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辑
李清照和秦桧、王继先
李清照，其出生年难以确定，其生年可能是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六年（公元1083年）或七年（公元1084年），卒年不详，至少活至宋高宗绍兴后期，可能七十岁左右，京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人，为冠绝古今的女词人。
李清照与秦桧的亲戚关系是有史料可稽的。北宋有一个宰相，名叫王珪。他的孙女王氏，史书无名，嫁给秦桧，显然是个河东狮吼式的女子。秦桧后来独相，虽然势焰熏天，但在王氏的雌威面前，却只能伏低做小。王氏不生育子女，秦桧仅与女婢生下庶子林一飞，却被王氏轰出家门。后来有人向秦桧建议，林一飞复归秦姓。虽然对秦桧说来，是至关重要而迫切的头等大事，但王氏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她一力维护养子秦熺的地位，秦熺是王氏亲兄的庶子。秦桧尽管讨厌秦熺，而林一飞竟不能复姓，使秦桧死不瞑目。王氏是王仲山之女，而王仲山的长姐则嫁给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所以李清照大致是王氏的表姐妹。
李清照虽是秦桧的亲戚，但至少有两件事，表明双方的关系很不好。一是李清照离婚。她改嫁而离婚的事应无疑问，关键是宋代不像明、清时，人们并未将女子，特别是寡妇改嫁，作为一件失节丢人的事。例如文天祥著文坦白亲祖母梁氏改嫁，并无羞愧感，梁氏死后，还为她守孝。宋人有关李清照改嫁的一些记载，决无造谣中伤之意，说她改嫁不可能起毁谤的作用。李清照对后夫忍无可忍，在起诉到判案期间，她必然会拜托亲故。从李清照方面的亲戚而论，权位最高而关系较近的，自然是时任右相的秦桧。但是，她所投靠，并确实为她出力帮忙的亲戚，是时任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的綦崇礼。綦崇礼与李清照的亲戚关系却是远而又远，并且是秦桧的政敌，在秦桧的罢相制词中使用的责词颇为严厉，因此与秦桧结成深怨。二是李清照在一次端午节给皇宫写帖子词，却遭秦桧之兄秦梓从中使坏。
中国成语“结党营私”是有深刻的科学内涵，盖不结党就不足以营私。按照中国专制传统的惯例，当秦桧权势炙手可热之际，凡沾亲带故者，特别是王氏方面的亲故，一律飞黄腾达，窃据要津。一人得道，岂止鸡犬升天，甚至连鸡虱和狗蚤也可遨游云霄。但李清照显然不是一个因亲戚关系而受惠者。李清照“欲将血泪寄山河”，“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爱国情怀，当与秦桧残害忠良，屈辱苟安于半壁江山的言行相凿枘，是双方交恶的根本因素。
李清照在《金石录後序》中详细叙述其夫妻节衣缩食换取的收藏之富，与“得之难而失之易”之过程和悲恸，却无片言只语涉及医官王继先低价强购她家收藏的事。
中国人一般不会不知道遗臭万年的秦桧，但即使是不研究宋史的史学家，一般也不知道王继先。宋高宗是十分荒淫的皇帝，他在扬州白昼淫乐，却受到了好色的惩罚，当金军突击扬州时受了惊吓，丧失生育能力。医官王继先能为他合壮阳药，就受到特别的恩宠，虽然官位最终不过正四品，却形成一股甚至与秦桧相颉颃的恶势力。韩世忠部将王胜受另一大将张俊迫害，韩世忠为王继先设宴，命他出见，拜王继先为乾爹。王胜很快就出任镇江府都统制（相当于今大军区司令）。秦桧独相，视执政（相当于今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如奴隶，任意颐指气使，却必须巴结王继先。他特别叫妻子王氏，即李清照的表姐妹，与王继先认干亲。宋高宗曾失言：“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
王继先垂涎于赵明诚家的收藏，赵明诚逝世，尸骨未寒，王继先即出面欺压他的未亡人，愿出黄金三百两，收购李清照的收藏。宋代与明清时不同，金银作为流通手段，须与铜钱折价。三百两黄金约折合钱九千贯，九千贯钱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却仍是低价强购无疑。李清照通过亲戚谢克家出面，上奏论诉。但是，在宋高宗的偏袒下，李清照与王继先的官司，却以李清照的败诉告终。李清照所以没有在《金石录後序》中提及此事，当然是畏惧王继先的恶势力。据李清照自述，在赵明诚死后，她本人也“大病，仅存喘息”，王继先的趁火打劫，当然是对她起着雪上加霜的作用，但李清照居然顽韧地、奇迹般地活下去。她在《金石录後序》中如泣如诉般的叙述，实际上也应理解为对王继先的控诉。
李清照与赵明诚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向来被当作才子佳人珠连璧合的美满结合，近年来，如陈祖美先生提出质疑，这是从分析李清照的词作着手，并论证两人无子嗣。
