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感觉我的过去就像身体里的幽灵钟，提醒着我那些必须铭记的日子以及需要抵偿的罪孽。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十一月一日，算是个周年纪念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阴冷的灰色天空下，我乘一辆国家快运公司的长途客车，沿着公路的内车道向北而行。
我额头抵着车窗玻璃，看着一辆辆汽车和卡车从旁边驶过，车轮下水花四溅，雨刷快速摇摆着。这雨最是应景。我的童年记忆与没有尽头的夏日、漫长的黄昏或者草丛中的虫鸣无涉。我幼时记忆里的利兹永远是灰色，阴冷，下着小雨。
我小时候的家已经不复存在，为了给一个散货仓库让位被推倒了。我妈又买了房子，一栋小排屋，离我们的旧房子不远，用的是我继父留给她的钱。他死在高尔夫球场上——突发心脏病，把球车开到了水塘里。谁会知道他有心脏病啊？我妈打电话通知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葬礼，我告诉她我宁愿远远地幸灾乐祸。
我今天不是要见我妈。就像她说的，她在“西班牙越冬”，也就是在马尔韦利亚的泳池边像只鸡一样接受太阳的烘烤，喝着桑格里亚酒，粗鲁地对待当地人。她并不富有，只是种族歧视而已。
我从利兹长途汽车站走到最近的花店，让店员用满天星和绿植做了三个小花冠。她用包装纸包好，放进一个精美的纸盒里，我把纸盒塞到背包里。之后，我买了一份三明治和饮料，然后拦下一辆小型的士，车沿着A65公路行驶，直到郊区的柯克斯托尔，公路在这里与艾尔河相交。的士在布罗德利亚山附近把我放下，我爬过一段台阶，顺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森林深处走去。
我能叫出大部分乔木和灌木，还有鸟的名字，这得感谢我的前夫尼基。当他为我指认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以为我没在听，但其实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并惊叹于他渊博的知识。
我是过完三十岁生日一个月后碰到的尼基，那正是我觉得再也遇不到我的白马王子、错误先生或是任何“老头”的时候。那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不是已经嫁作人妇，或订了婚快要为人妻，就是已经有了稳定的恋爱关系。有的正怀着第二或第三个孩子，期盼着儿女成群，或是更多的福利补贴，或者根本不做打算。
我住在伦敦，受雇于一家临时工服务中介，做着短期的秘书工作，主要是补那些休产假的女人的空缺。我在卡姆登有个小开间，楼下是个烤肉店，夜里酒吧关门之后，这里提供土耳其烤肉，以及斗殴。
那是万圣节前夜。成群的女巫、小妖精和幽灵敲我的门，手里拿着麻布袋和篮子。再次为英国牙科行业做了捐献之后，我光着脚站在厨房里，像一盒在冰箱里放了太久的牛奶。
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在餐桌上。电脑两侧各有一沓打印纸。三个月来，我一直在帮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戴维·费弗尔的作家誊写录音，他写一些著名士兵的传记和战争史。他把录音带寄给我，我再把誊本寄回给他。除此之外，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他想让我重打部分内容时写在空白处的古怪备注。
我猜他是在跟我调情。我猜测他的长相。我想象着一个安静、备受折磨的艺术家，在阁楼上创作优美的散文，或是头发蓬乱、酗酒无度、过着惊险生活的战地记者。我对他的了解止于他的备注以及录音带上的说话声，他的嗓音温柔而和蔼，偶尔在个别音节上结巴，忘了说到哪儿时会发出紧张的笑声。
我做了个决定。我没有寄誊本，而是亲自送过去，去敲他位于海格特的家门。尼基一脸惊奇，但同时也很高兴。他邀请我进去，沏了茶。他没有我期盼的那样英俊，但长相不差，身材瘦削，比身上的衣服小一圈。
我问及他的书。他让我参观他的图书馆：“你读书吗？”
“我小的时候经常读书，”我说，“最近我不知道该读什么好。”
“你喜欢什么样的故事？”
“我喜欢圆满结局。”
“大家都喜欢。”他笑着说。
我提议在他家里誊写录音，这样省去了寄送的费用，还能加快进程。我每天上午九点到，在他的餐厅里工作，偶尔沏茶或是用微波炉热点吃的。数周的调情之后，尼基才第一次吻我。我觉得他还是个处男。他温柔而体贴，殷勤但没什么技巧，做爱时我希望他呻吟或是喊出声，但他总是默不作声。
在朋友身边，他表现得像个典型的公子哥，喝酒赌马，但是跟我在一起，他就变了样。他带我去乡间长久地散步，探访破败的城堡，找寻林中的禽鸟。在一次探险之旅中，尼基向我求婚，我同意了。
“我什么时候见你的父母？”他问道。
“不用见。”
“可他们会来参加婚礼，不是吗？”
“不。”
“他们可是你的父母。”
“我不在乎。我们还会有很多别的客人。”
哪怕是结婚以后，尼基还在极力促成和解。“你不能就这样不理他们。”他说。但是我可以，也是这么做的。就像任何一种感情一样——如果双方都不再为之付出，它就会枯萎凋零。
