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
想念你的模样
与睫毛、嘴唇、下颌、耳垂无关
你赠我一根中指
我欠你一个问候
——致中指姑娘
（吴奕）
我电脑桌面是一件珍贵的藏品，焦点位置矗立着一根纤细的中指，戴黑色哥特式指环，涂黑色指甲油，稍远处是中指主人的半张脸，稚气未脱的花季少女横眉冷对着我。
“中指姑娘”在我众多藏品中得算是奇葩一朵。我将她裁剪成电脑桌面的尺寸，设为壁纸，这样，我一开机她便恶狠狠地注视着我，我有时勇敢地直视，有时害羞地躲避，有时干脆还她一记秋波。自从用了这个桌面，我养成了电脑洁癖，桌面上再没有杂乱的图标。我总是及时清理，不让图标挡住她的脸，妨碍我与她眉目传情。
是的是的，美女照片还有那么一种低俗的用途，但你不要误会我是一个需要靠意淫美女画报来解决生理需求的阴郁男人，我对中指姑娘的感情十分纯洁，就像你小时候会对着米老鼠贴画傻乐一样。
现在看着桌面上这张稚嫩的小脸，不禁感叹岁月蹉跎，想起与万紫初识时，她还是个黄毛丫头……
那年我入读了莫斯科大学，在开学典礼上瞻仰了学校历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备受鼓舞。在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下，我立了大志，誓做一个有贡献的人。我学的是新闻学，就算我无力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至少还能添油加醋。我决心寒窗苦读，铁砚磨穿，岂料树欲静而风不止,入学不久，莫名被一位校园偶像执著追逐，害我声名大振，欲低调不能。
该校园偶像姓李，名韦铭，中国籍男子，当时已经硕士二年级，从小立志做国际名记，由于才华井喷，在新闻系早已是风云人物。某日，他在新闻系摄影展上看到我的摄影作品，一见倾心，于是三顾茅庐邀我与他比翼采访。我早知他的偶像地位，羞赧地回答：“我配不上你。”。
韦铭坚定地说：“第一次见到你的作品，我就认定是你了。”
看着他笃定的眼神，我不作声了，我从前很难拒绝美女，现在才知道不是因为我偏爱美女，而是因为我总是心太软，连拒绝一个男人都如此艰难。于是我和他成为固定拍档，给国内的时政杂志做俄罗斯特约记者,他执笔，我摄影。合作了几个采访，我拍的照片总是跑题，比如我会在现场将镜头对准其他媒体的美女记者，而无视演讲台上慷慨陈词的新闻官。韦铭终于发现我只是个披着记者外衣的“收藏家”，追悔莫及，但羞于承认自己眼拙，只能隐忍，继续与我绝代双骄。
2003年，冬。
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总是高调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 近万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卡卢加广场，再汇成一道洪流，和着激昂的进行曲汹涌澎湃地朝红场滚滚而来。全莫斯科的老头老太们都出动了，他们步履蹒跚，纵使一身二战军装，满胸的功勋章，也不再英武。游行队伍里充斥着一种冲突的美感，亦振奋亦沧桑。爷爷奶奶们精神抖擞，振臂高呼“苏联万岁”、“十月革命万岁”。苏联国旗、苏共党旗、标语、横幅、列宁和斯大林画像、织有镰刀斧头的红围巾、红臂章……红，将冰雪封冻的莫斯科迅速点燃。
我与韦铭潜入人群，要零距离记录这伟大的纪念日。或许因为我浑身散发着神圣而高贵的社会主义气质，一个老奶奶噙着热泪要求与我在“十月革命理想不可战胜”的标语下合影留念。韦铭接过相机帮我们拍照，快门响了五六次，老太太还紧紧握着我的手，韦铭将相机托在胸前，上下为难，犹豫着是继续拍照，还是解救我离开。我握着老奶奶颤抖的双手，被她火热的共产主义理想灼烧着，血液从手心开始升温，一直沸腾到心脏，直逼天庭，头脑一热，突然忍不住振臂一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老太太一愣，不知是否琢磨明白谁是毛主席，也跟着说：“万岁！万岁！”她脸上的沟壑幸福而亢奋地颤抖着，我不禁感叹，莫斯科夕阳工程搞得好啊。
光荣的游行队伍中也混杂着一些精力过剩借题发挥的激进派，叫叫嚷嚷招摇过市。领头人，不知是否应称其为“人”。他头戴普京面具，脖子上拴着狗链，很投入地爬行在队伍最前方，不时狂犬病般朝行人怒吠。其后跟着颇具造反精神和表演欲望的队伍，上蹿下跳，手舞足蹈配以韵律十足的谩骂，高呼“打倒普京！”“恢复苏维埃政权！”这个队伍十分抢眼，堪称胶片杀手，无数相机在这里弹尽粮绝。
韦铭亢奋了，浑身上下每一颗携带记者基因的细胞都被汹涌的肾上腺素淹没，他疯狂地突破了警察加筑的安全防线，拖着我冲进游行队伍。这时队伍深处有一张亚洲脸孔晃过我的镜头，女孩悠闲地藏在癫狂的游行队中间，一脸不以为然的淡漠，我不由停下脚步，举起相机对着她一顿咔嚓。
韦铭焦急地催促：“快走，在警察干涉之前，我们必须采访到那只‘狗’。”
我推他一把：“你先去，我马上来。”
韦铭再度遭遇搭档采访跑题，火冒三丈，暴躁地撇下我跑开了。
小姑娘察觉到我的存在，瞥了我一眼，用俄语说：“滚开！”见我稳稳地端着相机，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她开始飙脏话，稚气的小脸龇牙咧嘴地摆出几个黑帮电影里学来的狰狞表情，生动极了，精彩程度远远胜过她装疯卖傻的同伴们，于是我拍得更加起劲。她骂累了，无奈地看着我，举起手对着镜头缓缓伸出一根中指。哈，这个娇纵的坏脾气的孩子，有趣极了。我又按了快门，这张照片从此成了我的宝贝。