从李清照《金石录後序》的文字看来，她对赵明诚的怀念是十分深挚的，两人在爱好古器、书画等方面也是志趣相投。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决不像《红楼梦》中的少爷和小姐们那样惬意和舒适。因为爱古器、书画之类如命，而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李清照“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塗金、刺绣之具”，“几案罗列，枕席枕藉”，“乐在声色狗马之上”，“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由此可见，他们的居室因为有过多的古器、书画之类，颇显得凌乱，岂但是“几案罗列”，即使是枕席之间也堆放着此类爱物。如果今人编电视剧或电影，把李清照装扮成满头珠翠、衣服华美鲜丽的女子，将其居室布置为整洁雅致的书斋，就有悖于史实。
但今人似不能据李清照在丈夫身后的怀旧之作，断言两人在生前必无俗话所谓磕磕碰碰的事。首先，李格非入党籍、遭贬责的事，必然会在赵明诚和李清照的夫妻生活中，造成大的波澜。此外，从今存有限的史料看，赵明诚和李清照显然没有子女。按李清照《金石录後序》自述，这个无依无靠的老妇，最后只能投奔她的弟弟李迒。古人把后嗣看得极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嗣的出路，无非是领养继子，或是纳妾生子。赵明诚是否领养子嗣，或纳妾生子，在今存记载中已见不到任何蛛丝马迹。陈祖美先生注意到李清照前期词作表达的愁苦幽怨之情，可能正是反映李清照没有能为赵明诚生育子女，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和苦恼。李清照自称“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似说明她并不承认，她与赵明诚婚后有一长段幸福生活的时期。陈祖美先生注意到，赵明诚“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看来他大约是纳妾而未生子，则李清照无子嗣，是在於赵明诚有男子不育症。
关于赵明诚，此处还可作两条补充。《宋会要》选举33之39载：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职事修举，可特除直秘阁。’”
这已是在金军大举攻宋之后，笔者见到一些李清照年谱，将赵明诚知淄州系于翌年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显然有误，赵明诚至晚在前一年，已出任淄州知州，“职事修举”，自然不可能是到任方数月的事。南宋初年，尽管国难当头，赵明诚的官位却是上升的。建炎元年七月，他在母丧中“起复”，以直龙图的文职，被任命为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但他遇到紧急危难的事，显然没有措置能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甲寅载：
“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途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府事、朝散郎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其後，绛、允恭皆抵罪。”
这个事件确是反映赵明诚的无能，李清照作为四十多岁的妇人，到底是随丈夫一起“缒城宵遁”，还是被抛弃在家，已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此种乖谬的行为，是理应受到李清照的埋怨或责备。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
电视剧《汉武大帝》当然合我的口胃，剧情大致依据史实，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乱说，演员的表演都相当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然而若依现代史学的眼光审视，也并非没有可訾议之处。
在中华漫长的古史中，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变迁颇大，但戏曲和历史影视剧之类往往不注意各代的差异，而径将后世的名物制度之类随意往前推移，就不能不与各代的史实有出入。《汉武大帝》虽然参据历史记载，却仍不免沿用目前的俗套。在此不妨略举数例。
