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有人用高压水枪冲洗内衣，还真的难以相信新旧大陆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之大。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寒冷、宁静，整个村子里回荡着高压水枪“砰砰、砰砰”的爆响。循着声音走近，目光越过一垛花园围墙，只见一根晾衣绳上晾满了花花绿绿的男式内衣。这些衣服正遭受猛攻，被水柱冲击得飘来荡去，就像射击场里悬挂的标靶。稍远处，水花溅不到的地方，攻击者头戴帽子，脖系围巾，脚蹬高及脚踝的拉链式绒拖鞋。他一副作战士兵的标准姿势，两脚大大叉开，“枪”架在胯部连连射击。一串串无情的“子弹”左冲右突，内衣们绝无招架之力。
就在几天前，我和妻子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普罗旺斯。那四年，我们大多待在美国，回归熟悉的语言环境，觉得舒服自在。社交用语是否得体，性别表达是否准确，这些问题相较而言不受约束——尽管不是毫无顾忌。我们再也不用仔细斟酌用“您”还是“你”来称呼对方，也不必慌慌忙忙查词典确认桃子、阿司匹林等样样东西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讲的可是英语，尽管听力有些迟钝，时髦的用语还需要慢慢习惯。
一位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朋友告诉我们，他再也不“矮”了，而是“海拔受到挑战”。以前简简单单的六十分钟的“整点”，衍生出了“底点”（半点）和“顶点”（整点）。“离开”房间，要说成是“退出”房间。经济有规律地受到“冲击”，听起来像是在说疼痛的智齿。伟大的思想者过去纯粹凭“臆测”，现在是靠“直觉”。“但愿”，一个讨人喜欢、与人无害的词，却一直被滥用。重要人物“改变看法”，则成为“作出策略调整”。
日常谈话中，许多骇人的法律词汇也蹦了出来，反映出诉讼业已成为全民关注的活动。“多余的辩解”就是这类可怕的新词中的一例。我还发现，那些老于世故又颇有影响的美国人——那些媒体乐于追逐其言论的人，并不乐意“完成”某事，而更愿意“结束”某事。我有一种糟糕的感觉，不用多久，高档饭店里的服务员就会学会这种造作。我已经听到过此类说法：“你的沙拉结束了吗？”（当然，这是在你花了点时间“反复研究”菜单之后。）
我们初次晤面的人是“外人”，尽管也没见到他那位可以成为“内人”的近亲。我们被人教导要“聚焦”某事，丢掉“专注”这种极为老套的说法。刺激的新词，每一天都在涌现，但是这些小小的新奇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还是身处母语环境当中。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有归属感才对。
但不知为何，我们的感受并非如此，当然不是因为不受欢迎。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不负美国人热情友好、慷慨大方的美誉。我们住在东汉普顿郊外，长岛的远端。这地方一年有九个月幽雅宁静，景色宜人。我们尽情享受美国生活的便利、快捷和丰富，融入当地习俗。我们慢慢熟悉了加州的葡萄酒，学会了电话购物，能够镇定自若地开车。我们补充维生素，偶尔会担忧胆固醇的摄入量。我们开始看电视节目。我在餐馆里不再抽烟，只是私下里会拼命过瘾。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坚持每天喝八杯水。换言之，我们竭尽全力适应这里的生活。
然而即便如此，内心仍然感觉缺失一些东西。更确切地说，那是我们在普罗旺斯习以为常的一切，景色、声音、气息和感觉——从田间地头弥漫的百里香芬芳，到周日集市的喧腾和拥挤。一周又一周，我们饱受思乡之苦。
