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你另一个怪主意，”局长说，他习惯把任何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冠上“怪”之名，因此活在一个绝对“怪”的世界。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
布莱克·贝利瞄了一眼大厅，看到斯皮尔曼教授走下走廊，赶忙走到他面前。贝利长长的红发从波士顿红袜队棒球帽伸出来，脸上的黑角眼镜让他的发色越发明显。当贝利上气不接下气追上斯皮尔曼时，这位名经济学家正和同事谈得口沫横飞。这是中午时分的哈佛楼，主要的教室大楼。多数时候这栋楼的大厅和楼梯都是空荡荡的。但今天这个时候，又饿又吵刚下课的学生，从各个教室门口鱼贯走出。
“斯皮尔曼教授，不好意思打扰了，但我得请教你一件事。”
“喔？”斯皮尔曼教授皱起眉头看向贝利，认出这个无理的提问者是刚下课的“中间产品价格理论”课程学生。他心里暗暗笑了一下。布莱克这种学生在每个课堂每个主题上都看得到，上课时安安静静，总等到钟响后才大鸣大放。
贝利还没提出问题，斯皮尔曼就举起手，指着他的同事说：“贝利先生，你认识心理系的亨德森·罗斯博士吗？”
25年前，斯皮尔曼和罗斯都从哈佛开始学术生涯。即便两人研究天差地别，但还是结成了好友。罗斯人高马大一头黑发，斯皮尔曼则是秃头矮个儿。罗斯戴隐形眼镜，斯皮尔曼则喜欢眼镜。罗斯穿得像个嬉皮士，总是一身牛仔裤和圆领衫，再背个帆布书包。要是不看年纪，或许会以为他是40年前从校园示威抗议里直接过来的。另一方面，斯皮尔曼则是落伍20年的风格。高中生样的卡其裤、衬衫和条纹领带和猎装外套，拎着装满上课讲义的公文包。让两位教授结成好友的，是他们拿到哈佛终生教职的生存经历。撑过死亡之路的少数几位士兵总会很快成为好友，不管种族、肤色和信仰。能够拿到精英大学终生教职的少数教授也有着同样的惺惺相惜。
“嘿，你好吗？”贝利回话，在斯皮尔曼介绍完后，看了罗斯一眼。
“不错，你好吗？”
“呃，应该还过得去。”在转向斯皮尔曼的那一瞬间，贝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当一位心理学家问：“你好吗？”有什么弦外之音？是不是个深层复杂的问题？但年轻大学生知道要是追问罗斯的真正意思，会岔开他要请教斯皮尔曼的问题。
“斯皮尔曼教授，我不太懂你上周的课，关于房地产开发商的。你最后说，即便一个人拥有全美国的土地，也无法垄断价格。对吗？”
讲到这里，罗斯一脸同情这位好奇的年轻人。心理学大师拍了拍年轻人的背，对他的同事笑着说：“老斯，帮这个可怜的孩子一把，让他搞清楚这件事。显然他听错了，我一直说你收太多学生了，结果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从心理学上来说，小班教学激励效果比较好。”
斯皮尔曼笑了笑着说：“虽然教室里人很多，但贝利先生的听力没问题。我就是这样讲的。要是你拥有所有的土地，你会和洛克菲勒一样富有。这点毋庸置疑。但你无法以垄断价格标记任何一块土地。”
“拜托，老斯，这听起来是狡辩。”
“绝对不是。”斯皮尔曼回答：“让我稍微换个方式说，请问两位，假设某人拥有全美国的土地，假设你想跟他买个几英亩[2]地当成投资，要是他不保证不用更低的价格出售那块地的额外部分，你还会买吗？”
“当然不买。”斯皮尔曼自问自答，解释说：“否则你要怎么保护自己的投资？至少你会坚持，要是他要以更低价格出售更多土地，卖方得用你支付的价格买回。或是你会坚持他拿出的任何其他土地，会用于像是公园这种非商业用途，不会影响你的投资。否则，”他停了一下，确认两人都还专心听他讲：“你或是任何其他理性的经济人，永远不会买任何地。所以，贝利先生，就像我在课堂上讲的，即便是拥有所有土地的人也要受市场所规范。名叫科斯（Coase）的经济学家首次提出这个论点。现在我们称之为科斯猜想。”
斯皮尔曼热切地想从听者脸上看到初次领悟的表情，但并没有发生。他把手放在学生肩上，继续说：“贝利，我在课堂上的论点是这样。假设你卖某样耐用品，某种不会因为时间或要素而改变的东西。而你面对的买方可以延后采购，那么时间本身会变成替代品——就像有个看不见的竞争对手在压低耐用品的价格。所以即便你是唯一销售某样耐用品的人，要是你不能让人相信未来不会调整价格，你将无法行使垄断权。”
斯皮尔曼等着对方响应，但没反应。心理学家看着贝利说：“年轻人，你看，斯皮尔曼教授就是有这本事，让我们听得一愣一愣，就是这样他才这么受学生欢迎，让我们其他教授眼红。有时候我们有些人甚至怀疑，斯皮尔曼可能是对的，或者他只是讲得似是而非。”
