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尊重法律和秩序的人，准备逆转吉米·卡特任内一系列懦弱无能的政策，不过，卡特确实把这个国家从尼克松的狂热中拉了出来。中产阶级父母越来越没兴趣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大麻，只有极少数人坚持认为大麻是有害的。对于这种情况，卡特的反应与里根不同，后者与安斯林格一脉相承，也断言大麻“极有可能是美国最危险的毒品”。但卡特很不走运，吸食可卡因的人在他眼皮底下爆炸式增长，以至于里根顺利地成了尼克松转世，刚一上任就重启了打击毒品的战争。1982年1月，里根成立了南佛罗里达毒品稽查队，面对面地迎战可卡因巨头们。该机构由副总统乔治·H·W. 布什领导，吸收了陆军和海军力量，旨在打击迈阿密的毒品犯罪行为。
他们的行动奏效了。侦察机与武装直升机截断了哥伦比亚—佛罗里达之间业已形成的广泛的贩毒网。缉毒行动让麦德林的毒贩头目们损失了上亿美元，但他们有个现成的补救方法：哥伦比亚人放弃了自己直接运货的业务，然后加大了经过墨西哥通道的货物量。起初，利润主要流回了南美洲。据《福布斯》杂志估计，麦德林的头号走私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个人身家约90亿美元，这使他成了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罪犯。但是渐渐地，墨西哥人从仅仅从事高回报的走私服务，转而要求进行更充分的合作。很快，菲利克斯·盖拉多、丰塞卡·卡里略与卡罗·昆特罗提供的可卡因就占到了不断扩大的美国市场的90%，这些钱洗白后，一年利润估计有50亿。仅在一个月内，就有2000万美元通过美国银行的圣地亚哥分行汇入他们的腰包。
到了1984年，美国缉毒署在提到三足鼎立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时，开始称他们为“瓜达拉哈拉卡特尔”、“麦德林卡特尔”和“卡利卡特尔”。虽然这种称呼让人联想到这些组织具有惊人的财富和权力，但还是有些误导。“卡特尔”通常是指一个由多家公司或多个国家组成的大财团，旨在消除竞争和不受欢迎的对手，避免价格战和利润缩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就是那个时代价格垄断组织的头号例子。瓜达拉哈拉人确实建立了联盟——实际上，他们形成了垄断——但他们联合的只是单干的黑帮分子或者小帮派，并非大型的政治或经济组织。这个名字还是就此保留了下来，尽管该联盟的成员并不买账。
“卡特尔”还存在着另一层意思上的误导，即它忽略了墨西哥政府在其中所处的中心地位。瓜达拉哈拉卡特尔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受到了米盖尔·纳萨尔·哈罗（1978—1982）及其继任者约瑟·安东尼奥·索利亚·佩雷斯（1982—1985）领导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保护。国家安全理事会是黑帮的保护伞，他们利用墨西哥警察的无线电系统拦截美国警察的监视信息，以确保装有毒品的卡车安全通过边境；他们大肆分发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徽章（美国缉毒署的特工很难不注意到，他们每次逮捕的高级毒贩都携带着国家安全理事会的证件）。纳萨尔·哈罗卖力地为瓜达拉哈拉集团效劳，最终因为贪婪而自食其果。1981年，联邦调查局在圣地亚哥逮捕了他，因为他向美国走私汽车，这是其毒品生意附带的一宗没必要的生意。的确，是中央情报局提拔了他，坚称他“是其墨西哥城办事处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的联络人”，但纳萨尔·哈罗公然辜负了他们的期待，自然要被处理掉。其继任者索利亚·佩雷斯最初证明了自己足以胜任这个职位，但后来情况有点尴尬，并且他还因下令杀害一位杰出记者被判处35年监禁。
事实证明，瓜达拉哈拉集团从别国——罗纳德·里根的政府——得到了更为关键的支持，但这一次并非无心（就像关闭“迈阿密走廊”所带来的预料之外的后果），而绝对是有意为之。
从1982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和白宫的官员们（比如奥利弗·诺思和艾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一直在想办法绕开美国国会对进一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禁令，这支受到美国支持的准军事武装试图推翻尼加拉瓜的桑定（Sandinista）政府。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墨西哥毒贩偷偷运送武器给这支反政府军。在那段时间里，菲利克斯·盖拉多每个月都会把4吨可卡因运进美国，然后以大杀伤力武器、现金、飞机和飞行员等方式向反政府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卡罗·昆特罗的一个农场实际上成了训练基地，由国家安全理事会——中央情报局信任的墨西哥分支机构——管理。作为回报，华盛顿方面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允许墨西哥加工的大量强效可卡因（crack cocaine）涌入美国城市街头，这种极易上瘾且销量巨大的毒品对贫困社区造成了严重破坏，还爆发了争夺市场份额的枪战，导致犯罪率飙升。