我沿着一条散布着水洼的骑行小路缓缓上行。我定时往回看，确保没有人跟来。我的大肚子藏在外套下面，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婴儿的重量对髋关节及骨盆的压迫。我笨拙地扶着树苗翻过一段路堤。树枝和干枯的树叶在我脚下断裂。我来到一条沟渠前面，像一只跃起的河马一样跳了过去。
太阳的威力渐渐增强，我也暖和了些，外套下面开始出汗了。我沿着曲折的小路来到一片树丛边，这里紧邻一间农舍的废墟。沿着斜坡再往前是个水坝，我能听到水流入坝底的深水池塘的声音。
我跪在潮湿的地上，清走藤蔓和野草，起出成簇的植被和泥块。慢慢地，三个用石头堆成的小金字塔露了出来，彼此之间距离相当。清理得差不多了，我脱掉外套，摊在地上，作为临时的野餐布，背靠着农舍摇摇欲坠的墙坐下来。
我在遇到尼基之前很久就发现这个地方了。我当时十一二岁，骑车沿着纤道经过柯克斯托尔修道院和锻造厂，朝霍斯福斯骑行。我记得自己穿着棉布裙和凉鞋，朝运河中正在通过水闸的船只挥手。我转个弯，瞥见树丛中隐约可见的塌掉的烟囱。我奋力穿过荆棘和藤蔓，找到了这间废弃的农舍，感觉就像童话中一千年前陷入休眠状态的城堡。
很久之后，我带尼基来到这里，他也爱上了它。我说我们应该买下这块地，重建这栋房子；他可以写作，我们生养一大群孩子。尼基笑着让我“耐心点”，不过我当时已经在努力怀孕了。
无保护措施的性爱就像每二十八天买一次刮刮乐彩票一样，等着中大奖。我什么都没中。我们去看了无数的医生，跑遍了生育治疗诊所，尝试了各种替代疗法。我试过荷尔蒙注射、维生素、药物、针灸、催眠、草药以及特殊饮食疗法。当然还有体外受精，我们试了四次，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然后每次失败都伴随着一次心碎。一段充满希望的婚姻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尼基不愿再试了，但为了我还是做了。在这最后一搏后，一个胚胎附着在了我的子宫壁上，像帽贝贴在多礁石的海岸上一样。尼基说这是我们的“奇迹宝宝”。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因为我不相信奇迹。
时间一周周过去。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我们终于敢给孩子起名字（女孩叫克洛艾，男孩就叫雅克布）。怀孕三十二周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孩子动了。我立刻去了医院。一位助产士把我连到一台机器上，却找不到心跳。她说孩子可能在某个奇怪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情况不妙。来了一名医生，他又帮我做了一次超声检查，还是找不到任何血液流动或心跳的迹象。
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死了，不再是一条生命，而是一具尸体。
我和尼基悲痛欲绝，哭了很久。那天晚些时候，我进行了引产。我经受了分娩的阵痛，但是没有婴儿的哭声，没有喜悦。我接过那团东西，盯着依然温热的女婴的眼睛，她甚至没来得及呼吸一口这世上的空气，没来得及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们把克洛艾的骨灰带到了这里，葬在了水坝上方这摇摇欲坠的农舍旁，我们的专属之地。我们承诺每年克洛艾的生日会回到这里，也就是今天，但是尼基从未来过。他跟我说我们应该“向前走”，我却从来都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斗转星移，时光流逝，我们哪怕站着不动都是在向前走呀。
我们的婚姻没能挺过这次打击。不到一年，我们就分居了——是我的错，不是他的。我对孩子的爱超过了对一个成年人的爱，因为它是一种单恋，并非建立在肉体诱惑、同甘共苦、亲密无间，抑或长相厮守之上。它毫无条件，无法估量，不可动摇。
离婚简单而干脆。五年的婚姻随着手起笔落而结束。尼基搬到了伦敦。我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正跟一个女教师生活在纽卡斯尔——女教师离婚了，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一个速成家庭，只需要加点水搅拌一下。
我拿出烤牛肉三明治和饮料，打开三角形的塑料袋，慢慢地吃起来，一只手在下面接着碎屑。一只知更鸟在灌木丛的细枝间跳跃，然后跳到了克洛艾的石堆顶上，在上面转来转去。我把面包屑撒到草地上。小鸟就跳下来啄食，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我。
今天是克洛艾的生日，但是我为我所有的孩子哀悼——我失去的以及未能挽救的孩子们。我为他们哀悼，因为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离开这片空地之前，我打开背包，拿出那几个小花冠，小心翼翼地不伤及花朵，叫出他们的名字，把花冠放在石堆上。
“我又怀宝宝了，”我告诉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减少对你们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