面对罗斯善意的揶揄，斯皮尔曼只是一笑置之。他知道他们两个人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斯皮尔曼永远乐观地认为，在思想的领域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最终会称霸。至于罗斯这边则担心，即便斯皮尔曼的经济学是错的，但他说的可能正确。
斯皮尔曼从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和奖金回来之后，罗斯也开始更仔细观察这位朋友。身为心理学家，罗斯知道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分析过“同侪嫉妒”。弗洛伊德的嫉妒理论是以别的主题为中心，是人心下方的那个部分。但是非常热衷于观察大学生活的罗斯认为，“同侪嫉妒”或许是学术成就的可靠指标。而且他也知道，现在好友斯皮尔曼正是活生生的例子。
两位教授和学生闲聊在愉快气氛下的结束，大家各自离开。没课的时候，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里，大家都知道斯皮尔曼很健谈，也喜欢和他一块用餐。但在结束早上的课之后，他会回到立陶尔中心的办公室里独自用餐。他觉得上课很累人，特别是课程进行顺利的时候。教好一堂课远比敷衍了事要费力得多。
斯皮尔曼在上完课后不想和人打交道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年来，他了解到评估上课进展状况的最佳时机，就是在刚上完课之后。斯皮尔曼认为，等上好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才重新检视教学效果，是错误的。等到那时，哪里做对哪里做错，早就忘记了。
罗斯知道斯皮尔曼一心想要教得更好，也曾一度问他：“老斯，在你教完课做课后评估的时候，怎样才能被你认为是完全满意，无法再更好？”斯皮尔曼笑着，眼睛闪呀闪地说：“好的课，不需要再改进的课，是当学生把你扛在肩上走出教室，游行绕校园一周的时候。”罗斯也回答得一本正经：“照这样来看，我们多数人一年只教出几堂好课而已。”
吃着简便的午餐，斯皮尔曼拿起桌上的《波士顿环球报》。因为他是个经济学家，学生总期待他能饱览世事，即便学生自己做不到。在报纸的第二版，有一则标题抓住了他的目光：
得克萨斯州艺术犯罪
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美联社电），州警与地方警察于11月14日搜查圣安东尼奥知名外科医生兼艺术收藏家劳尔·拉莫斯医生的家，调查他家被闯入的事件。他所收藏的本地著名艺术家特里斯坦·惠勒的五幅画作也因此失窃。
被偷的画作包括惠勒的《蓝色画像》，根据画家所言，这幅画代表他“终于能突破现代艺术的资本家局限”，也是他在国内成名的一连串画作的第一幅。
警方在中部标准时间凌晨三点接到来自欧克蒙巷住宅的报警电话。家里的女佣被起居室的声音吵醒，而画作就放在起居室里。搜查家里的警方并未对记者评论案件细节。
拉莫斯是圣安东尼奥艺术界里的知名收藏家，也经常主办慈善晚会支持城里的美术馆。圣安东尼奥特拉维斯美术馆的刘易斯·马丁告诉记者，某位晚会的贵宾可能聘请专业窃贼下手。拉莫斯听到这个说法时，也承认有其可能，表示他想画作可能不会被寻获。“我不觉得我可以找到这些画。最后大概会落入某人的私人收藏，其他人都再也不会看到。”拉莫斯医生说，他损失甚巨，因为这些作品都没有保险。他也拿出一百万奖金想要找回画作。
多数专家相信，破这样的案子是在跟时间赛跑。“艺术窃案必须快速破案。一旦艺术品消失一阵子，通常就永远也找不到了。”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警卫长悉尼·范·佩尔特（Sidnee Van Pelt）是艺术窃案的专家。他向《波士顿环球报》做出如上评论。
斯皮尔曼按下电话上的对讲按钮，呼叫他的长年助理葛洛莉亚·温特斯。当她进到办公室时，斯皮尔曼把报纸拿给她，指着刚才读到的报道说：“葛洛莉亚，麻烦把这则新闻剪报存档。”
“你想要存在哪里？”温特斯问。
斯皮尔曼摸着下巴，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放在我们要送到圣安东尼奥的箱子里。然后标上‘吠叫的狗’档案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