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锡那罗亚的鸦片出口急剧增长。一些人说，这是因为美国说服了墨西哥政府大开绿灯，以便弄到吗啡给受伤的士兵，来自土耳其的传统供应渠道已被切断。另一些人则坚称，没有证据表明双方有这样的交易，但也同意鸦片贸易确实很兴旺，大麻生产亦是如此，因为绳、索制造以及其他方面对大麻需求很大。战后，大麻出口量下降，但鸦片贸易一直繁荣到1950年代，鸦片贩子们也开始离开此前设在山里的据点。为了销售他们的作物，农民企业家们在锡那罗亚州首府库拉亚坎开起了商店。毒贩之间或毒贩与警察之间开始出现激烈的对抗，当地报纸担心城镇变成“芝加哥的翻版，到处是穿着凉鞋的黑帮”。
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首都以外地区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注意到了美国对战后毒品交易增长的抱怨，总统米盖尔·阿莱曼（1946—1952）领导下的革命制度党与前总统卡德纳斯的公共卫生计划分道扬镳，毅然采取惩罚性的禁毒制度，并将执法权集中于联邦政府之手。1947年，米盖尔·阿莱曼总统将反毒扫毒的执法权移交给总检察长办公室（PGR），其辅助执法权交给联邦司法警察（PJF）。
然而情况很快变得明朗起来，革命制度党的大佬和他们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代理人并不打算努力消除毒品生意。相反，他们采取了当地“酋长”一直实行的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的做法，建立起某种公私合作的关系。联邦警察将负责监督毒贩的生意，即协调、指导甚至通过暴力手段约束他们日益增长的竞争倾向。与此同时，他们将为国家创造一笔稳定的收入，当然也为自己的口袋、为他们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上级以及权力阶梯或该党权力顶峰的人带去好处（并不仅仅是偶尔的好处）。革命制度党所寻求的并不是根除，而是控制，是建立一种（有利可图的）“革命制度党的和平”（Pax Priista）。
就在同一年，1947年，主要是在美国当局的教唆下，米盖尔·阿莱曼政府创建了国家安全理事会（DFS），其性质有点像政治警察，也有点像国家安全局。作为介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新近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某种形态，它将与后者展开极为密切的合作，这是冷战开始后墨西哥与美国结盟的一个标志。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依靠墨西哥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间谍获取情报，包括苏联的、东欧的以及后来古巴的官员在墨西哥的一举一动。革命制度党则雇用这些人充当秘密警察，让他们负责监视并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民粹分子、工会会员、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暗中搞颠覆的破坏分子”。
通过将扫毒行动作为镇压社会运动和革命制度党的政治对手的一种策略，国家安全理事会迅速进入了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势力范围。在控制毒品流向美国并从中获利方面，国家安全理事会也开始主动与总检察长办公室串通一气。作为革命制度党的参议员，阿莱曼总统的好友及顾问卡洛斯·塞拉诺上校对于设立国家安全理事会有过帮助（斯蒂芬·尼布洛如是说），并且对其运作一直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则认为他是个“寡廉鲜耻之徒，积极从事诸如贩毒之类的各种非法活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之合作。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实际领导马塞利诺·伊纽瑞塔上校曾受训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和他的首席代表也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怀疑，因为他们与大麻和鸦片的流通有很深的瓜葛。
1948年，墨西哥政府宣布要发起一场摧毁非法罂粟作物的“伟大战役”。警察部门首次得到了一队士兵的支持，在锡那罗亚州展开了行动。1950年代，此项运动蔓延至下加利福尼亚、索诺拉、贾利斯科、杜兰戈、莫雷洛斯、瓜纳华托和尤卡坦等州。与它设定的斩草除根的目标相比，此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种徒劳。非法种植散布于墨西哥广阔的国土上，种植者常常贿赂官员，让他们放过自己的作物。尽管如此，这一运动仍然影响广泛。联邦政府成功地将毒品政策执行权从当地“酋长”的手中夺回，纳入国家层面，以便让毒贩看清楚谁才是他们的新老板。此举还有个不曾意料到的结果，那就是毒品贸易的集中化。当地毒贩很快就意识到，生意的存亡及兴旺与否不但离不开市、州两级政府当局的保护，还应与联邦武装部门——联邦警察、军队、国家安全理事会和革命制度党的官员达成协议。反过来，这也需要他们凝聚成更大的组织，将地盘拓展到锡那罗亚的腹地之外，去拥抱整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