冶铁术：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所知，汉代的冶铁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匈奴的兵器是落后的，他们所以逞强，主要是仰仗骑兵。《汉书》卷49《晁错传》引他的说法：“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表明汉军的兵器和组织的严密，即使在汉武帝之前就已胜过匈奴军。剧中编造为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钢做刀，胜于汉剑，故引发汉武帝通西域的打算，当然不符史实，因而是不合情理的艺术虚构。我看电视剧时，就在想，要为汉武帝通西域编造理由其实不难，最合情合理者无非是马。中国内地传统的马都是蒙古马，个头小，跑不快，其优点是耐粗放饲养。世界的良马，大抵源自中亚。正是汉武帝引进中亚大宛良马，改良了中原马种，前辈学者对此早已发表了研究成果。人们不难看到今存的考古实物，秦始皇兵马俑的铜马都是蒙古马，而东汉著名的“马踏飞燕”的铜马正是不同于前的良马，乃是自汉武帝以后，改良中原马种的实证。
马镫：从考古实物看，马镫发明于中国晋代，大约尚在汉武帝之后三、四百年。小小马镫，是古代的一件大发明，没有马镫，就不可能有完善的骑兵。汉代的骑兵都是有鞍无镫。当然，要演员们骑无镫之马，对演戏有相当大的困难。
内阁：戏中使用内阁，作为中央政府的代名词。其实，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是晚至明代废除宰相制度后。譬如《北齐书》卷36《邢邵传》说：“与妇甚踈，未尝内宿，自云尝昼入内阁，为狗所吠。言毕，便抚掌大笑。”此处的内阁就是内室。《宋史》卷351《朱谔传》，朱谔建议宋徽宗“开内阁，延羣臣，从容论道”。这只是指皇帝的深居处而已，与明代作为中枢机构完全不同。汉代当然不可能有明代的内阁制，并由此产生的入阁、阁臣、阁老等特殊名词。
奏摺：奏摺的“摺”如今在简体字中与“折”归并。所谓奏折、折子之类还是晚至清代的名词，奏文一般折叠。在清以前的汉，自然不能称奏折。清以前可称奏、奏议、奏疏、奏札、札子之类，各代的名目也有不同。
太监：如今人们已习惯于将古代宫中的宦官称太监。还有一句流行的俗话，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其实，在明代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太监”与“大监”相通，只是将作监、司天监、军器监之类长官的通称和尊称，不是宦官。《宋史》卷168《职官志》，“唐令”，“太史局为司天监，置大监，正三品”。同书卷454《赵时赏传》：“捍战有功，升直宝章阁、军器太监”。《元史》卷25《仁宗纪》延佑三年，“增置晋王部断事官四员，都水太监二员”。《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11《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其实是一部宋人话本，其中说： “仁宗问司天台苗太监。”这些都是明以前的“太监”不是宦官的例证。
如何称呼宫中被割去男性生殖器者，各代不同。大体上说，秦以前称寺、寺人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12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内豎掌内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内小臣以下皆用奄人为官也。”“奄”与“阉”通。如《诗经?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瞻卬》篇：“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左传》成公十七年：“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国语?晋语》：“（晋）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晋）文公逾垣，勃鞮斩其袪。”自汉代至元代则通称宦官、内侍等。如《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汉书》卷２《惠帝纪》：“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注说：“宦官，閽寺也。”晚至《宋史》和《元史》都为一些重要的宦官设《宦者传》。《元史》卷144《答里麻传》：“朝廷遣宦官伯颜催督绣段，横取民财。”到明清时代方通称太监。如果汉代的宦官就称太监，当然是错误的。
