认真想一下也没有过，更不要说去做。因而我们为他而感动，在他面前感到惭愧。对照他的平凡和朴实，越发见出我们“皮袍下的‘小’”来。在这个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社会氛围中，我们不仅体验了久违的感动，而且开始重新思考关于人、人生意义和价值、人的幸福和尊严等问题。
丁大卫不是哲学家，不是伦理学家，他没有一套一套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成形的理论观点，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宗教比如基督教的背景。当我试图通过他平凡朴素的行动寻找这背后的思想动机和理论根据时，总是遭遇失败。他似乎是一个仅仅凭借本能和良知行事的人，他的所有善举似乎都是一种下意识的、自然而然的举动。在他有限的话语中，丝毫看不出“有心为善”的主观意向，更看不出刻意作秀的任何痕迹。受到赞扬时，他会像卢梭推崇的优秀青年那样感到害羞，认为人们未免把一点平常的小事过分夸大了，赋予了有些夸张的意义。而当面对中国国旗时，他的眼中所流露出的崇高与责任，让我们这些华夏儿女不能不肃然起敬。
这是怎样一种情怀？该用什么样的道德尺度和理论标准来评价他？我忽然发现，我们现有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判断都不那么贴切，都很难为这样一个普通青年归类。这一刻，理论真的显得很苍白，而生活本身却是那样鲜活生动。或许我们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怪癖：一定要把某种行为按照一定的既有理论观点分析归类；而事实上，很多具体的行动并不是某种理论可以概括的。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小接受了非常质朴的教育，养成了近乎本能的善良本心，从此沿着既定的轨道踏实地前行，用一个个微小的举动践行着心中关于善的理念。他们不是什么道德楷模，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不适宜用过分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去概括和描画，但他们绝对是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好人。请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好人”，在宣传机器每天制造偶像的当今社会，百姓心中的“好人”可是一份很高的评价，是一份不寻常的赞誉，丁大卫就是这样一个地道的好人。
看着丁大卫那几样不免有些寒酸的家当，我不自觉地想到了《瓦尔登湖》，想到了梭罗关于“需要”和“欲望”的著名论述。在梭罗看来，对于生活本身而言，“需要”其实很少，而“欲望”却很多。问题在于，很多人分不清“需要”和“欲望”的界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欲望”当成“需要”，而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正所谓“欲壑难填”。大卫的家当很少，但他认为“足够用了”。几件东西很平常，但稍一琢磨，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家乡足球队的帽子，寄托了大卫对家乡的感情和健康的爱好；相册表明大卫是一个重亲情、重友情的人；两身换洗的衣服和牙缸、口杯、剃须刀是生活必需品，是一个人能够承受的生活底线；为父亲的旧军装感到骄傲和自豪，说明大卫不虚荣、不肤浅，知道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表明大卫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中国，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自己选定的这份事业。面对这样一个“食人俸禄，尽其本分”的好人，我们甚至不愿对他说出过多赞誉的话，因为在质朴的行动面前，所有美丽的语言都显得矫情和做作，都不能准确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
大卫生长在美国，生长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过度发达的市场并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市侩。相反，在他身上我们隐约看到一丝圣徒的影子，看到圣雄甘地的影响。这样一个纯净得像孩子一样的人，他的心中究竟蕴藏了怎样的秘密？是宗教情怀？是原罪意识？还是其他什么？他所身处的，到底是怎样一种社会存在？又决定了他怎样的社会意识？他的单纯，照进了我们过分复杂的思想深处，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所热衷的思想教育及其效果，我们的道德境界和实际道德水平，我们的人生态度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既然大卫不是一个异类，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不是不可理解的怪物，那我们又该如何准确地定位自己呢？
我必须承认，当我们除了房价和股票似乎再没有别的话题的时候，大卫的确让我见识了一种高尚的人格、一种精神的力量，看到了另一种活法，看到了在服务别人、服务社会过程中的价值实现。
如今大卫依然生活在中国，依然在西部支教，依然过着清贫而快乐的生活。原本只会说普通话的大卫，随着和东乡人民的接触，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东乡族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最近几年，在大卫的努力下，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已经出版，越来越多的东乡县孩子学会了普通话。他还在县里的“无校村”筹款建起11所学校，用上节目后收到的善款修建了若干图书室、体育场。假期，他组织当地教师，牵头和北京师范大学结成培训合作伙伴，使东乡县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走出山村接受培训。大卫说只有教师获得提高，学生们才会有更广阔的未来。大卫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向往享受富裕的生活，而没有人愿意付出，那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难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生活必须是有意义的，而他现在做的正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种自我的满足。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即使以后有了孩子，看着孩子在东乡长大，也会很高兴。他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像东乡孩子一样幸福健康地成长。