人们通常认为，重返留驻过快乐的故地不太明智。众所周知，记忆是个固执偏见、多愁善感的编辑，总是根据自身喜好来取舍，并对过往加以修饰。在这种玫瑰色的回视目光中，愉快的时光变得奇妙动人，不快的时光逐渐淡远、最终消失，留下的只有一团诱人的迷雾，包裹着明媚的日子、朋友的欢笑。真的如此吗？昔日时光还会重现吗？
当然，要弄清楚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
从美国直抵法国的人，首先遇到的一个最伤脑筋的冲击就是交通状况。我们一出机场就受到此番冲击，陷入混乱的高速车潮，面临四面八方小汽车的冲撞危险，仿佛驾车者都是夺路而逃的银行劫匪。我们很快就想起来，法国司机习惯于将前面的每一辆车都视为挑战，或从旁超车，或急拐弯超车，哪里还在乎是不是闯了红灯、有没有“谨慎驾驶”提示牌。高速公路每小时限速八十英里，简直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令人无法忍受。这或许可以作为一项特殊的规则约束观光客，法国司机才懒得理会呢。
如果配置够好——自己的反应速度够快，座驾的性能够好，你就不会那么提心吊胆了。不过当一辆迷你雷诺从旁边尖啸而过，车轮飞过地面，你还是会忍不住想：干脆把小汽车设计成能够超音速飞行吧。你要是碰巧又一眼瞥见方向盘后面的情景，怕是再也不会信心满满地开车上路了。众所皆知，法国人不加入手势，就很难将两句话连贯起来。手指摆动表示强调，双臂上举表示沮丧，好一场谈话的交响乐！这种情形若是发生在酒吧里，两三个人比比画画、争执不休，看了算是个乐子，但是在时速九十英里的驾驶过程中让你看到，会吓得你心跳骤停。
因此，转到乡村小路后，以拖拉机的速度缓缓行驶，总会让人如释重负。你可以慢悠悠地欣赏沿途风景中的绘画杰作。我第一次来普罗旺斯，就爱上了那些画在谷仓和孤零石屋上的退色广告——邀请过客品尝失传已久的开胃酒，或者品尝巧克力，推销化肥。七八十年过去，经过一次次夏日的暴晒，油漆开裂、剥落，那些蓝色、赭色、奶黄色都已经泛白。
近些年来，这类粗朴的广告已经不占优势，画面没有那么生动的现代广告反而越来越多。如今的城镇和村庄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旧时普罗旺斯的拼法，一个是新的拼法。比如Ménerbes（梅纳村）可兼称为Menerbo，Avignon（阿维尼翁）或叫Avignoun，Aix（艾克斯）也称Aix-en-Prouven?o。这也许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普罗旺斯的路标游说团体来劲了，说不定某天我们就会看到“常有雷达管制”、“低空飞行器”，甚至“巨无霸汉堡之家”这类适应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的诗歌语言的标牌了。
标牌随处可见——有提供信息的，有劝诫的，有教诲的，有说明所有权的；或钉在树上，或挂在田边地头的柱子上，或绑在栏杆上，或贴在水泥墙上；宣传酒窖、蜂蜜、薰衣草精油、橄榄油、饭店和房地产代理商。这些标牌大多是在邀揽路人，也有少数提醒小心恶犬，其中一个尤其具有震慑力，也最让我喜欢。我是在上普罗旺斯地区发现这个标牌的，绑在小路边的树干上，指向一片杳无人迹的野地，写着这样一句话：Tout contrevenant sera abattu，les survivants poursuivis，大意是说：擅入者小心枪击，幸存者难逃指控。我倒宁可相信这只是作者的幽默。
此外另有一类警告牌，我很难想象可以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看到。每周都有集市的圣特罗佩竞技场，你会发现那里的栏杆上钉着一块搪瓷告示牌，以大号字体严厉警告路人不得在此地大小便——举个例子吧，在东汉普顿，居民的膀胱是出了名的富有教养、高度克制，哪里还需要这类告示。
