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冬十二月，鄂中大疫。初，疫毒匿于野兽而人不察之，食之乃病，热且咳，重者乃至于死。数日，病者愈多，有传染之兆。
医者不明其因，恐之，乃报于郡守。守恐民乱，又以疫情未重，遂不以为意，以无恙欺众。有直言疫情之医者八人，乃以鼓唇弄舌之名污之。民遂不疑，以为无事。
岁末，郡中大宴，聚乡人上万，官民齐乐。又开歌舞会庆岁，千人观之。郡民皆翘首以迎元日，离乡者尽归其家。
武汉亦大都会矣，九省通衢，交通纵横，数日来往人流，不可计数。其时，疫毒已散于国中，潜而未发也。
明年正月末，各州染疾者渐出。朝中遣钟南山等数人赴鄂察之。钟南山者，科学家也，年八十余而体格尤健，数有功绩。及至武汉，乃大惊曰：“疫毒甚重，不可控也！确乎可传人矣，当速防之！”
未几日，而武汉城封，民不敢出户，见有疑者急避之。病者倏忽上万，而医者不足，医馆亦无床矣。时春节矣，而城中但闻哭嚎，不见喜色，人相隔离，凄惨苦怜，乃至于此。更有重者不及医治，自死于家中，人不敢收。
朝中大惊，遂下严令，举全国之力以抗疫毒。及此，非唯武汉，神州内外皆染其毒，无可免也。
商贩、酒肆尽闭，举国之城为之一空，亦有乡民填路以阻归人，防之甚矣。
忽而防病之药品、口罩尽空，贾人坐地起价，牟暴利者甚众。又有造谣取利者，挟民众之愤而危言耸听，以致民议不绝。观诸多言论，真假不辨，乱之极矣。
剧变至此，病者数万，死者千人，举国之家竟为牢笼，而民亦囚徒尔。朝中举措非不急、不厉也，奈何疫毒气候已成，不可骤然而灭之。
作文者曰：疫毒犹镜也，一照之下，大奸者无所遁形，大善者亦有所扬名也。然则，恶徒得利，英雄流血，何也？非唯不报，报之在后也。民意不可违，民言不可防，有罪之恶徒终不可逃也。
余观神州之抗疫，古今所罕见，而别国所难及。何哉？众心齐也。有难者而众援之，有功者而众旌之，有德者而众敬之，有过者而众谴之，有恶者而众斥之，有罪者而众击之。虽实有所失，而改之亦速，可谓善。
而举国医者，尤为可敬。医者，舍己而为大义，可谓战士。观其不恤忧险，砥砺而上，真可谓曹子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者也！
然于诸多善中，亦不可不追涉事官吏之责也。此大灾，皆此辈不顾大局、玩忽职守所致也。疫中则又见诸多无能无义之事，民心尽失，士人皆愤，虽万死不足惜。
于此疫毒缓解之日，当整肃朝纲，亲贤臣而远小人，救万民于水火之间。如此，则疫毒不足惧，自由犹可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