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终于在得到俄国巨额的赔款后，英国兑现了支付大清1000万英镑的承诺。坦率的说，英国人经过这次中英缅甸战争之后，对中国人是恨之入骨。关绪清手握1000万英镑却买不到英国任何东西，这不由使他非常的头疼，但是用英镑去买德国、美国的货物肯定会被他们赚取相当多的差额。所以大清的货币改革迫在眉睫。
可是要实现货币的改革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如今各地督抚都通过“火耗”、“厘金”赚取老百姓的钱，填满自己的腰包。所以货币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了各地督抚的利益。
“火耗”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年间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30％。
至于厘金，则是另外一样害民的东西。厘金起源于咸丰于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地军饷。当时清廷根本没有多余钱支付军费，而清朝早在顺治年间就定下“永不加赋”的铁律。
于是当时朝廷官员就想出一招，在各地设局劝捐。说是捐款，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加赋。
全国局卡总数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处之多。局卡既多，用人亦滥。厘局差事最优，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蚀朘削而得此巨款。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而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以江北为例。抽捐机构有江北粮台、江南粮台、漕河总督和袁甲三军营四个系统，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
捐务名目各有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等。甚至江南、江北军营各自为了争夺饷源，还发生越境设卡抽厘的纠纷。
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产发展。同时。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改变了货币制度之后，如果不再用银子作为主要流通的货币，那么火耗就没有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可是却让各地督抚少了一个抓钱的工具。
对这些当官的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清朝本来对朝廷官员的俸禄就给的比较少，但是仍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民间说法，可见在其他地方官员的腐败。如果没有其他政策相应出台，而贸然退出更改货币制度的话，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关绪清还是决定在退出货币政策的同时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厘金则直接取消。
关绪清用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明了的办法，大清银行退出纸币十银元、二十银元、五十银元、一百银行、五百银元、一千银元。
百姓可以用银子去各地大清银行兑换纸币，兑换比例按照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而市面上之前流通的铜板同样不得再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造的一元的硬币。
由于百姓去大清银行兑换纸币时有许多碎银子，关绪清按照一分银子九分铅的比例制造出一元的硬币。
有了英国的1000万英镑作为外汇储备，币制改革也相当的成功。有了新的币制，国内就可以形成单一货币的流通市场，不用像以前，这个省用毫洋，那个省用半开、银角子。统一的货币对商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将国内市场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国家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对于国家经济的调节能力也就更强了。
国家推出了纸币，百姓都用纸币交税，不用再借口“火耗”多收钱了。这条政策出台之后，引起了全国百姓的共鸣，各省的大清银行都出现了挤兑的情况。一夜之间各省银行内银子都堆成了山，印出的纸币一时之间都在全国风靡地流动开了。
不过当时的传播渠道实在太过单一，初了衙门口的告示，各种报纸之外。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许多乡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纸币这样的事情，仍然使用银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纸币，被同乡用十两银子兑换十银元。
在部分地方也闹出了一点事情，不过总体来说这次货物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百姓也看到了在为他们办实事，有的时候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
在当时来讲，只要吃的饱，穿的暖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关绪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个世界！！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最难被改变的，也是阻挠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
简而言之，就是民心决定改革的成败。明治维新之前，吉田松阴、长井雅乐、高衫晋作等人已经为民众作了十几年的思想准备，更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兰”学，德川幕府虽然也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文明，但他们又异常地提倡荷兰人带进来的西方知识，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这就无怪于明治维新水到渠成。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识的只是上层的那一小撮人，还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民众仍然是懵懂无知，也就无怪于像闹剧一般，只维持了百天便惨淡收场。
后来的辛革命也是一样，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中就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础的，戌戌变法前，维新党人也曾在全国各地的草堂讲学，《海国图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书的出版也不可谓不振聋发聩。
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困难，从后世流传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人都有师法人的痕迹，而举凡改革措施也多与作比较，殊不知多大，中国多大，也许只用民间有识之士十几年训导之功，便能幡然觉醒，而中国这般春风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时间，更何况中国是站在封建制度顶峰的国家，中国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彻底。
这就更加深了通过文化思潮促进民族觉醒的困难。后世的很多人悲哀的发现，要想在中国掀起像法国大革命前那样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难得齐心，很难有一种东西让所有人都关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中国百姓自觉的觉醒，只有靠战争，把他们到面临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没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这样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也不会有新中国建立时那么高的人民觉悟。
这就是这个民族所谓的劣根性。
不过，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民族地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数千年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断代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任何一个外国人地想象。
在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受聘于其他的国家，有时甚至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这在他们眼中是可以原谅地。甚至因为他们的职业守而得到赞扬，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是这个民族最好地写照。
关绪清采取地政策与结论略有区别。毕竟，进行那样一场颠覆性地战争，代价实在太大了。关绪清只需要人民都体会到危机感就够了。真正的觉醒还是靠国家机器推行地教育来完成。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会像关绪清这样热衷于民众的觉醒。他们永远把巩固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们信奉的经典。
正因为关绪清特殊的经历不可复制。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复制的，即便历史重来一遍，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也不可能奇迹般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