这类告示在法国必不可少，是因为法国人有“随处方便”的习惯。任何时候有内急，都会立即释放，根本不管彼时身处何地。在城里，僻静的角落数不胜数；在乡间，旷野千里，随处可见的灌木丛都是隐蔽的方便之处。但据我亲眼所见法国人对“作恶地点”的选择，他们才懒得关心是否隐蔽呢。他们有时立在岩石上，身影反衬着天幕，仿如遇困的牡鹿；有时近在路边，你还得转身避开，以免打断他的好事。他做着这等响应身体召唤的平常事儿，没有丝毫的窘迫之感。相反，你走过时与他目光相遇，他还会礼貌地点头致意。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抬头望天，一边方便，一边观赏白云。
幸好，这类“禁止”告示并不是大部分公共场所的常规问候语。陌生人之间礼貌相待，是法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人们并不一定友爱可亲，但总是彬彬有礼。上午出门办事，每停留一处，都会听到简短的温馨问候，对方意在表明注意到了你的存在，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比如在英国，许多店主会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表情，大概是因为你没有经过正式引荐。而在不拘礼节、恣意随兴的美国，你经常会见到另一种极端的现象：顾客得回应一些善意的问话，诸如健康状况如何、生活情况怎样；如果稍有恍惚，未能及时将话题掐断在萌芽状态，就会迅速淹没在一连串的建议和问话当中，祖宗家世啊，衣着打扮啊，古怪发音啊，五官外貌啊，不一而足。在我看来，还是法国人善于把握待人的亲疏尺度。
这种得体的待人方式，有时必须依靠语言的辅助。哪怕是处理细枝末节的小事情，语言也有助于文雅地传达意思。“不，先生，您并没有狼吞虎咽，您只是遭遇了一场肝脏危机。”“角落里的那位先生放屁了？不不不，当然不是，那是《穷人的钢琴》的哀怨乐声。”“说到肚子，您的衬衫扣子快要撑开了？呃，那不过是女厨师做的一个奶油蛋卷呢。”还有这句字幕，来自一部经典的西部片——牛仔：“给我来杯带劲的威士忌！”字幕：“我要一杯杜本内[2]。”难怪这么多年来，法语一直用作外交语言。
还有美食语言。你如果在一个国家得到这种印象，人们经常因为吃中饭或晚饭而耽误其他事情——至少快要耽误，那你可能以为还会看到一些形体特征，反映出这种全民性的美食热情。比如，一副又一副壮实的躯体、一个又一个圆滚滚的“米其林人”，吃罢这顿又赶那顿。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普罗旺斯不是。当然也有这样的人，餐桌旁的“猛犸象”，但他们只是少数。我平日所见的大部分男女，身材之纤瘦令人艳羡，完全不合道理。我听过其他国家的人如此解释：遗传基因形成某种良性组合，或者大量的咖啡和法国的政治导致新陈代谢过度活跃。然而真实的答案并非如此，而是取决于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以及怎么吃、怎么喝。
法国人不吃快餐。通常，你在大街上看到他们只是吃点面包——撕下一截法棍，边吃边走出面包店（如果是热乎乎刚出炉的，那诱惑几乎难以抵御）。对比一下美国公共场所的吃喝：比萨呀，热狗呀，粟米脆饼呀，玉米卷呀，炸薯片呀，三明治呀，大量的咖啡呀，半加仑一罐的可乐呀（当然是低糖的），天知道他们在仓促之中还吃了别的什么东西，而且经常是在去上有氧运动课的路上吃的。
法国人只要在餐桌旁坐下，正餐之间的克制就会得到补偿，而这也是让其他国家的人深感困惑的地方。一天有两顿都吃得结结实实，人怎么可能不变成大肉球，或者不会摄入过多胆固醇导致动脉硬化，因而患病晕厥呢？当然，法式餐食分量适中，不过上桌的样式可接连不断没个完，其中有些菜肴会吓坏美国的医生，比如加有奶油的酱猪肉，配上阿马尼亚克酒的肉末馅饼，裹着黄油酥面的炸蘑菇，鸭肥油烧煮的土豆——这些还只是主菜之前的开胃菜，接下来自然还有奶酪，不会太多，因为随后还有甜点呢。