称谓：中国历朝历代的称谓变迁很大。如今成为影视剧程式的称谓，如老爷、小姐、某大人等，大抵是始自元杂剧。反映稍早时代的《水浒传》就未使用此类称谓，不用说更早的时代了。例如迟至宋代，“老爷”还没有形成通用的称谓。南宋初造反的巫师钟相，他用迷信鼓动群众，人称“钟老爷”，纷纷前去“拜爷”，“拜爷”就是“拜父”，“钟老爷”即是钟老父。宋人也有“小姐”的称呼，但决不是指富贵之家的女儿，如《夷坚三志己》卷４《傅九林小姐》说傅九“与散乐林小姐绸缪”，类似于今之三陪女郎。即使是富贵之家的女儿，则称小娘子或女娘子。汉代的称谓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譬如刘邦本无名，人称“刘季”，用现代语就是刘老三或老四。《史记》卷55《留侯世家》载刘邦骂道：“竖儒，几败而公事！”“而”与“尔”通，“竖儒”、“竖子”是詈语，据同书卷97《郦生传》注：“竖者，僮仆之称。”比喻为奴仆。同书卷97《陆贾传》中，刘邦又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他自称“而公”、“乃公”，这又是秦汉时的流氓话“你老子”。从史料上看，皇帝也并不总是自称“朕”，也可自称“我”或“吾”。汉时下级见官长，可称“足下”、“君”等，封侯的可称“君侯”，见《史记》卷97《朱建传》。皇帝称臣僚，客气一点，也可叫“君”、“公”、“先生”、“子”。如《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载，刘邦呼陈平就称“先生”或“子”。臣僚称皇帝第二人称是“陛下”，第三人称叫“上”。《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可知“上”有时也可作为第二人称。汉时第二人称一般可叫“汝”、“若”。此外，如《陈丞相世家》中王陵之母谦称“老妾”，同书卷92《淮阴侯传》中漂母尊称一个穷困青年韩信为“王孙”，相当于后世的公子，也应是当时的一般称谓。既然是汉代的史剧，无疑应尽量使用汉代的称谓。
我接触过一些影视工作者，他们往往喜欢尽量发挥自己的“创作自由”，不愿意受各朝各代的不同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拘束，按自由的想象，编造一些当时不可能发生的情节。我曾开玩笑说，依他们的创作思想，一二百年后演文革戏，红卫兵是否可以穿牛仔裤，啃肯德基，嚼口香糖，唱流行歌曲？但是，如果是真正有志气的影视工作者，肯定也会认真思考一些行家的批评，既要编历史剧，就须认真了解现代史学研究，使自己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更加贴近古代的历史真实。《汉武大帝》的一些疏略表明，尽管编导者仔细阅读了《史记》和《汉书》，但光读这两部书，显然是不够的。
古人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现代许多学科而论，就完全用不着，但对史学就用得着。考察各地名胜古迹、考古遗址、古战场等，或可发现光看文献和图片可能忽略的问题，甚至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2002年夏，我们一行约一百人，由旅行社安排，从兰州横贯河西走廊，前往向往已久的敦煌。坐的是大轿车，住宿的是三星级宾馆。但四天行程，有些同行竟腹泻或发高烧，大多数人虽未得病，因连续参观和坐车，也十分疲劳。事后，我与台湾东吴大学的同乡、刘静贞教授交谈，她说，祖国西北是“可爱”的。我说，自己的最大收获，是真切体会到当年霍去病夺据河西走廊，是一次伟大的远征。我们现代化的旅行，尚如此狼狈。当时的汉军骑的是无镫马，长驱和转战追奔三千余里，大致相当于如今北京到上海的路程，且不说打仗，就是行军、露宿、后勤、疾病等艰难，就可想而知。当然，当时的河西走廊是牧业区，其生态环境强于现代，据记载，汉时还是“美水草，冬温夏凉”。现在的河西走廊则是沙碛和耕地交错，与关中平原显然有异。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看，唯有掌控了河西走廊，方能掌控大西北，方能连结中亚。这次远征无疑是汉对匈奴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仗，当时起着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功效，使匈奴永远失去了河西走廊这块宝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可惜传世的文献记载过于简单，如果换做今人，肯定可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从军记，详述远征的方方面面。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
中国古代席地而坐的风俗大约持续了三千年，在唐宋之际方发生变化。但是，东邻日本却仍然长时间保留了中国此种风俗和相应的礼仪，可称是中华古风俗的活化石。中国人如今已不易理解古代的风俗和礼仪，但只消看一下那怕是日本上世纪中叶的电影，就易于理解。电视剧《汉武大帝》对席地而坐的礼仪显然表现得不到位。