（原载《学习时报》2010年５月12日）
别让空中课堂停在空中
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同志走马上任后，力主“均衡教育发展”理念。虽然不是什么“新思想”、“新观念”，但即便是老话新说、老调重弹，依然大快人心、大有可为。多年来，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遭国人诟病已久。许多卓有见识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言论和专著。其关注国家民族未来的忧患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回响在奔走呼号的话语之中。然而，毕竟人微言轻，收效十分有限。而袁先生上任第一炮，便直指均衡教育问题，可谓切中时弊，值得期待。
我不是教育专家，但我是无数普通中国家长之一。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走来，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也非常容易看到教育均衡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甚至对显而易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而腹非“有关部门”。我相信我的感性认识基本代表了千千万万普通家长的真实感受，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大都经历了寻求优质教育过程中不得不承受的心理、时间、经济甚至个人尊严的多重压力，这种压力不会使他们感到愉快。
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的明显差别。这种差别又具体表现在师资质量、软硬件设施和教育投入的极大不平衡上。即便是在整体教育资源较好的大城市当中，个别重点校的教育经费也有超过普通校二十多倍的极不正常现象，更不要说重点校由于掌握权势和钱势家长可能带来的潜在巨额利益所造成的更大不平衡了。都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事实上起跑线本身就不是一条直线，有人在零米起跑，有人在二十米，有人干脆站得更远。在我们这个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国家，“义务”二字似乎更多体现在法律意义上，即国家、社会、家长有责任和义务让每一个适龄儿童受教育；而不是体现在经济学意义上，即普通百姓通常理解的免费教育。因为事实明摆着，要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对不起，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叫做“择校费”的问题。
解决这个中国社会仅次于吃饭的重大问题，当然不是随便发点议论就可以的，但长期无所作为，更是万万不可以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GDP长期以两位数的水平递增，但教育经费始终无法达到预期中的4%。不要说和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无法相比，甚至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平均值。我手头掌握的资料表明，2006年我国GDP为209400亿元，教育支出为4752.7亿元，仅占GDP的2.27%，甚至比2005年教育支出的5161亿元还下降了8%，而2006年的GDP比前一年上升了10%。GDP上升，教育支出反降，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叫人从哪看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亏不能亏孩子”的味道呢？教育的“战略地位”岂不成了事实上的“略占地位”？这种状况和国家的发展变化显然不相称，和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当然更不相称。这个问题不解决，钱学森先生临终前痛切提出的“中国的高教学校为什么长期培养不出创造性人才”，就将永远成为一个问题。而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美好愿望，也只能是一个美好愿望而已。
我无力纵论中国教育改革，但我想从一个很小的侧面谈一点建议，即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空中课堂”的建设。肇始于非典时期的空中课堂，是主要依托优秀教师和电视网络对全国学生进行教育的好做法，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非典之后本应发扬光大，却不知何故很快销声匿迹了。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对尽可能多的学子进行教育，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当今社会，不仅电视广为普及，而且互联网也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迅猛发展。据统计，到今年底，我国的网络人口就可达到4亿，超过美国，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这为充分利用优质教师资源、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教学水平创造了较好的技术条件。当然，互联网虽然高速发展，暂时还没有达到像电视那样的普及程度，还有一个整合全国网络资源、尽早实现三网合一的艰巨任务摆在面前。但这个任务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完成的，起码与在短期内培养大批优秀教师相比，要相对容易得多、见效快得多。
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只是规模和效应还不尽如人意。早在2006年，北京地区就有10家重点网站联手推出“网上大讲堂”教育专区，网民在电脑前就可享受丰盛的网上大餐。而美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IT时代的新变化，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2003年9月，麻省理工学院做出惊人之举：正式向全世界公布多达500门课程的全部内容，世界上无论哪个角落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该校网站下载这些课件，免费学习。