而且，如果没有一两杯葡萄酒，谁会仅为填饱肚子而热盼着这么一顿饭呢？多年以前，那些探究美食真谛的人发现了一个法国人老早就知道的奥秘——喝点葡萄酒有益身体健康。有人研究得更深，希望找到这种“法国悖论”的合理解释。他们注意到，法国人喝的葡萄酒比美国人多出十倍。这就对了！悖论有了解释：一定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法国人才又苗条又健康。
我倒希望事情就这么简单，但我仍然怀疑另有其他因素对法国人的肠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相信——尚未找到任何科学证据——这里的食材不像美国的有那么多添加剂、防腐剂、着色剂和化学元素。我也相信，坐在餐桌旁好好吃饭，比趴在办公桌上、站在柜台前或在驾驶途中仓促进食更加有益健康。我还相信，无论在哪儿吃饭，狼吞虎咽的快速进食法对消化系统的损害比肥鹅肝更甚。前不久，纽约的某些饭店兴起一种新风尚：午饭时间压缩在三十分钟以内，以保证尊贵而忙碌的经理们能在一小时之内招待两批“受害者”。那份食谱肯定会导致神经紧张、消化不良，否则我宁愿吞掉自己的手机。
的确，时间在普罗旺斯不像在世上其他繁忙的地方那样受尊崇。我花了一两周的时间才接受这一事实，把手表收进抽屉。不过，虽然准时与否无关紧要，但每时每刻都会过得别有兴味。吃饭自然算是一例，还有街角闲聊、玩滚球、挑鲜花、咖啡馆小坐。收获点点滴滴快乐，绝无匆忙之感——气恼偶有，愉悦常在，最终蔓生出好心情。我是在一次进城办事的过程中体会到这一点的。那事情其实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可以办成，但我来回花了两个半小时，办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慢慢悠悠地享受了当中的每一分钟。
也许，舒缓的生活节奏塑造了当地人性格的另一面，那就是快乐。法国人素不以此闻名，而是恰恰相反。许多外国人在初次与巴黎侍者接触时受辱，就据此对法国国民的性格作出定论，殊不知这些侍者对待乡下同胞也是同样的坏脾气、同样的冷漠——没准在家对待老婆和小猫也是如此。然而去往法国南部，那情形就有天壤之别了。虽然面临着窘迫的生活境遇、居高的失业率、严苛的所得税，但那里总是弥漫着轻松、幽默的气氛。
眼下的报纸上，这样的报道比比皆是：年轻的法国商人离开巴黎前往繁荣的英国寻找商机，然而这一危机反应并没有捎带上法国的南部人。不过就算普罗旺斯存有此类雄心，也不是特别明显。人人都认为时代会更好，都希望过得更好，与此同时又习惯以“耸肩”哲学表示无可奈何。
对外来游客而言，学学这种哲学也是不错的，因为普罗旺斯的生活中从不缺少新奇，也不乏擅长处理繁杂事物的民族天才。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的逻辑稀奇古怪，常常令人费解。就拿村里的垃圾场来说吧，地点不显眼，清理也及时，可以堆放除了废弃卡车以外各种类型、各种大小的垃圾，方方面面来看都是便利的公共设施。垃圾箱上方贴有一张打眼的官方告示，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大件垃圾须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之后再过两天置放于此。
一天早上，我站在那儿看着告示好长时间，起初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或是我的法语又给了我一次打击。但不对，它的确是这么说的：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之后再过两天。为什么不说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呢？难道正在运行什么计划——无疑又是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的一项荒唐之举——要为星期五另取一个更有活力、更有政治激情的名字？或许是“欧洲日”？我正在琢磨这是不是酝酿中的二〇〇〇年盛事，一辆小货车开了过来。司机下车，仔细看看告示，又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又看看告示，然后摇摇头、耸耸肩。