了解古代席地而坐其实涉及三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即坐姿、礼仪和家具。
古代席地而坐的礼貌姿态就是坐，坐即跪坐，臀部压在脚后跟上，与跪的姿势相近。故席在家具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席方能坐。“正襟危坐”就是指严肃的跪坐姿态。《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这就是当时入室后的起码礼节。但今人不妨试一下，即使跪坐几分钟，膝盖就感到疼痛难受了。日本人使用“疊”（たたみ），就是为减轻或消除膝盖的疼痛难受。古代君臣之间谈话是严肃的，故一般必须使用坐的姿态。人们常引《汉书》卷48《贾谊传》，他与汉文帝谈“至夜半，文帝前席”。在跪坐的姿态下，汉文帝听得入耳，他的膝盖就不知不觉地在席上前移。
从考古实物看，安阳出土的商代玉人和石人雕像已有跪坐姿势，另有四盘磨村出土贵族白石雕像，双手后撑，膝盖弯曲坐地，头部斜仰的姿势，人体呈倒Ｗ形，看来也是一种商人的坐姿，后世似未沿用。秦兵马俑有蹲跪式，即半跪，古语或称“跽”，是由坐到起的动作，含有戒备之意。《史记》卷７《项羽本纪》载，在鸿门宴上，樊哙突入，“项王按剑而跽”，此处解释为半跪，较合情理。踞即是蹲，这在古代不是一种礼貌的姿势。坐地而双腿伸开，则称箕踞，更是不礼貌者。《战国策?燕策》叙述荆轲刺秦始皇不成，“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史记》卷89《张耳传》写张敖见汉高祖刘邦，“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故《礼记?曲礼上》说“坐毋箕”。另有一种盘腿坐的姿势，古人最初不用，大致是佛教传入后的事，称为“跏趺坐”，来源于梵文的音译。《法苑珠林》卷13说：“宝莲华上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当然，佛教的“跏趺坐”不是随便盘腿。佛教是东汉传入中土的，表现西汉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出现盘腿等姿势，自然成了败笔。
当然，贵人坐在席上，旁边有侍者，他们一般是站立，其礼貌姿势是拱手而立，商代的陶俑已有拱手式，应是奴隶身份。
宋代的朱熹已生活在非席地而坐的时代，但耳目相接，他在《朱文公文集》卷68《跪坐拜说》和《朱子语类》卷91介绍了前代的室内礼仪。“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盘足，必是跪。以其惯了，故脚不痛”。“跪坐，故两手下为拜”。“盖古坐时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若拜时，亦只低手祗揖，便是肃拜”，其实就是稍变跪坐的姿势，两手撑席。“稽首拜，头至地；顿首拜，头叩地；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对照日本电影里反映的动作，上述说法就可以理解。此类礼节其实都是跪坐姿势的衍生。
古人也有揖礼。《尚书?康王之诰》说，康“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最后是“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揖礼的规格较拜礼低，并且有时可能是室外礼和告别礼。《左传》成公六年，晋“公揖而入，（韩）献子从”。《史记》卷８《高祖本纪》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的描写有不少传神的史笔，活灵活现地刻划了汉高祖的粗野流氓气质。其中涉及到当时的席地而坐的礼俗，今人若不懂此种礼俗，就无法理解他史笔之妙。用今人的语言说，则是刘邦坐在床边。但依照汉时的概念，只有跪坐方是“坐”，此种后人公认的垂足坐姿只能叫“踞”，是很不礼貌的。郦生就以降格礼对无礼，在室内不行通常的在席上的拜礼，而改行站立的揖礼。同书卷91《黥布传》也说：“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英布因刘邦“踞床洗”而召见，视为侮辱，甚至打算自杀。同书卷97《陆贾传》说他见南越王尉他，尉他“箕踞见陆生”，经陆贾“进说”，“於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连忙改用礼貌的跪坐姿势。电视剧《汉武大帝》有些镜头是臣僚到殿内进见皇帝就行揖礼，这自然是不合情理的。
