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声乐教学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行话”，即让学生先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件乐器，有了这件乐器，才好发出声音，才能唱好歌。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道理的，从自然界的情况看，声音总是要靠某种物体在空气中振动和共鸣才能发出的，歌唱也不例外，要把你自己歌唱所参与的各个“物件”（腔体）协调了、自如了，才能归你自己使唤。我们在歌唱时所使用的“物件”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声乐教师讲把身体变成乐器，是不错的，甚至是歌者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然而，正如沈湘先生所说的，这“乐器”又不是一般的物体，他毕竟是一个生命的活体，这个“乐器”是有头脑、有心灵、有情感，有文化、有历史、有个性的，而且是生长着、变化着的。歌唱的目的最终是要通过这件“乐器”展现这个人的精神世界、感情世界，表现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些，仅仅只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歌唱的工具，哪怕是当作能够发出科学的、规范的、优美的声音的工具，也都将使声乐艺术陷入工具理性牢笼，不但使歌声，同时也将使歌唱者丧失主体性，走向自身的“异化”。
把身体当作乐器，即当作歌唱的工具，这种“工具理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从另一个方面讲，人类在很早以前发明工具时，也总是把工具看作自己身体某个器官的延伸。比如铁锹、棍棒、锤子、钳子是自己手臂、手指、拳头的延伸；剪刀、锯子是自己既牙齿的延伸；舟船、车轮又是自己腿脚的延伸……此类由工具对于人身体的替代一直延伸到如今，而且在千百倍的速度加剧，比如，电话延伸了人的耳朵，电视延伸了人的眼睛，汽车延伸了人的双腿，电子计算机延伸了人的大脑，卡拉OK延伸了人的嗓音，科学技术带来的这一切，似乎已经超过《圣经》中上帝赐给人们的所有“福音”。事实上的变化，远非如此单纯。当这些人造的工具替代了人的身体，减缓了人的身体的负荷时，身体却往往被“废置”了。比如，人们有了汽车后，就不愿意多走路，双腿的功能就减退了；人们有了良好的照明，不需要在黑暗中辨别物体，视觉就下降了；由于各种声响设备给耳朵带来方便，人们天然的听力却下降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人的皮肤对于外界气温变化的抵抗能力，对于疼痛的忍耐力都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弱。人与他人的实际交往、沟通能力也随着网络的普及而下降。日本学者尾关周二对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体给人带来的损害曾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
电子媒体给信息通信带来质和量的飞跃，使人类主题的社会性和共同性得以发展，但它是抽象的、常常被异化的方式，同时又增加了人工符号环境。因此，如此下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活生生的感性的、身体的联系反倒会变得淡化。不以这种活生生的人的自然发展为根基，而是使之萎缩、淡化，这样的信息通信的发展无论怎样把人的社会性、共同性以多种形式扩大到地球规模上，它也只能是失去人的主体性的、被异化的“社会性、共同性”的扩大，而难以成为适应于系统化的人的类型的再生产。[36]
歌唱艺术在将身体乐器化，将发声科学化、技术化的同时，却遗忘了自己的身体，遗忘了自己这个拥有血肉、灵魂独一无二的身体。不幸的是这恰恰是我们专业音乐院校多年来犯下的一个错误。对身体的遗忘，在电子科技时代显得每况愈下，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英国乐评家I.休伊特指出：电子计算机技术音乐领域的深度介入，将“剥夺了音乐中的‘身体’（body）维度”，这里所谓的“身体”，同时也是“一种经过社会建构的人的感官文化积淀”，其中包含诸如“圆舞曲的微妙摇曳，进行曲的坚定步态”等情绪、欲望产生的效应。他说：“身体维度一旦中断，音乐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和沟通必然陷入瘫痪。”[37]
在声乐艺术界对于“身体”高度重视的艺术家中，刘索拉可以说是一个“极致”。刘索拉作为当代中国音乐界的一个叛逆性人物，一个色彩斑斓的“异类”，她的言谈往往显得有些偏激，话语方式也往往让人叹为观止，但她的一些说法的确能切入正统声乐界的弊端，令人耳目一新。她所讲的“身体性”，更侧重于“肉体”，是感性的、生理性的，在她看来，在歌唱的生理性上，是古今中外同此一里的：
我老说唱的声音是从脚底下发出来的，而不是嗓子，不是腹腔，也不是其他什么地方，而是脚底下那个根。其实唱这个东西，也是生理的感受，你要唱的时候，你感觉的不是嗓子，而是你的手指头尖。当你手指头尖在颤动的时候，你的声音也就出来了。这是整个身体的运动，才反映出那声音。那老一代人的东西，那些老艺术家说不出来，但他已经做出来了，他不像我这个大嘴巴，能说出来，但是他们都做到了，这就是中国的老艺人。
所以呢，我觉得音乐的生理性不能忽视，因为他是人奏出来的，只要经人手一弹，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就出来了。再加上古代音乐，弹的人本身就是创作者，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分什么作曲家，配器家，演奏家，分了好几层，这削弱了它的直接的感觉。但是古代人本身就是一边在想，一边在弹，那个音乐出来以后，绝对是有他的生理状况在里头。[38]
刘索拉所讲的身体性和生理性其实已经扩展到器乐的演奏上，她认为不但身体要成为自己的身体，乐器也要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成为“生理”上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演奏得好，才能使乐器发出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个性的音乐：