美国缉毒署因为国家安全理事会和中央情报局与实力日益壮大的贩毒卡特尔之间走得很近而越来越沮丧。缉毒署特工恩里克·“基基”·卡马雷纳，自从1980年起就一直在瓜达拉哈拉工作，曾一再向华盛顿抱怨黑帮们受到的庇护。1984年11月，他成功说服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对头——联邦司法警察突袭了水牛农场。当450人乘坐直升机摧毁田地、烧掉一万吨大麻之后，怒不可遏的卡特尔头目们绑架了卡马雷纳，先折磨，然后杀害了他。其尸体最后在米切肯州某个养猪场的一个浅坟里被人发现。
美国缉毒署震怒。首先，他们开始追查凶手。卡罗·昆特罗挥舞着他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徽章，在瓜达拉哈拉机场逃过一劫，最终在哥斯达黎加被抓获，经过审判、定罪，被判入狱。索利亚·佩雷斯则因为给他发了徽章而被解雇，丰塞卡·卡里略也步了卡罗·昆特罗的后尘，至此，只有菲利克斯·盖拉多仍未被找到。接着，美国缉毒署向媒体披露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与坏蛋们沆瀣一气的真相，这些真相一直被隐瞒着。当然，美国方面自始至终都是知情的，之所以秘而不宣，是因为在里根政府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反共牌”压住了美国缉毒署的“反毒牌”。此外，美国缉毒署还曝光了涉案的革命制度党资深政客的腐败行径，对该党形象和声誉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米盖尔·德·拉·马德里政府（1982—1988）解散了国家安全理事会，把一些特工和警察部门的指挥官送进了监狱，但还有很多人只是换了身制服，转而去其他联邦机构任职，比如早已成立的联邦司法警察或是中央情报局的墨西哥版本——国家安全研究中心（CISEN）。
卡马雷纳遇害的丑闻，提升了缉毒署在美国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不但使其扩张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还促成了1986年的《反毒品滥用法》[32]的通过。该法案要求美国缉毒署的分支机构每年提交一次报告，证明所有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都在全力配合美国的禁毒工作，或者在自行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如此一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的美国又自命为法官，就这个美国自己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对别国的情况指手画脚。）如果被问到的这个国家不符合美国的要求——墨西哥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就会被美国从所有对外援助项目中排除掉。更糟糕的是（尤其是对墨西哥而言），美国将对这个国家向多边发展银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的所有贷款请求提出反对，而这一点对那个国家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也正是在1986年，随着强效可卡因的飞速泛滥，“伊朗门事件”的丑闻曝光，再加上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里根提高了他宣传禁毒战的调门。“我的同龄人会记得，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袭击时，我们是如何积极行动起来的，”他大声疾呼道，“现在，我们面临着另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他签署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33]，宣布毒品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份指令准许美国国防部介入各种各样的禁毒活动中，尤其是发生在美墨边境上的。
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老老实实地依样而行，也宣布毒品交易是对墨西哥国家安全的威胁，授权军队扩大其对于禁毒行动的参与。在这件事上，他别无选择。墨西哥已经陷入全面的经济危机，做出保证，从而获得贷款，目前已变得至关重要。在全力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德·拉·马德里将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政策领域发动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会对从事毒品生意的组织产生极大影响。
