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我总是会为一件事情着忙，就是公司的每年成立庆典。很巧合的是，公司成立的日期与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于是在这十余年中，我总是和公司一起过着生日，公司是一年年地成长，而我是一年年地老去。到我二十七岁那年，公司成立八周年，老总说，八是个好数字，我们请新闻单位给我们来宣传一下吧，你去找个记者来。我的老总他有点虚荣，他快退休了，他想在他离开前留点口碑，所以，他的虚荣是可以理解的。
我并不认识什么记者，但我认识政府机关里搞宣传工作的人，于是我去找了个熟人阿延，请他找个记者来给我们写点东西。他很热心地帮我的忙，他和那个记者都在我所邀的贵宾名单里面。阿延向我邀功道：“记者不好请啊，后来，我把你给夸奖了一番，特别强调你还待字闺中，他就答应来了。”我听了笑笑，多好色的记者啊！
记者果然来了。一个白净且稍有点腼腆的男人，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的眼睛。晚宴上有抽奖，他抽中了一辆自行车，送给我。他回去之后写了个新闻发在一版，因为我曾得过一个不起眼的奖。可就是因为那个奖，新闻的主角居然是我，公司和老总反而成了我的陪衬。我把那天的报纸给藏了起来，但还是有很多客户和供应商看到了报道，打电话来贺我。我很心虚，看见老总也有点讷讷，老总居然还对我说：“他那个新闻切入点不错嘛！”这话听在我耳里，很不是滋味。过几天，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收了信没复他。从此不再联系。
半年后，老总又开始虚荣了。我们公司赞助一份杂志，成为杂志的理事，每年交理事费。杂志社组织理事会成员进行所谓调研活动，老总说他年纪大了，没精力参加这些活动，我便代替他去。那次是参观本市的一家国有企业玻璃厂，在巨大的生产设备上爬来爬去的，我的鞋子当场牺牲。在附近的步行街买鞋子的时候，手袋给抢了。那时我正供楼，是我最拮据的时期，而那天，手袋里还装着我去交房款的钱，以及手机和所有证件，这件事让我非常沮丧。当晚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发呆，觉得特别孤独无助，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我找了通讯录来，好在那时的手机存储量不够大，联系方式都是记在本子上的，我一页页地翻，翻到了记着那个记者手机号的那一页，心想，就找他说话吧，从周年庆典后到现在八九个月了，不知他找到女朋友没有呢？于是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好像在一个很吵闹的环境中。他对我说：“手机快没电了，我打过来，我一定会打过来。”
第二天我们见了面，一个月后，1999年台湾大地震那天，我在结婚证上按了手印，成了他的妻子。
我的朋友阿延总是要我们谢媒，我告诉他，让我们走在一起的，只是因为我的老总那可爱的虚荣心。
我们还会在一起，会天天见面，这辈子，怕是分不开了。我们在这十年共职时光中创造了一些故事，我想，这些小小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