下午采访归来，我和韦铭一起挑选照片，当那个愤怒的女孩赫然占满显示器，韦铭一哆嗦，像被雷劈到。
我很得意地说：“惊艳了？”
“是惊吓。”韦铭纠正道，接着满腹牢骚，“你就为了拍这个？现场那么紧张，你能不能先抓完重点，再满足你的另类喜好？”
他又开始诲人不倦了，我赶紧打断他：“这种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怎么才能报道出新意？就得玩另类。选这张，包你全球独家。”
韦铭将信将疑地看看我，然后眯起眼捉摸着这照片，玩味地说：“这么说来确实有点意思。可是不能让她无缘无故地给读者朋友竖中指啊，要配文字把事情交代清楚。你采访她了吗？”
采访？我眼前浮现出她滔滔不绝飚脏话的样子，勉强回答道：“呃……她倒是给我说了不少……”
韦铭说：“好，你写下来给我。这个姑娘还是有新闻点的，老年人纪念十月革命，是为他们光荣且痛楚的回忆。可是这些年轻人搞游行是为什么？他们又为什么愤怒？通过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反映些新问题。”
我回绝道：“不想写。”
韦铭不解：“为什么？”
那姑娘说的是一堆逻辑混乱的毁灭性短语，要我怎么写？但除此之外，我有更重要的原因。我说：“为什么要配文字？照片是世界的本身，具备多面性，一加文字解释，就变得片面了，只凸现出写字人偏听偏信的世界。照片比文字真实多了，新闻不就是要真相吗？”
我收拾起散漫，端出专业态度与他对话，韦铭有些吃惊，但他显然喜欢并擅长这种对话方式，认真地回答我说：“新闻的确是要记录真相，但媒体总是有价值取向的。一张照片，读者看了会有所感触，会情感泛滥，但是这些情绪原本就藏在读者心里，只是被你唤醒了而已，你并没有向他传递任何价值观……”
我说：“不需要价值观，我们是记者，又不是传教士。现在的新闻产品，我拍片、你写稿、他编辑……每一篇稿件都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要怎么传递？干净利落地告知事实就好了，读者又不傻，他们自己会做判断的。”
“你说的是一种生产新闻产品的方式，但那适合财大气粗的通讯社，不适合我们。我们两个实习小记者，情报有限，设备简陋，要做纯资讯，咱俩会死得很惨。人家可以开着飞机玩航拍，照片搞得气势磅礴，我们呢？不做出特色，我们只能被海量信息淹没。”韦铭流露出一丝力不从心的无奈。
“什么特色？”我问。
“注入人文情怀。 ”韦铭用了一个很高级的学院派词汇。
我无语，本以为自己说话已经够晦涩了，谁知他更涩。我只能掰碎了问：“怎么注？”
韦铭解释说：“比如一张‘9·11’的照片，美国人看到罪恶，想要和平；塔利班看到胜利，想要再接再厉搞恐怖主义。显然第二种情绪不是媒体应该传递的，必须要配上文字谴责恐怖主义，唤醒善良，感化邪恶。”
说到“唤醒善良，感化邪恶”时，他表情神圣，我仿佛看到他身后出现了万丈佛光。我投降了，明明师兄弟一场，他为何总是热衷于客串师父的角色呢？动不动就念紧箍咒“感化”我。
“我为什么觉得中指姑娘可以用？”韦铭接着说，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解释起来，“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写十月革命纪念日，却不敢奢望采访俄共领导人，写不出宏观庞大的稿子，还好我也不稀罕写那种稿子。我只想坚持人文特色，讲一个故事，刻画一个人物。可是在千篇一律的十月革命报道中，谁能记住谁的？我们只要有一个眼神被读者记住，就够了。她就有这种眼神……”韦铭情意浓浓地看着中指姑娘，我想圣僧被女妖精迷了心智，正准备唤醒他，他突然又换上严肃的面孔，冷冰冰地说：“你的中指姑娘想要表达什么，想好了吗？快去写，解释是必要的。”
说完他就跑步冲回自己宿舍赶稿去了，我目送他的背影，心想：“这个新闻疯子，已经走火入魔了。”而他一直用他的心理疾病侵犯我，被同化成疯子，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独自留在房间，与“中指姑娘”无奈对望。小姑娘，你到底有什么故事？你为什么要竖中指？我要写什么？传递什么价值观？我走到窗边，看着满天狂乱的雪花，臆想一个愤怒女孩的内心世界。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我只想开一个玩笑挑衅公众。我们供稿的是一本面向一小撮男性精英人群的时政杂志，我想知道当他们翻开杂志，赫然看到一个小姑娘朝他树立中指，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精英们会是什么表情？我就想激发他们原始的情绪，而不是用文字将他们引导向同一种情绪。
没有文字，这张照片即便有撼人的眼神，终究还是被韦铭舍弃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学校的新闻图片展上，“中指姑娘”大获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