到了取消席地而坐的宋代，人们就以揖礼为主了，所谓叉手、唱喏之类，都是配合揖礼的。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7记载自己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行蒙古“跪”礼，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尽管如此，但跪拜之礼并未全废，室内或某些礼仪不再铺席，就另设褥位。如《宋史》卷103，卷108《礼志》记载皇宫祀高禖神求子，“褥位以绯”，“乃请皇后行礼，导至褥位，皆再拜”。南宋给宋徽宗“发册宝之礼”，宋高宗“诣册宝幄东褥位，西向立”，“再拜”。
《荀子?礼论》说：“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此处说到古时三种重要家具，一是席，二是床，三是几。以下分别加以交待。
《周礼?春官》注说：“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这就是“筵席”一词的起源。古时宴会，先铺大席子为筵，后铺小席子为席。《仪礼?士冠礼》说：“將冠者即筵坐。”可见古时就宴应是跪坐。电视剧《汉武大帝》中也往往不注意这种规矩。《论语?乡党》说孔子“席不正，不坐”。《韩非子?十过》追述夏禹“缦帛为茵，蒋席颇缘”，“此弥侈矣”。商代“茵、席雕文，此弥侈矣”。《尚书?顾命》说西周时，“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周礼?春官》记载，“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五席有“莞、藻、次、蒲、熊”。席的品种和装饰，用以表现西周王室的豪华排场和气派。《礼记?礼器》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形容生活简朴，《左传》哀公元年称“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当时统治阶级不仅用几重席，还有茵，茵是软垫。《诗经?行苇》描写宴会说：“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仪礼?士相见礼》：“若君赐之爵，则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退，坐取屦，隐辟而后屦。”这是描写席上不得穿鞋。《后汉书》卷27《宣秉传》载，汉光武帝“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可见往往是几人合着跪坐一席，“专席”“独坐”当然是殊恩。
因古人生活起居与席的关系过于密切，就出现了如避席之类常用语。《御定孝经注?开宗明义章第一》解释“曾子避席”说：“礼，师有问，则避席起答。曾子闻孔子之言甚大且深，故瞿然起敬，避席立对。”出于起敬、惶恐、辞让等情况，古人就往往采用避席的动作。《史记》卷104褚少孙补《田仁传》记载，田仁与任安“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以此表示不愿与骑奴为伍。《世说新语》卷上《德行》记述管宁与华歆断交，两人“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断交以割席的方式，这在垂足坐的后世是不可能采用的。古代臣僚上殿坐席，就必须脱鞋，《史记》卷５３《萧相国世家》载，汉高祖“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就成为特殊的礼遇。“趋”是臣子入朝必须快走的礼仪。后来的权臣，如曹操、司马懿等都袭用此礼。《资治通鉴》卷185载：“隋恭帝诏唐王（李渊）剑履上殿，赞拜不名”。据胡三省注，当时仍然保留席地而坐的风俗，臣僚“引升殿，皆就席，解（剑）而后升”。“凡朝会赞拜，则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礼也”。古人讲究名讳，不直呼大臣的名，也是殊礼。“拜”当然是前引朱熹所说的“跪坐，故两手下为拜”。
估计即使是古代贵族，最初大约就是在筵席上举行宴会。但史料和实物表明，西周时已发明了“几”的家具，前引史料证明，宴会必设几。《周礼?春官》记载的五几有“玉、彫、彤、漆、素”。案最初是指有脚的托盘，用以盛放食物。宋代《事物纪原》卷８《案》说：“有虞、三代有俎而无案，战国始有其称，燕太子丹与荆轲等案而食，是也。案盖俎之遗也。”《史记》巻104《田叔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髙祖箕踞骂之。”这是一例。东汉有著名的孟光“举案齐眉”，礼敬丈夫的故事。《周礼?考工记》说：“案十有二寸。”按一般的研究，《考工记》是战国时的作品。战国时的度量衡已经相当邈远，姑以1尺约相当22.5厘米计，约高27厘米，不足１市尺。出现案一类带脚的托盘，可能如梁鸿和孟光那样贫寒之家，未必有经济能力置办几，饮食简陋，就以案代几，据案就食。故后来案渐与几混用。《后汉书志》第１《律历志》，“候气之法，为室三重”， “室中以木为案”。同书第６《礼仪志》下“大丧”，其器具有“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案大致仍应是托盘，但木案既不盛食物，实际上应是几之类。