自1930年代卡德纳斯执政以来，革命制度党就一直实行干涉主义的发展政策，试图促进墨西哥的工业化，并通过征收关税、限制外资所有权、投资能源与交通领域的基础建设、补贴农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使国家经济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总的来说，他们做得不坏：从1940年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倍。在1970年至1976年的6年任期内，埃切维利亚总统通过将600多家企业——电影公司、汽车制造厂、酒店、出版机构——国有化，以及承担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公路、排水系统），尤其是墨西哥城的，极大地扩大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国有化过程中，许多项目都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国家债务也因此增加了3倍。埃切维利亚总统之所以敢如此大手大脚，是因为1972年在塔巴斯科州大草原发现了储量巨大的油田——那里很快被称为“小科威特”，之后又在坎佩切湾的浅海地带发现了储量更大的油田。这些资源的潜在价值因1973年欧佩克成功地推高了全球油价而急剧提升。
不过，这个国家还是没能逃脱1970年代中期爆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它导致对墨西哥工业出口的需求下降。1976年，埃切维利亚总统被迫让比索贬值。当比索贬值一半，通货膨胀大幅飙升，资本纷纷外逃以寻找更安全的地方。在洛佩兹·波蒂略的6年任期里，救星出现了——油田的喷油井投入运行。到1979年，仅坎佩切湾油田一天就可生产150万桶原油。国有石油垄断企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这下可以停止进口石油并开始出口了。企业收入从1976年的5亿美元攀升到1981年的130亿美元，后面这个数字是受到了又一轮石油价格上涨的推动，因为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暂时缩减了石油产量。
另一笔意外之财接踵而至。当美国银行家到达墨西哥城时，他们的手提箱里塞满了急于借给这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的石油美元[34]。截至1981年，这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预计为2000亿桶（《财富》杂志有篇文章题目是“银行家们为什么突然爱上了墨西哥”）。洛佩兹·波蒂略很乐意以石油换取资金，撬动墨西哥未来的发展，他还在革命制度党的国家主导发展战略上下了双倍赌注。
大量的公共支出流向了生产型企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就是其中一个。1977年到1980年期间，石油公司得到了126亿美元的国际贷款，相当于墨西哥全部外债的37%，这笔钱被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的建设和运转，以及建造岸上的加工设备，扩建炼油厂，继续进行石油勘探，购买国外的生产资料和专业技术。这些投入使得墨西哥的石油产量从1977年的4亿桶，提高到1980年19亿桶。另一些则投入铁路、公路及制造业，帮助墨西哥经济实现了每年8%的增长。
但是，大部分支出被浪费在了欠考虑的项目、经常性支出上，而非资本支出以及官僚机构自私自利的扩张（及其薪资）上。其中一些公然用于裙带关系或腐败中。这种腐败，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鱼从头臭起。原因之一是革命制度党的体制几乎赋予其法老式总统以无限的权力。洛佩兹·波蒂略把自己的亲戚（妻子、姐妹、儿子）都塞进了政府高层，让一个情妇做了旅游部长，并吹嘘这一切。“我儿子就是我裙带关系的骄傲。”他得意地宣称。
洛佩兹·波蒂略的密友、工程师乔治·迪亚斯·塞拉诺坐上了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头把交椅。在成功地扩大了新油田的开发的同时，迪亚斯·塞拉诺与这家公司的许多高管一样，也将手伸向了公司利润。后来，他因此入狱5年。洛佩兹·波蒂略总统当年学校里的室友——“黑人”阿图罗·杜拉佐，被任命为墨西哥城的警察局长。在他之前的6年总统任期里，杜拉佐是墨西哥城首府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的警长，在他的帮助下，该机场成为哥伦比亚可卡因的重要转运点。现在，他又将全市2.8万人的警察部队改造成一个贩毒网，先把可卡因小包分发给旅长们，再由他们卖给下属去消费，并出售给公众。在杜拉佐1978年至1982年任职期间，警察肆无忌惮地强奸妇女，后者很快明白绝不能向警察求助。实际上，一看到有警察走过来，她们就往相反方向跑去。
