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雄要动迁的第三户是一个郎中世家，一家老少四辈，住在一个两层的木楼里，前面没有铺面，只是一个门楼。
太爷80多了，叫董健，爷爷60多了，叫董思康，孙子40多了，叫董乐，重孙子20多岁了，叫董继藐。祖孙四代都是单传，楼上4个房间，住着9口人。楼下是一个诊堂，一个药房，一个厨房，一个饭量。
老董健看到前两家都建了三层楼，放出话来了，只要给他建三层楼，他也把门脸让出来，一层当诊所，二层、三层分四家住。
正当添雄要动工时，乡纪高官带着调查组来了。原来，有人举报添雄利用职权搞开发，出售门市房牟取暴利。
添雄不得不停下来接受组织调查。调查组先找每个党员谈话，党员们对添雄都很信任，说他在运用经济手段，推进村里的规划落实。
调查组又找李俊海、李俊山、李俊山舅子、董家四代人调查。这些人对动迁都十分满意，说添雄虽然赚了钱，但都用在了动迁上了。
调查组开始和添雄谈话了，让他交出帐目。添雄心里无私天地宽，把帐目都交了出去。调查组把帐目带了回去，让添雄听候组织结论。
资金被冻结了，火热的动迁停了下来，添雄不怕受委屈，对耽误他的工期却心急如焚。
陈景泉大楼是请紫金矿业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设计建造的。框架起来后，外墙都用绿有机玻璃围了起来。
南方日照光线强，用这种滤色玻璃可以减少紫外线照射，营造楼内的小气候。
陈景权一家老少四辈，十多口人，有钱了，造这么个住宅无可厚非。但是，他也被告了，说他大建豪宅，财路不明，有侵吞公款之嫌。
因为添雄涉及了这个案子，县纪委又下来调查了。一时间，寨背不平静了。
老支书回来了，他住进了添雄家，跟添雄说：“你不要怕，一切有我担着呢？我去跟调查组说清楚。”
老支书把他珍藏的规划图拿回来了，他从建商超开始，一直讲到了利用陈景泉的资金，建商业街。县乡调查组被他的智慧折服了。
接下来，他讲了添雄的奉献，他说：“添雄从建桥开始，己经干了六年建筑了，建的楼有20多座了，建的桥和路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再去他家看看，他还住着一个土房和楼座子。都说一桥、二路、三建楼，他却除了辛苦钱，什么都没赚到。这就是我发展他入党，推荐他担任村支书的原因。这样的接班人我放心。”
调查组出于对老支书的尊敬和信任，把两次接到的匿名信给他看了。
老支书一眼就认出了匿名信上的笔迹，说道：“原来是这个小人在兴风作浪。”
他说的是陈文武。原来，这个陈文武找添雄建楼，添雄没理睬他，农贸市场建完后，他的“三干合作社”就关闭了，他对老支书和添雄开始怀恨在心了。
引进外面工程队后，他虽然建了楼，但是，他的地点是孤楼一个，买卖都移入广场了，又加剧了他的仇恨。
他不敢惹老支书，因为他有小辫子抓在他手里，老支书一走，他便向添雄发起了报复。
调查组弄清楚了事发的原因后，决定把反映陈景泉的匿名信转给紫金集团纪委处理，将反映添雄的匿名信做销案处理。
老支书对纪委领导说：“以后你们接到匿名信，不要这么兴师动众的，让一些躲在阴暗处的人渣，用你们的手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纪委领导虚心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寨背党员大会上为添雄正了名，表态支持他完成村委会的规划。
调查组走后，一些党员提出要给陈文武点颜色看看。添雄说：“他不敢站出来，我们就不要理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自毙去吧！我们才没时间和这类人周旋呢。”
添雄建起了铝合金铺和门窗铺后，从县城来客商把这两个铺面买下来了，他们看好了寨背建楼的商机。
第五家是开豆腐作坊的，己经买了农贸市场的豆腐铺，这里是他们的豆腐加工基地。因为买了农贸市场的铺位，建房子的钱不够了。
他们有自己的算计，建一座三层楼，少说也得40万，省下40万，以后开个饭店，又多个营生，要那个门市有啥用呢？
添雄把一个门市开了家具铺，一个门市开了建筑五金铺。
第六是把头的，处于丁字路口，这家原就是建材商铺，经营水泥、钢筋、白灰、碎石等大宗建材。该户己经建了门市楼，后面是一个20米乘12米的大院子。
添雄就是从这个铺面经营的火热程度，来确定这条街的经营选项的。至此，建材一条街形成了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又催生了若干个建筑工程队。
寨背的楼房饱有率经过5年的发展，达到了50%，添雄把西边定为服务一条街后，采取了因势利导，顺其发展的战略。
新建的两个门市还是由村委会经营，一旦出售，他就会马上找老支书还钱。
添喜今年并不轻松，他仍然肩负着20多亩地的翻地、耙地活儿，因为婶婶、嫂子、弟妹们租了他的拖拉机。
一亩地翻一次耙一次就200元，种两季稻，就要翻两次，耙两次，说400元，仅一次机耕费就超出了直补的额度。
插秧收割又雇他，一亩又是200元，她们只干买种子、吸秧苗、追肥、除草、灭虫、脱粒的活儿，还累了够呛。
化肥、农药都是添喜买来后分给她们的，每亩地又花了400元。
种油菜还需要一次犁地，每亩又是200元，施肥，洒药每亩再花200元。
一年下来，机耕费每亩花了800元，化肥农药每亩花了600元。再看收获呢，每亩800斤早秈1000元，1700斤晚稻2200元，油菜600元，总计3800元，加上直补，也不到4000元。
就算收入4000元，收支相抵，才赚2600元，如果租给添喜，每亩地净收2000元的话，她们忙了一年，等了才赚600元，在城里打工，一个月挣的也比这个多呀！
于是，她们纷纷跟老公抱怨，老公们听了她们算的帐，便去找添喜。
添喜一亩地要比她们多挣800元的机耕费，再加上15亩地的代耕费1.2万元，一年收入了3万元，给添雄4800元，还赚2.5万元，卖了5头牛，收入4万元，加上山上的水果收入，保住了他收入7万元的目标。
此时，听各家又要把地包给他，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似地说：“如今不酿酒了，我要那么多田做什么？你们看到不赚钱了就给我，良心何在啊？”
叔叔、哥哥、弟弟们都叫他说得脸红了。但是，他们宁可不赚这两千多元钱，也不让自己的女人受这般苦，去做赔本的买卖了，决定弃田而走。
添雄见此情形焦虑万分，马上召开支部大会，和党员们商量对策。支部做出决议，把田地向种田大户手中转移，谁种田，土地直补就给谁，谁弃田，就停止谁的土地承包权。
这一决议通过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向村民们公布后，激起了种田大户的积极性，20亩田地没有任何租金地回到了添喜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