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劳就让给他人，那没有功劳怎么办呢？曾国藩的做法是三番五次地向上面申请。如果别人跟着你干，却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或者，为朝廷出生入死，却得不到丝毫的封赏，谁都会寒心。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上司的无能，渐渐地就会失去人心。曾国藩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自担任两江总督后，他对患难与共的有功者多次上疏，请朝廷给他们赏赐，予以提拔。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兄弟得到了封赏，湘军的诸多将领也得到了很大的荣耀。但此时曾国藩想的是怎么为那些死去的以及活着而“有功未赏”者讨个说法。
仅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这一天，他就三次上疏。第一个折子是为攻打天京时阵亡伤残，即将回归家乡的501人恳请朝廷“议恤”。第二个折子他对吏部压下他为下属请功的保荐案表示了不满，他请皇帝下旨发交吏部，“将臣营自（咸丰）十年起所保各案，均免加考，报部核议，即照原单一体注册”，让现在仍在军营中的人感受到激励。第三个折子是密呈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他讲了几个自己内疚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有“冤屈”的，请求能够允许为这些人正名。这些人包括李元度、江忠源、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五人。申请对他们奖励和抚恤。最后，朝廷基本都满足了曾国藩的请求，使曾国藩对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将士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
或许有人会说曾国藩的做法其实就是为了笼络人心，有作秀之嫌。可是试想，如果能有这样一个上司，为自己的下属卖命请功，就算是作秀，下属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曾国藩对功劳真的看得很轻。当曾国荃为了能够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而焦躁不安以致生病时，曾国藩多次写信去相劝。他说：“古来的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工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
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经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还对曾国荃说：“你虽然有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湘军攻陷南京，自然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多年苦战的结果，但是曾国藩却理智地将攻克南京的功劳完全归于朝廷，这可谓是明智之举。他的做法既让人看到了他的胸襟和大度，也让人看到了他的高风亮节，这样就更加赢得了人心。
欲望是个无底洞，多大的名利都不可能填满。并且填得越多，它越会上瘾，需求越大，结果让人疲于奔命，身心皆累。现实中，因贪虚名而招实祸者，更是大有人在。人有一定的欲望，可以产生前进的动力，但要把这个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要贪得无厌，把什么功劳都戴在自己的头上，否则，到头来可能会变成不堪承受之重。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如何才能通过很好的合作，尽可能快地取得成功呢？答案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这既是圆融低调的处世之道，又是和人相处的绝佳之道；它既能理顺复杂的人际关系，又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支持。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必将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对一个人来说，在人生路上不但少不了与人合作，还必须主动寻求合作。个性太强的人往往有着较强的排他性，这是很不利于合作的。他们很容易在得意时锋芒太露，这样不仅招人嫉恨，还会刺伤自己的合作伙伴，导致合作的破裂。而在失意时，他们宁肯选择自我摧残，乃至自生自灭，也不肯低下他们高傲的头来寻求合作。对这样的人来说，成功也许可以期待，但更可能是遥遥无期。
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很好的合作，尽可能快地取得成功呢？答案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这既是圆融低调的处世之道，又是和人相处的绝佳之道；它既能理顺复杂的人际关系，又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支持。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曾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对其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在曾国藩身上，“与人为善”和“取人为善”变成了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曾国藩用“大河”与“小河”来作比，以说明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也因此，曾国藩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与人交往中严格执行并贯彻始终，从而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成就了事业的辉煌。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做，是有教训的。
曾国藩有一个老朋友叫冯卓怀，一向对曾国藩极为崇敬，为了能和曾国藩朝夕相处，多受教益，他毅然辞了官，来到曾家做家庭教师。他对曾国藩忠心耿耿，在曾兵败祁门的时候，冯卓怀放弃了在四川万县做县令的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但后来因一事不合，曾国藩当众训斥了冯卓怀。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决心离去，虽然后来曾国藩几次劝留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冯卓怀宁可丢掉官职，回家闲住，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
这件事情给了曾国藩一个教训，那就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而且自尊心是不容侵犯的，尤其对那些才气很高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经此一事后，曾国藩就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对人以礼相待，与人为善。
在对待江西巡抚沈葆桢要扣留江西的厘金一事上，曾国藩就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态度，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身份去参劾、攻击、为难沈葆桢。他在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五日所写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江西蕃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已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曾国藩的做法是为自己多交了一个朋友，而不是多树了一个敌人。曾国藩做人以“忍”见长，“与人为善”也是“忍”的一种表现。这个“忍”的出发点和动机就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对人上不仅仅做到了委曲求全，而且做到了“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的君子境界。他把困难当成了是对自己的磨砺，在这个磨砺中努力保持心态平衡，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增加自己的修养。同时，他还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看作是成功事业的积极因素，看作是从困境向有利方面转化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曾国藩就能够做到与人为善、苛求于己，用妥协的形式进行斗争。
至于“取人为善”，之前已经讲过，就是多吸取别人的长处。这一点在这里和“与人为善”合起来，就体现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可以说，“与人为善”是前提，“取人为善”是目的，也是结果，因为只有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走得更近，更了解对方的优缺点，这就为“取人为善”提供了条件。反过来，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学习了别人的优点，别人就是自己的老师，而对老师自然要以礼相待。
对人生的成长和发展来说，这一点也尤其重要。真正的强者是多方汲取营养的，他们会用各种知识来武装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他们不惜低头向更多的人学习。而与人为善的做法，则使得自己的成就和辉煌更具生命力和张力，这样的成就才更能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