中国也有一批质量相对较高的学校，其中既有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也有像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公认的好中学以及一批好小学。他们所拥有的优秀教师、成熟课件，完全可以通过电视和网络为全国的学生所共享。特别是基础教育方面的优质资源，更应该优先开放，全面整合，充分利用，让全国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上质量最好的课，受到国内最优秀教师的教育。
实现这个美好的目标，需要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更需要脚踏实地的不懈努力。如果我们能够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实现这个目标，那不仅是对无数学生和家长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民族长远未来的贡献，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原载《唯实》2010年第2期）
从所谓“国学热”看文化的传承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成功讲授《玄奘西游记》后，春节期间又在《百家讲坛》主讲《解读三字经》，同样赢得一片赞誉。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记者“如何看待正在兴起的国学热”提问时，钱教授冷静地回答：一不存在所谓“国学热”，二没必要出现国学热，三是从所谓“国学热”里看到某些中国人的狂傲和盲目自负。
我很赞同钱先生的看法，也很钦佩他的冷静。在我看来，要想乐观地判定“国学热”的存在，起码应该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国学”，免得唱错赞歌，表错情。记得就在前两年，面对“国学大师”的廉价桂冠，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惶恐地声明自己不是什么“国学大师”。我认为那不是季先生的谦虚，而是他老人家的诚实。因为他懂得，所谓国学，乃是“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而自己所长，并非如此。虽然一生浸润在传统文化当中，做了不少传承的工作，但要因此而被冠以“国学大师”的桂冠，依季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耐人寻味的是判定产生“国学热”的心理基础。用钱先生的话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的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现在中国人自信满满，自信一满就觉得不用向西方学习了，21世纪果然就成了中国的世纪。这确实不免有些夜郎自大。
而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威胁着所有经济体，寰球同此凉热，中国自然不能例外。然而在一片萧条之中，我们中国的情况的确相对好些。改革开放30年奠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党和国家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使中国在危机面前呈现了令人鼓舞的承受力。这种相对的成功从一个侧面激发了国人的自信心。加上整个世界一片“中国救市”之声，更使我们一些同胞备受鼓舞。一方面，坚决拒绝西方人四处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拼命拉出古董，开始精心打造自己的“普世价值”，欣欣然真的要当一回“21世纪领跑者”了。
然而，我很想浇一盆冷水，扫一扫某些人的兴，请他们多少淡化一点“领袖欲”、“救世欲”。当此之时，重温一下小平同志的教诲，应该于国于民都不无裨益。小平同志教导我们：“不当头”，“不争论”，“韬光养晦”，“发展自己”。被人看好，当然高兴。但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小富即安、小富称大。不管别人怎样恭维我们，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既要勇敢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又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没必要愣充大个儿，像过去那样，扬言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至于说到文明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说是“国学”的传承吧。我看还是多做点实事，少说些空话比较好。这个廓大无边的话题，其中包含了文化的传承，又显然不局限于此。学术层面大的讨论，现代以降至少有过三次。先有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极端主张，后有体用之辩的两极分化，到了“轰轰烈烈”大革文化之命的当口，便只剩下“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至今日，留在新新青年脑中的，除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两条高度凝练的政治原则以外，恐怕真正得以有效传承的文明已经不多了。至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古为今用”用什么，“洋为中用”怎么用，向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来没有似乎也不太可能取得“高度共识”。品三国的，讲论语的，论前清的，虽然是以快餐文化的形式在电视上呈现，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对文化的曲解和误读”。而我以为易中天、于丹、阎崇年、钱文忠诸位先生起码在以一己之力、一孔之见解读传统文化，做着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比那些大而无当的空头议论不知要强多少倍。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能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更不能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使空话、大话、官话、套话、假话、废话充斥舆论。让学术文化的贫瘠、学术风气的浮躁，反衬出文明传承的表面化、快餐化、泡沫化、标题化、运动化。“国学”的热与不热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多一些钱文忠先生那样的实干家。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３月21日）
