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事业和人生理想的过程中，有志者都在不断地提升自己，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实力，以期对未知更有把握。即使走向了巅峰，也希望加强自己来保住胜利果实。但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由于形势的千变万化，一味地保是保不住的，说不定还会因此招来祸端。最好的办法则是在明辨形势的前提下，选择是保还是不保。
在古代的人治社会里，“人在政在，人去政亡”是正常的规律。然而尽管如此，能够在大功告成后全身而退者，还是很少见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大多数人不能看破“名”“利”二字。对曾国藩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毕生都在为此而奋斗，名利并不是他在意的，所以更不会为这些身外之物而失去自己的一世英名。“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不如尽早归去。”这就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诠释，于是功成身退，成就了一世美名。
当然，促使曾国藩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来自他视为国家、并为之效忠的朝廷的猜忌和排挤，是最让他心寒的。
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皇帝一面高兴，一面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的太平天国才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南京以后的那样如日中天。
面对太平天国这个心腹之患，面对江南、江北大营的溃散，朝廷无可奈何地依靠着湘军来消灭太平天国。这样的无可奈何也就注定了他们不会给曾国藩真正大展拳脚的机会，必然是处处设防、时时受限的。他们一面给曾国藩升官，调动他的积极性去镇压太平天国，一面又怕他的势力增长过快给朝廷造成威胁，因此想尽各种办法去牵制他。
自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使清政府感到了一种潜在威胁，而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面对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朝廷采取的是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而面对手中有5万人马的曾国荃，则采取了打压政策。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但未去杭州赴任，清政府以此为由，不准其单折奏事。攻陷南京后，曾国荃不但没有得到朝廷表扬，相反还被指责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几天后，清政府又来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并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了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身在官场，自然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但是一心尽忠的“主子”如此对待自己，还是让他憋闷、委屈。不过，即使这样，他仍然保持了自己一贯的低调。他一面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和朝廷周旋，一面乘胜追击剿杀太平天国。
此时的他已经感到了如芒在背，太平天国的覆灭既是他努力实现和期待的结果，同时又是他难以面对的结果。因为他知道权力过重、功劳过大并不是什么好事，相反还是祸根，弄不好自己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南京城破后，面对朝廷的故意打压和牵制，他明辨形势，做出了裁撤湘军的重大举措。
他知道，如果不裁军，必然增加朝廷的戒备，招来他人的猜忌，对自己很不利，甚至危及性命；如果裁撤了湘军，自己就失去了底牌，从此任人宰割，因此他让李鸿章按兵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事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的意思很直接，但是用意很深远。曾国藩知道，不裁撤湘军是会留下祸患的，为今之计只有裁撤湘军，而留下淮军，才能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动作有所牵制。对李鸿章来说，这自然是个好消息。手里有兵权就能增加自己身上的砝码，“兵者尤关天下大计”，有淮军在手就不愁自己的前途。李鸿章也看出了朝廷和曾国藩的意思，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他给曾国藩写信，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同时强调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并意味深长地暗示：“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倚恃。”这是在给曾国藩吃定心丸。
因此，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曾国藩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其实，裁军的动机早在同治三年金陵合围之后就提出了，因为胜利在望，所以开始思考善后的问题。在曾国藩家书中可找到裁军的蓝图与构想。南京城破后，面对朝廷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曾国藩更加坚定了裁军的决心。他有自己的考虑：战后遣军，是用兵常规；自己位高权重，本身就很担忧，久掌兵权，只会增加谗忌，而遣散湘军，正是保泰持盈之计；面对众多的疑忌和诽谤，只有解除兵权才能释嫌怨；南京城破后，湘军将士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拿什么维系庞大军力；有李鸿章的淮军在，自己也可有所依仗。出于以上的考虑，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
由于曾国藩早有准备，裁军的费用和计划早就办妥了，所以，裁军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知道，湘军将士的怨愤很重，他自己如果去职还乡，是无力约束他们的；另一方面，曾国藩如果辞官，表明不愿再为朝廷效力，反而会引起一些人的猜忌，所以，裁军后，他对自己的去留只字不提。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正因为他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才能为别人之所不能为，从而成别人之所不能成。
持盈保泰，推美让功，尽可能减少自己对功之恃，对才之恃，对权之恃。让功，则不恃功；推美，则不恃才；忌盈，则不恃权。让自己一无所恃，这样方能居高官而不败。
中庸思想告诉人们要懂得知足，知足者才能常乐。但是，面对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又有几人能做到知足呢？现代人的苦恼和郁闷皆由此而来。所以，人们总是抬着头往上看，看到了丑陋不堪的屁股。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卯足了劲儿往上爬，以为最高处才是最好的位置，才能站得高而看得远。但是，“高处不胜寒”，“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所以一个成功者不光需要有运筹帷幄的大智慧，有能伸能屈的大胸襟，还需要有能进能退的大聪明。同时，只有真正懂得了“功名不足恋”的道理和处事原则，才能让自己远离是非，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的功成身退，成就了千古佳话，也成就了其光辉灿烂、令人景仰的一生。
官场最忌三点：功高震主，才大压主，权大欺主。做高官的，功高是好事，才大是好事，权大也是好事。但如果以功震主，以才压主，以权欺主，就离他的末日不远了。饱读诗书的曾国藩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他同样也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所以，他处处小心谨慎，并主动做出退让，从而消弥了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保全了自己。
梁启超先生曾有这样一句评价曾国藩的话：“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可谓精辟。
其实，早在1854年，太平军节节败退之际，曾国藩就已经感觉到了朝廷对自己的牵制。
收到湘军连连破城捷报的咸丰皇帝很高兴，说道：“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立此大功！”这时一位朝臣对咸丰皇帝说：“曾国藩乃一匹夫，匹夫一呼，应者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怕非国家之福啊！”咸丰皇帝一听，脸色顿变，原本想升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后来又改变主意，只赏给了他一个兵部侍郎，负责办理军务。曾国藩从这一变化中意识到了危机。此外，朝廷还派曾国藩的政敌陶恩培和官文坐镇他的后方，对他进行监视。
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这让他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为国尽忠，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急流勇退，保全自己。
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的一则日记中，他说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已经明显流露出了退意。当时，南京还没有攻克。但是曾国藩已感觉到了时局的变化和潜伏的危机。
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拥兵三十万，占据江南半壁江山。而且，此时的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已成为满清以来汉族官僚持权最大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功高震主”了。
但是，面对属下的“劝进”之言，他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在功成之际，曾国藩选择了急流勇退，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但是，他却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恶名远扬。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自古以来，与人同事都是“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所以，居高官时，切忌防止自己“震”、“压”、“欺”上司。因此，持盈保泰，推美让功，尽可能减少自己对功之恃，对才之恃，对权之恃。让功，则不恃功；推美，则不恃才；忌盈，则不恃权。让自己一无所恃，这样方能居高官而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