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才华，是能认出别人有才华——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让后世会记得接下来提到的几个人，也让他们的其他方面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他们办过一些难忘的派对，邀请过不少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
佩吉·古根海姆
Peggy Guggenheim，1898—1979
艺术收藏家
用法：提到任何处境艰难的艺术家，你都可以评论：“他现在要等的就是一个像佩吉·古根海姆那样的人。”
有一次，别人问佩吉·古根海姆，她拥有过几个丈夫。她回答：“别人的丈夫要算进去吗？”性爱似乎是这位美国女富二代主要关心的事，艺术只落后一点点，排在第二位。有时候，这两件事成了同一件事。她和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1]上过床（谁又没上过呢？），甚至两人还成了夫妻，虽然这段姻缘没有延续多久。
只不过，男人一般来说对佩吉并不好。她的第一任丈夫会打她，而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说佩吉丑到和她做爱得先拿一块毛巾把她脑袋裹住。（唉，佩吉长了个大圆鼻子，后来做了整容手术依然不见改观。）波洛克其实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个理论付诸实践，但你依然觉得他应该更心存感激一些，因为古根海姆不断把他请到自己那些有名的派对上，让他可以结识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虽然家财万贯，但佩吉·古根海姆生性抠门，所以这些晚间聚会中她只提供难以入口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拌好盐的薯片。不过，她的确是波洛克最慷慨的资助人之一。
作为一个最典型的可怜富家女，古根海姆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就是满欧洲跑，并把自己的财富花在当时那些艺术天才的美妙作品上。这些人里包括了毕加索、康定斯基、克利、达利、马格利特和蒙德里安，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收藏最终永久地留在了威尼斯的一座豪宅中，后来命名为“古根海姆博物馆”（不要和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混淆起来，后者是她舅舅所罗门·R.古根海姆建的）。至于佩吉是真的有水准能发现艺术精品，从而建起了她质量傲人的艺术收藏，还是主要归功于她那些经验丰富的顾问，向来是有一些争议的。
葛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1874—1946
作家
用法：要是你觉得某人的花园不怎么样，但又不想驳人家的面子，就可以引用斯泰因最有名的诗句：“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
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就是被这样一个想法启发的：要是能去葛特鲁德·斯泰因的派对那该多好！斯泰因是一个有钱的同性恋犹太作家，二十九岁的时候跟哥哥莱奥一起搬到了巴黎。他们很快建立起了一个让人赞叹的艺术收藏，以至于从早到晚都有人来做客，只是为了看画（如果他们是艺术家的话，也想把自己的作品卖给他们）。最后斯泰因兄妹定下规矩，只在周六晚上接待访客——于是他们闻名遐迩的“沙龙”就这样开始了，渐渐成了巴黎的一件大事。
跟哥哥闹翻之后，葛特鲁德和自己的恋人爱丽斯·托克拉斯一起延续着这个传统。客人到了之后——包括毕加索、马蒂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就和斯泰因谈文论艺，而爱丽斯会在另一个房间招待他们的妻子和女友。斯泰因自己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作家，虽然她的作品几乎没有人能看懂。她把“意识流”运用到了极致，似乎是认定了任何念头只要出现，她就一定得把它记下来。而且她喜欢依靠“重复”让别人听懂她的意思。她最有名的诗句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后来她得意地评述道：“一百年来，英文诗歌只在这句话里第一次让玫瑰红了。”）再给你看一个例子：“从善意中，生出红色，从无礼中，迅速生出相同的问题。”像疯话吧？可惜斯泰因始终没有明白，要是一句话没人看得懂，它是有趣不了多久的。
她卖得最好的书是一部相对更直白的散文作品《爱丽斯·托克拉斯自传》。利用了典型的现代主义写作花招，这本书讲的其实是葛特鲁德的人生，而不是爱丽斯的。斯泰因被指在二战时向纳粹卑躬屈膝，让她的名声受损。甚至她作为艺术收藏家的眼力后来也受到质疑。有一个评论者称她有“收集天才”的禀赋。但也有一些人反驳，那些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其实是莱奥甄别出来的，自从兄妹俩分道扬镳，葛特鲁德的艺术收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斯特芳·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
诗人
用法：如果你看了一部电影，其中画面、意象震撼人心，但逻辑上说不太通，你可以说它延续了一个伟大的传统，源头就是斯特芳·马拉美。
法国文人斯特芳·马拉美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入不敷出。但在巴黎罗马街的家里，他还是东拼西凑，每周都能找到几枚苏[2]办一场酒会。这些沙龙的常客后来被称作“Mardistes”——取自法语中的“星期二”，因为他们都是每周二见面的——其中包括好些当时最有才华的作者，随便举几个例子：W.B.叶芝、安德烈·纪德和保尔·瓦雷里……埃德加·德加和奥古斯特·罗丹曾经也混迹其中。
如果你是个诗人，确保诗作流传后世的一个绝佳的办法就是说服伟大的作曲家为你的文字谱上音乐。人缘好到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马拉美就做成了这件事。他的诗《牧神的午后》由克劳德·德彪西为其作曲，后来也让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编成了一个举世哗然的芭蕾舞。拉威尔和布列兹也都给马拉美的诗配过乐。音乐性是马拉美毕生工作的宗旨，相较于词句的意义，马拉美对它们的读音更感兴趣。实际上，他会把同音异义的字放到诗歌里，让诗歌被念出来的时候，听众吃不准到底在说什么，只能用耳朵听，并享受文字的音乐性。
马拉美重视风格大过实质，也就让他跻身于十九世纪末法国的“象征派”文学浪潮。如果说现实主义者追求尽量准确地描绘现实生活，那“象征派”在意的事情基本上正好相反。不管怎么看，马拉美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而且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他启发了立体派和未来派的艺术家，还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可能略显可疑的是，英国摇滚乐队“酷玩乐队”声称写《生命万岁》那首歌的时候，心里面想着的是马拉美，让人觉得分外有文化涵养。不过他们还没有到流行歌手Lady Gaga的地步，后者在设计唱片封套的时候，启用了美国最有名的一位当代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