墨西哥的外债稳步增加，从1976年的200亿，到1982年的近590亿。但是一开始它似乎还能应付，后来就难以招架了，主要是因为局势发展超出了其可控范围。1970年代中期，美国的通货膨胀又让墨西哥的经济衰退雪上加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佩克成功地提高了原油价格。为了像福特总统（1974—1977）呼吁的那样“立刻打垮通货膨胀”，保罗·沃克担任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1979年开始提高利率，最终将基本利率从12%提高到21%。到1980年，高利率导致了更严重的衰退，通货膨胀的确下降了，但它的实现靠的是将失业率抬高到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程度。
沃克在美国造成的这次经济衰退，对墨西哥产生了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因为短期贷款的滚动利率几乎翻了一番。到1982年，单单是付利息，一年就不止80亿美元。更糟的是，随着支出猛增，收入却下降了。原油价格下跌，是因为全球经济衰退使得需求减少，而伊朗石油回归市场又使供应增加。1981年到1982年之间，墨西哥石油价格从78美元一桶跌至32美元一桶。与此同时，墨西哥的资本又因比索对美元的贬值而外逃。在1982年1月到6月间，120亿美元逃离墨西哥，导致比索不得不一再贬值，从20比1降到50比1，再到150比1。
墨西哥明确表示它将不再支付利息，美国银行吓坏了。如果墨西哥破产，全美最大的13家银行将共计损失600亿，即他们共同资本的48%。并且，一旦墨西哥破产，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也会跟着垮台，这很可能会引发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于是，美国拿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和信贷，并拟订了一个非官方的债务延期计划。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被拉进来，向墨西哥提供紧急贷款，以使其恢复对美国银行债务的偿还，从它们的鲁莽行为中把它们拯救出来。这些机构采用了1975年“纽约财政危机”中制定的方案，现在对墨西哥实施“结构性调整”。债权人要求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项目，对外资扩大开放，集中力量偿还贷款和利息。这种粗暴的干涉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光环，使人重新认识到了市场对于国家的固有优势，只不过这次它被重新包装成了“新自由主义”。
执行上述要求的使命落在了米盖尔·德·拉·马德里总统（1978—1982）的肩上。他曾是洛佩兹·波蒂略任内的计划与预算部部长，是革命制度党的技术官僚中名声较好的一位。德·拉·马德里并非从该党的群众政治组织中脱颖而出，而是崛起于金融和石油机构。他不需要被动地走上这条新自由主义道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时，他已经领悟了其中的教义。他认为，国家机构是墨西哥的负担，应该甩掉，连同革命制度党遗留下来的许多项目和意识形态一起丢弃。但他无意抛弃一党制，甚而还打算利用革命制度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德·拉·马德里对许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削减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关税，不向精英征税，鼓励外商投资。他还削减政府对农业部门的补贴，令其采取以出口为导向的模式并开始种植庄稼，不是为了养活墨西哥人，而是为了还外国债权人的债。
第一轮休克疗法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经济触底，停滞不前达10年之久。许多行业陷入崩溃，至少失去了80万个工作岗位。农民们背井离乡，从凋敝的乡村成群涌入失业率高企的墨西哥城。实际工资因通货膨胀高达100%而直线下降。到1987年，据墨西哥政府估计，半数以上的人口营养不良。与此同时，债务从1982年占GDP的30%，增加到1987年的60%。1980年代因此成了“失落的十年”，上百万生命被葬送。
屋漏偏逢连夜雨。1985年，大约一万人死于墨西哥城的8.1级大地震，墨西哥城也几乎毁于一旦。国力疲软的早期迹象，部分是由于思想上的麻痹，政府除了愚蠢地拒绝了美国及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外，对这场灾难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而在低估死亡人数上倒是尽了全力。是墨西哥平民，尤其是青年和妇女，扛起了救灾的重担，为幸存者提供食物和基本的庇护所。之后，他们开始要求城市重建。各种民间组织在更广的范围内涌现出来，铸成旨在反对经济紧缩计划的社会运动。人们反抗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反对侵吞土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人们对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的长期不满，现在因为对其效率低下和思想上的反复而更加愤怒。很快，这股怒火将被引向推翻革命制度党政权的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