不久，告示被撤掉了。我听说不断有人往这儿扔旧冰箱、旧自行车、旧电视什么的，根本不管指令不指令，想什么时候扔就什么时候扔。法国人对标牌的钟爱，与他们对标牌的忽视不相上下。
说过这一点，再联系一下法国人的另一个特点，即在政府面前尽可能攥紧钱袋，就不难理解停车问题了。普罗旺斯的每个城镇在街道附近都设有停车场，还有明显的标牌指明方位，很容易找到，可是人们总是视而不见。相反，大街小巷到处挤满了极富创意的非法停车范例：有两个轮子架在人行道上的，有堵住小巷两边各余六英寸通行空间的。因此，倒车简直就是神奇的特技表演：脾气暴涨，喇叭尖叫，争执四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公共停车场厚颜无耻、贪得无厌，每小时竟要收费五法郎。
我的朋友玛蒂娜经常把车停在别人不敢停的地方，她的说法让我确信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停车费是对法国民族精神的一种侮辱，必须抵制，即使绕城半小时找车位也在所不惜。时间，毕竟是不计费的。另外，抛开道德和金钱的因素，单是找到一个绝佳的停车位，也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我曾经看到有人把他的小标致车倒进一家清理一空以备重新装饰的时装店前，正好熨帖地停在日后会成为展示橱窗的位置，那人还边走边回头看，满意地点点头。这一刻，人车合一，好像共同赢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对我来说，那些时刻——那些织就日常生活的声音、景象和气息的时刻——跟历史或风景一样界定了普罗旺斯的特色。如果让我只说一样在美国时最怀念的东西，那就是乡村集市。集市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一些平常货摊的集合，从艾普镇到韦宗镇每个小镇每周都有。
集市充满视觉魅力，瞬时就能引人驻足。艳丽的鲜花，水灵的蔬菜，手写的招牌，这些货摊或摆在古老的悬铃木树荫之下，或背倚更加古老的石墙，弥漫着艺术气息，也许是专为明信片摄影师所安排的，或者是为旅游旺季所设计的。过了八月，货摊在夏末被拆掉、被遗忘，不过你在一月也会看到，因为摊主们主要做的是当地居民的生意。观光客只是意外的惊喜，来则欢迎，不来也可。
摊主和顾客彼此熟稔，买卖过程中寒暄闲聊，耗时长久。老让—克洛德挑选着奶酪，一副惹人艳羡的闪亮笑容。他得照顾一下新装的假牙，哪种质地的奶酪才好呢？布里奶酪软得粘牙，米莫雷特奶酪又硬得硌牙，最好还是选不软不硬的博福尔奶酪吧，给新牙一个适应过程。达尔马佐太太站在一堆番茄前面，陷入疑惑：本地番茄不应该这么早上市啊，这些番茄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标签上没写产地？她又捏又嗅，一番检查之后嘴巴一撅：管他呢，先买半公斤尝尝。一个蓄着小胡子的男人走回自己的摊位，一手端着玫瑰酒，另一手拿着婴儿奶瓶。那奶瓶是用来给新抱养的野猪崽喂奶的，小猪崽闻到奶香，黑鼻头直抽动。卖花的女人在给我妻子找零，随后钻到摊位下拿出两个刚下的鸡蛋，用报纸一裹送给我们。广场另一边，咖啡馆外的桌子已被占满。咖啡机的咔啦声中，透出蒙特卡罗电台的广播，播音员正激情澎湃地播报本周的赛事。哪儿来的这么多无所事事的闲人呢？四位老先生并排坐在一堵矮墙上，一心等着集市结束、广场清扫干净，好玩他们的滚球。旁边还蹲坐着一只狗，只要戴顶鸭舌帽就像老先生了，满脸皱纹，不急不躁。
摊贩们开始打包收摊，期待的情绪真切可触：午餐时间到了，暖乎乎的天儿就在外面的餐馆吃饭吧。