包括爵士音乐家，比如说他吹的声音高啊、低啊、长啊、短啊，或者其他什么的，就是爵士音乐家的那种感觉，是很生理的一种东西。所以这时你就感觉，让这个音乐变成你的脚，你的手，你抬脚一踢，音乐就踢出来了，或者手一举，音乐就举出来了。不用受特别多的限制。[39]
当刘索拉把“身体性”“生理性”推到极致时，她甚至断定音乐仍然与性心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是一种“疯狂”，她曾谈到自己在美国与黑人歌手一起相处时的经历：
而且我以为我在中国挺疯的，已经够疯的了，还不能跟着他们疯？那根本就不敢了。跟他们的疯相比，咱们的疯就是假的，他们都是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一举一动，都是在血里流的一种东西，你只有在血里含有这种东西，你才能唱出来，要不然你就唱不出来。整个的音乐，比如那个音响，那个屋子里的灰尘，没有空调的那种炎热，然后有几个老头儿在那儿调着弦，是那样出来的声音。在那样的气氛里边，还有相互的那种友好、调情，只要见着女的，眼睛就发亮。就是完全的调情，无时无刻在调情。就是所有的音符，都是对于异性的一种反映。或者说，不光是异性，就是性的一种反映。所以这种感觉，都是非常自然地就出来了，而且一定要融合的，和音乐融合，而不是说你自己躲一个小屋里想心思，出来以后当正人君子，（笑）那你弄不出来这种东西。这种东西绝对不是假装正人君子能出来的那种音乐。完全是敞开的，就是把衣服和你的整个身体扒开了让人看，是完全敞开的一个东西。有这个，音乐就出来了。[40]
演奏一场好的音乐会，我的感觉，和音乐家在一起，演奏好了就是性交……你和那个音乐家不谋而合，但他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这都没有关系，是你和那个声音在交配。这个声音到了你的脑子里，你就开始有一种反应，你的反应使你发出另外一种声音，这就跟动物之间相互叫似的，你是通过乐器的声音在互相呼应，这种呼应发出的声音，就是交配的结果。[41]
对于刘索拉发自内心的这段陈述，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音乐艺术的一种“返祖”现象，一种对于野性呼唤的回归。因为在远古时代，我们祖先们的歌舞活动差不多总是饱含着这种性欲的、色情的因素的，歌舞活动与一个部落群体中的性爱、生殖密切相关，无疑，那也是生理的、身体的活动。人类当然是需要不断进化的，进化的目标应当是愈来愈成熟、丰富、完满，如果进化的结果反而失去了原初的人性和生命活力，将血肉之躯“进化”为一具机械的空壳或一套既定的程序，那注定是走进了歧路、走进了末路！
当刘索拉张扬歌唱的生理性时，并没有忘记向学院派的“美声”回马一枪。她批评中国的某些戏曲演员搬用美声唱法：“他一用美声唱法就没有生理性了，就等于给阉了。他都不是性压抑或不压抑的问题了，他没有了他们自己的生理状况，成假人了。”[42]刘索拉这话真的有些“损”，揭了“美声”的老底，因为在17、18世纪时意大利人甚至把音乐家看作是“阉人”的同义词。
对于歌唱生理性、身体性的推崇，也就是对声乐艺术原生态、野生态的回溯，同时也是对声乐艺术界过度“文明化”“知识化”“科技化”“理性化”“工具化”的反拨。为此，刘索拉对美国黑人音乐家表现出更多的信服和崇敬。其中的道理是不难领会的，因为身处美国底层社会的黑人，他们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身体性情都没有完全被西方文明社会全部吸纳、同化，仍然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本色的东西，保存了更多的人的本性方面的东西，在他们身体上呈现出更多的生命活力和艺术天性。从19世纪以来的西方音乐史看，也正是黑人音乐、黑人歌唱为现代音乐输入了无限的活力和激情，开辟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音乐新天地！实际上黑人音乐已经成了西方音乐抗衰老的“青春宝”，我们应当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里说的歌唱的“生理性”“身体性”，说到底，也还是歌唱的自然属性，歌唱本是天地间最自然的事，就如同心跳与呼吸一样，如同男女之爱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本来就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说法，人为“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人与天地相类”，“精神受于天，形体禀于地”，“天地之气通于五脏”，朱熹归纳为一句话：“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反过来说，天地也可以看作人的身体的外延部分，人总是要通过新陈代谢的方式与天地自然界为一体。因此，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歌唱的身体性既是自然性，还包含着歌唱者与天空、大地的关系。
让我们回头再看黑人的歌唱为什么与天空、大地有着更深的感情，是自然为黑人的身体和心灵赋予了更充沛的力量。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B.霍克斯（Bell Hooks）以自己的经历回味了黑人与自然和土地的亲密关系：
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我就喜欢在土堆里玩耍，肯塔基州肥沃的土壤，孕育生命的土壤。在我对南方的佃农制度所造成的苦痛和剥削有所了解之前，我就意识到成年黑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我常常和爷爷杰瑞站在一起，看着外面田里正在生长的蔬菜、西红柿、玉米和羽衣甘蓝——这些都是他亲手耕作的。这些生长着的作物太神奇了，我禁不住表达出我的惊叹和钦佩之情；每当此时，我都可以看见他脸上的骄傲和满足。我知道奶奶芭芭的后院里生长着大豆、红薯、大白菜和黄澄澄的南瓜，她也会不无自豪地带着我们穿梭于一排排蔬菜田的垄间，让我们明白：只要得到悉心照料，大地会给予我们什么作为回赠。[43]
当我们强调歌唱的身体性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歌唱也是属于自然的，属于天空和大地的，这才是歌唱最深厚强劲的生命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