《三国志》卷54《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说，孙“权拔刀斫前奏案”，自然是指桌一类。后世更演变为几小案大，典型的实例是《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所载，节度使“视事之日，设礼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姑以１唐尺长0.3米计，高为0.36米，四方桌面各长2.4米。这仍是席地而坐时代的矮桌，而其桌面却要比如今的八仙桌大得多。“桌”字晚出，隋代的《广韵》卷５在“觉”字韵下有“桌”字，但未说明其含义。北宋司马光《书仪》卷３称桌或桌子，这已进入了垂足而坐的时代。朱熹《朱子语类》卷90说：“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桌，木主置椅上。”反映了宋代与唐以前的风俗差别。
床在周代已有记载。《诗经?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这是追述周的先祖出生。又《北山》诗：“或息偃在床。”学者们早已指出，古代的床是卧具兼坐具，而床脚很短。《仪礼?士丧礼》：“入，坐于床东。”《史记》卷122《酷吏列传》载张“汤坐床上”，可知坐床的姿势是跪坐。床上可设笫，即竹编的垫，又如《史记》卷126褚少孙补《西门豹传》有“嫁女床席”，《后汉书》卷37《桓荣传》有“床茵、帷帐”，如此之类，都属床上用品。帝后专用者可称御床。《后汉书》卷10《阴皇后纪》说，汉明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三国志》卷９《曹爽传》引司马懿奏：“臣昔从辽东还，先帝（魏明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榻是床的变种，出现稍晚，《后汉书》卷53《徐穉传》说，“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可知榻最初是较小的，可以悬挂。《北齐书》卷38《赵彦深传》说他“或升御榻”。在席地而坐之时，皇帝让臣僚升御床或御榻，算是一种殊礼。后世垂足坐，皇帝独处御座，自然再无臣僚“升御床”的景象。
学者们对胡床早有不少研究，这是游牧民族一种轻便的折叠凳。胡床引进时，内地显然没有其他相似的家具，相近的只是床，遂取名胡床。古代的床是坐卧两用，而胡床既是不能卧，也不能坐，即跪坐。按照古人的概念，只能是“踞”在其上。但胡床既有实用价值，终于流传，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椅、凳之类新家具，对改变汉人席地而坐的礼俗，起了相当作用。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说：“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
由此可见，在席地而坐的时代，帝王召见臣僚，可有多种场面。汉文帝与贾谊谈话，应是皇帝面南，跪坐席上，而贾谊则面北，相对跪坐。《世说新语》卷中《赏誉》说许询与晋简文帝跪坐交谈，“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也是类似场面。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几或御案之后，召见臣僚，也是一种场面。再如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床或御榻上，召见臣僚。此种场面，如今的影视剧中就往往忽略。《世说新语》卷下《容止》说，“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头”，然而匈奴使者所注意的，竟是“床头捉刀人”，大致反映此种场面。此外，如魏明帝对司马懿托孤，估计病危的魏明帝只能躺在床上，而“升御床”的司马懿大约是在矮脚御床上跪坐。刘备向诸葛亮托孤，估计也是类似场面。
传世的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为今人提供了由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坐的生动实证。夜宴自然是非正式的宽松场合，不必过于拘泥礼俗。从画面上看，屋内全是使用高脚椅和坐墩，人们垂足而坐，坐在床上的姿态都相当随便，没有跪坐。特别有趣的，是韩熙载本人是盘腿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由于佛教的影响愈益广泛，唐人使用跏趺坐的姿态已相当普通。如闫立本《步辇图》中，唐太宗也是盘腿坐在步辇上。按个人的体验，盘腿的坐姿显然要比跪坐舒服些。《鸡肋编》卷下说，“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