我们就因为在大西洋另一边生活过，冤枉地得来两个后果。首先，人们把我们当作“美国通”，经常询问发生在华盛顿和好莱坞（眼下被视为同一个地方）的事件，仿佛我们跟政治家和明星有什么私交。其次，人们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得为美国民族风俗在当地的传播负责，因此我们经常受到法瑞格勒先生的斥责，被他“一指”钉在墙上。
法瑞格勒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自诩为法国文化和法语纯洁性的卫护者。从美国快餐到美式棒球，无不令他激愤不已，因为一些头脑简单的法国人已经深受其害。在这个秋意盎然的日子，他满脑子更为严肃的问题；他从吧凳上跳起来拦截我时，脸上的忧虑更加明显。
“真是丢脸啊。”这是他的开场白，接下来是一连串诋毁，说“美国输入”如何损害了法国田园生活。法瑞格勒是小矮个儿，仿佛来自小人国，激怒之时喜欢跳脚以加强语气，像一只愤怒的小皮球。如果他是只小狗，也准是称职的小猎犬。我问他为何如此焦躁不安，结果发现我自己也随着他的跳脚节奏上下点头。
“Alowine，”他说，“我们法国人需要吗？这个诞生过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的国家，这个将路易斯安那送给美国的国家。可我们得到了什么回报？Alowine。”
我听得一头雾水，但从他的语调和紧闭的嘴唇、下垂的嘴角来看，那是一场大灾难，其严重程度可比蚜虫重现葡萄园或欧洲迪斯尼入侵巴黎市郊。
“我倒没看到呢。”我说。
“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到处都是——怪模怪样的南瓜——艾普镇，卡维隆，随处可见。”
残缺的南瓜只意味着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一样，万圣节已经成功入侵法国，形成对法国文化的又一记重击。
我告辞离开，前往艾普镇亲眼看看。法瑞格勒先生一贯喜欢夸大其辞，这次也一样。不过镇上的确有一两家店铺的橱窗展陈出万圣节的装饰，我在普罗旺斯还是头回见到。我很想知道，正式印发的节庆日历上是否加上了万圣节，大家是否了解这个节日的内涵。我在艾普镇的街头随便问了几个行人，结果他们一头雾水，懵懵懂懂地表示“南瓜就是用来做汤的”。
到底是谁将万圣节引进普罗旺斯的？小孩子成群结伙，摸黑敲农户家的门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他们是否听到过提醒要注意安全？看门狗肯定会咬伤他们。还好，节日过去了，倒没有流血事件的报道见诸报端。看来，至少今年的万圣节，也成了那种无人出席的聚会。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自己的节日本来就很多，我们每个月都有新发现。五月伊始，便是一个公共假日，接下来又有几个为八月作铺垫。八月全国都休假，文件堆积如山，标志着政府机构永不变更的节日来临。每个圣徒有自己的节日，每个村落有自己的纪念日。因应大众需求，普通民众每周也有盛会，通常便是周日的午餐。
周日是个特殊的日子，即便你并未天天上班，也能感觉到这一天的不同寻常。周围的声响变了。平日里，只听得见小鸟啾啾，卡车隆隆。到了星期天的清晨，听到的则是猎狗的声声吠叫和遥远的砰砰枪声——普罗旺斯的猎人们喜欢行使保卫乡村的权利，杜绝野兔和画眉鸟的入侵。
今年猎人们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要打击变异的野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野猪的数量成倍激增。眼下有种说法是：通常一年只下一窝崽儿的野猪，与多产的表亲家猪交配，因此杂交的猪崽儿在葡萄园和果园里泛滥成灾。它们的劣迹随处可见：为了寻找食物，拱乱垄沟，践踏菜园，撞歪石墙。
