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二〇〇二年初于香江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在本质上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师儒之道的由来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是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于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从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的分歧与衍变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是，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是，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五〇九—四六八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荀卿）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是，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我们如果能在前后《汉书》中，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之，还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宋明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他们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后世的师儒名教从此专守程朱章注，认为即是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了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借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哄，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等国，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更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儒学承先启后，应是受到南宋末期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脱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二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而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亡国。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做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地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沈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互为师友，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洲）、王夫之（船山）、李颙（二曲）、顾炎武（亭林）等辈，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影响清朝二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二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其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笼络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重译《般若心经》，雍正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亲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词章文艺；虽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
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词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在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以后，文运再变，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涤生）便是其中翘楚，他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述而不作，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蒙，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虽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舍此是非不论，即以康有为掺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却对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这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精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瓖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利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能弭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在八十余年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几乎淹没了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多情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已无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可谓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之精神、待时而兴之志向，诚可嘉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