即使到了辽宋金元时，皇帝的座位还是沿用前代遗俗，称为御榻。《宋史》卷278《马全义传》说，宋太祖“召全义，赐食御榻前问计”。同书卷382《李弥逊传》载，南宋初，群臣反对和议，秦桧“於御榻前求去，欲要决意屈己从和”。《辽史》卷49《礼志》载祭山仪，皇帝和皇后“升南坛御榻坐。羣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金史》卷36《礼志》载受尊号仪，“又设御榻于坛上”。《元史》卷67《礼乐志》载“元正受朝仪”：“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即使到明朝，《明史紀事本末》卷42载，弘治十六年，“上召（刘）大夏入御榻前”。
关于御榻的样式，《宋史》卷148《仪卫志》有一段文字：“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玉雕的山），以龙卷之。坐面用藤织云龙，四围错采，绘走龙形，微曲。上加绯罗绣褥，裹以绯罗绣帕。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拥之，为前驱焉。”既称皇帝“正衙”所用的“法坐”，应即是御榻。但“老内臣”能“马上拥之”，就不会是一个大床，实际上已缩小到与龙椅差不多，臣僚不可能像前代那样“升御榻”。除了“法坐”之外，御榻也可有其他称呼，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注中称“御座”，《东京梦华录》卷６《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中称“金交椅”，“御椅子皆黄罗珠蹙”，《梦粱录》卷１《车驾诣景灵宫孟飨》称“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御校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金龙御座”。但说御榻即是交椅、椅子，应是不错的。
龙椅的名称出现似更晚。《元史》卷78《舆服志》载，在玉“辂之中，金涂鍮石较碾玉龙椅”，其他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都设“龙椅”。元代的龙椅还是设在车中，明清时，龙椅方逐渐成为皇帝的正式坐椅。《绥寇纪略》卷12，崇祯八年火灾，“火延及于茵蓐、御座，为文皇帝盘龙椅皆焚”。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引徐度之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看来坐椅子之类尚有一个普及的过程。《桯史》卷7《优伶诙语》记载伶人讽刺秦桧“但坐太师交倚”，而将宋钦宗回归“掉脑後”。“太师交倚”是一种“荷叶交倚”。据《贵耳集》卷下，是由临安尹吴渊“奉承”秦桧，“出意撰制荷叶讬首四十柄”，“遂号太师样”。据《宋史》卷113《礼志》，《大金集礼》卷8《守国仪》，坐具另有绣墩、蒲墩、杌子之类。《郧溪集》卷26《送蔡同年守四明》诗说：“尚书蔡公在廊庙，器业文章第一人。绣墪赐坐议大政，天子称之社稷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戊子条，宋仁宗引见宰相吕夷简，“命内侍取杌子，舆以前，夷简引避久之”。《元史》卷79《舆服志》载有交椅和杌子，杌子为“四脚小床”，即是如今的凳子。《宋史》卷283《丁谓传》记载，宋真宗“赐坐，左右欲设墩”，丁谓说：“有旨复平章事。”于是“更以杌进”。看来宋时杌的地位又高于墩。
中国人常说衣、食、住、行，这四项当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或风俗史的重要内容。就住而论，古代主要发生两次大变化：一是自西周开始，以砖瓦木结构房屋取代了夏商时期的茅茨土阶，这是一大进步，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式的居屋大致还是沿用砖瓦木结构；二是在唐宋之际，人们在室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坐，由此引起家具和礼仪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像京剧等戏曲，演出各朝各代的故事，都一律用明朝的服饰和家具。如今有一些新编的京剧，开始注意不同朝代的服饰差异，这是一种进步。但对席地而坐时代的家具和跪坐等姿势仍未有足够的表现。我常在想，可否为席地而坐时代的跪坐、拜、顿首、稽首、拜手等动作，为当时的几、矮脚床等，再设计一套艺术化的表演程式。这不仅可以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