国内标准不该低于出口标准
前不久，以“中国制造、世界合作”为主题的国家形象广告在CNN热播。据说这组由中国商务部会同四家行业协会联合制作的广告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被认为是“中国塑造全新国际形象的新举措”。广告画面精美、选材得当，堪称大手笔，我看了也很受鼓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走出国门，面向世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应该说，“中国制造”为丰富国际市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近年来，围绕“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质疑声始终不断。先是玩具，后是食品，接下来还不知是什么。这里固然不排除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等复杂因素作祟。在当今这个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社会，产品质量没问题，还要被人鸡蛋里挑骨头；如果产品真的出现瑕疵，那就更要被人大做文章、大泼脏水，肆意损害中国形象。
对于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除了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据理力争以外，恐怕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产品质量搞得好上加好，使人无可挑剔，起码不要授人以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质量做起，让自己的国民先满意。
长期以来，“外贸产品”对普通中国百姓而言，是“高质量、新款式”的代名词。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能够买到“出口转内销”的产品，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社会地位优越的表现，是足以傲人的特殊待遇。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市场已经极大丰富，产品近乎应有尽有了。尽管如此，人们看到“外贸产品”的字样，还是忍不住多看两眼。这不仅是惯性思维作用的结果，更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不可否认，即便是在今天，“外贸产品”的材料选择、制作工艺、产品样式，大都比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要好。虽说被“转内销”的产品多多少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还是被消费者青睐。2007年9月发表的我国食品安全白皮书说，全国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从2006年的77.9%上升到当年上半年的85.1%，而多年来我国出口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
看到这样的统计报告，再看看身边具体可感的现实，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国内标准低于出口标准？为什么供应自己同胞的产品就等而下之？“同是奶制品，在国外一天过期，国内要三到五天。”产品用于出口就讲究些，销往国内市场就降低标准。用龙永图先生的话说：“中国人的胃耐受力更强吗？”
国内标准低于出口标准的现象不止存在于产品质量上，还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很多领域。什么东西一涉外，标准立刻就上去。很多事情自己的百姓说了不算，洋人一说立刻就是严重问题。连出了事故的赔付标准，中国人和外国人也不一样。时至今日，许多单位接待外宾的规格还是远高于内宾，美其名曰“内外有别”。而在外宾里，接待西方人和富豪的规格更高于其他人。到底是内外有别，还是势利眼？我们自己最清楚。
遗憾的是，不少被“高规格”特殊款待的外宾并不领情，他们看到中国人轻慢自己、看重外国人的做法，感到很不舒服、很不理解，并不认为自己被“高看”，甚至认为是一种歧视。笔者曾有几年时间和外国朋友生活在一起，就经常领教他们这种“不知好歹”、“得便宜卖乖”的怪论。想必这是很多同胞始料未及的吧。
近年来，单是围绕食品质量，国内市场就出现过若干起众所周知的群体性事件。是非曲直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再讲什么大道理。制造毒奶粉的人，肯定不会把这种奶粉给自己的孩子吃；贩卖假药的人，当然更不会让自家人服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祖宗的遗训，也是做人的起码道理，如今却成了道德高地，令很多人不想企及了。
发达国家对我们提出了近乎苛刻的产品质量标准，这种苛刻有时令我们愤怒，也使我们不得不把产品做得更好。道理很简单，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产品卖不出去，顺差就无法实现，企业就没有效益，工人就拿不到工资，谁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问题在于，中国的消费者虽然老实厚道，但“中国人的胃并不比外国人更强”、“中国人的命并不比外国人更贱”。质量面前人人平等，要做到对外国人负责，没有比先做到对自己人负责更明智的选择了。没必要等到外国人来批评抵制，才开始审视自己的食品安全。对本国百姓不负责任，也不可能真正对外国消费者负责。只有本土制造标准提高了，外贸产品质量才会相应提高。自己慢待自己，不要指望别人瞧得起你。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１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