有个星期天，我家周围被封锁起来，作为野猪狩猎行动之用。长长的土道沿线，每隔一段都有猎人埋伏，小货车车头朝前掩藏在灌木丛中。猎人们身着迷彩绿，全副武装，屏息伪装，耐心等候。猎狗们合围一圈，循迹追踪，兴奋得哑声狂吠，颈铃叮当响。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大搜捕之中，又好像身处战争之中。
我回屋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伤员。一个猎人背着阳光朝我走来，远远的只依稀辨出他的轮廓：肩上斜挎着来复枪枪筒，双臂合抱着一个大家伙，那家伙的四肢松松垮垮地耷拉在猎人的身侧。
他在我面前停下脚步，怀里的那只黑棕色猎犬翻动着一只悲哀的眼睛，看向我家的狗儿。猎人也是一脸忧戚，向我道了早安。我问他猎犬伤势如何，是不是在灌木丛里遭到受困的彪悍野猪的攻击。
“唉，可怜的家伙，”猎人说，“整个夏天都窝在家里，爪子钝了。早上又跑得太远，伤了脚。”
十一点半的时候，土道上又空无人影了。大队人马已经撤走，重组队伍，更换行装。干净的衬衫和刀叉取代了战斗的劳顿和狩猎的枪支，餐桌上的袭击准备好了。
一年中不管什么时候，周日午餐都是我的最爱。上午不用为工作烦心，下午可以心安理得地睡觉。餐馆里似乎也弥漫着超乎寻常的欢乐气氛，几乎有节日的味道。毫无疑问，厨师会格外卖力，要知道顾客是来享受他们精湛的厨艺，而不是来商洽业务吃工作餐的。因此，周日的餐食总是更加美味可口。
我家周边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足足有十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挑花眼的时候，我们就根据天气来选地方。麦斯·托特伦餐馆的院落宽敞阴凉，还准备了各式草帽让人遮阴，顾客在九十华氏度的高温天气里用餐也仿如置身天堂。冬天则可以去埃格布伦客栈——热烘烘的篝火，宽敞明亮的屋子，雪白的窗帘，幽僻的山谷风光。
这两家餐馆有别于当地其他餐馆，事实上也有别于众多法国餐馆，其特色就在于大厨都是女人。按照传统的分工，男人负责掌勺，女人负责收银。如今，时代已经发生改变，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位女大厨赢得像阿兰·杜卡斯那样的国家认可，他拿到的米其林星章足可装饰一棵圣诞树。法国女性在医药、政治、法律等领域战绩骄人，远胜过在餐厨领域。我觉得这事颇为古怪，莫非与大男子主义有关？
要想弄清如此微妙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个刺激的答案，只有一人可以咨询，那就是我的老朋友雷吉斯。他在美食和大男子主义两方面都表现卓越，真该受邀代言法国精神，而且他是多么乐于同整个世界分享他的观点啊。他对女大厨的态度十分激烈，丝毫不让我意外。我问他为什么她们为数不多，他的回答简直像一串出膛的子弹。“你得明白，”他说，“在法国，有些太过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留给女人做的。”
女医生、女律师和女大臣，在雷吉斯看来，虽然古怪但也勉强可以接受。女大厨和女餐饮主管的存在则让他无法信赖、浑不自在。这事多少有些违背正常规律，专业主厨只有男人才能胜任。
然而某个冬日，在埃格布伦客栈的周日午餐上，雷吉斯收回了成见。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品尝瑞士奶油烤甜菜，继而毫无戒心地享用炖羊肉，后来还吃光了像小山一样的各种奶酪和一大块浓香三味黑巧克力。所有这些菜肴都出自女大厨之手。
我们站在餐馆外面，我等着他承认错误。可惜没有。他只是变通了一下他的大男子主义，以应对眼下的状况。
“只有在法国，”他说，“偏僻的地方也能让你吃到这等美食。”他朝四周的群山和映照山谷的太阳挥挥手，“回来可真好，是吧？”
是啊，回来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