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儿子也没有使父亲失望。1854年来华，担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1863年，被大清雇佣为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这时的赫德年仅28岁！1865年，北京设立总税务司，隶属总理衙门，赫德从此常驻北京。由于工资是按业绩提成，赫德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1799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
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1899年26661360两（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第128至129页）。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帝国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
赫德的第三个优点是谦逊，他缺少一般英国绅士身上那种固有的傲慢与偏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清属于那种把挨打看作儿子打爹的政府，大清臣民喜欢那种爷孙式外交。难能可贵的是，赫德还不像一般欧洲人长得那么高大，而是非常瘦小，这种体格，不至于让“甘拜上风”的中国人产生尴尬。于是，“地利”（瘦小）与人和（谦逊）决定了赫德的亲和力。这导致鬼子六奕訢第一次见赫德，就对他一见钟情。比英国绅士还要傲慢的这位中国亲王，甚至还摸摸赫德的西服，并请他展示西服的设计功能。赫德之所以能挤走前任李泰国总理总税务司，就完全得力于恭亲王的举荐。亲王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赫德是咱们的，这一点我同意。赫德曾在安庆拜会过曾国藩，曾氏对他的告诫如下：“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这番话可能对赫德产生过影响，因为赫德在他的任上，奉行的工作信条是：“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一句话，赫德给大清做官，可能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他的忠诚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上，洋务派们尚没有行动起来的时候，赫德已在关心大清的未来了，他是第一个提出改革的大清官员。1865年，总理衙门接到了他的折子：《局外旁观论》。他在折子中分析：中国官员“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这种制度性腐败导致中国国内民变易起；军队战斗力不行——“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为此赫德提出以下改革方案：一、学习西方的长处。二、整顿财政，三、加强外交。结果大家当然知道——石沉大海！
事实上，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我们不得不为那时中国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赫德的第二大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赫德简直就是个双面间谍，于是，我看到的结果是，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中国有史家分析说：赫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赫德的经济利益将会受损。我觉得，持这种意见的人，有点小人之心。赫德固然在乎自己的经济利益，他拒绝出任驻华大使，可能正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赫德的从政理想，他的理想是把中国经营为亚洲经济大国！再说了，列强瓜分中国，赫德更应该能混水摸鱼呢。事实上，即使在赫德死后，他的继任，同样是英国人的安格联也并没有因为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产生的内乱而中饱私囊。与当时一些中国官员比较起来，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即使赫德对大清的忠诚是有限的，但他至少是敬业的。这就够了。从个人品德上来讲，赫德除了贪钱，还贪权，他甚至想成为中国的海军总司令，最后由于中国的实力派大员曾、李的极力反对而破产。李的幕僚薛福成出了一个馊主意，把赫德的梦想吓跑了。薛福成对李鸿章说：赫德想当海军老大，可以，但是“兵事非可遥制，须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而罢。”一句话，赫德要当海军老大，就得把海关老大的位置辞去。赫德，这个来中国就任时身揣50英镑巨额路费的穷小子，当然不愿舍去海关这个高薪岗位了。赫德的阴谋最后没有得逞，海军老大的位置顺利地给了李鸿章。
赫德在大清，走到了一个大清官员所能走到的荣誉的最高峰：48年总税务司任期内，清政府对他赞爱有加，不断地加官晋爵——1864年赫德被授予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衔（二品）；1881年被授予头品顶戴；1885年被授予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太子少保衔；1911年病故后，清政府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
在大清的镜子中，赫德好歹是个好官员；在现代一些史学家眼中，赫德怎么着也是英国那边的，跟我们不一拨儿。而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好像又是咱这边的。英国政府与社会虽然给了他诸多名誉，但是他直到死时都没有获得一直渴望的勋爵封号，最终以爵士地位恹恹而终。他一生拥有诸多财富，但是却终生没有归宿感；他一生参与并经历了诸多军国大事，但在他的日记里却载满了孤独与凄凉；他生前尴尬，死后也尴尬！
大清的尴尬
康乾盛世之时，站在全球大局的形势下，大清帝国已是相当尴尬了，只不过自己不知罢了。
首先是外交。具体的例子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老实说，与俄国人打仗，康熙皇帝并不示弱，所以，两次雅克萨之战，俄国人都失败了，于是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可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强国也无外交的，别看大清当时的GDP全球第一，但是，它连一个外交人才都没有。龚自珍曾感叹大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龚大才子是名士风流，连“才偷才盗”都向往，这种向往甚至影响了我们。直到如今，我们都希望小偷进了咱的家，又哥们又义气，咱听见他的动静后，可以对着房顶上的他说：“哥们儿，你别忙活了，我的手机今天在公车上刚被人偷了，家里什么也没有，看你白忙活，挺心疼的。”那小偷呢，也可以临走之时在咱家门上贴个广而告之：“诸位，到此止步，这家主人太懒，除了一张嘴，家里啥都没有！”至于“才盗”，我认为应该是盗跖那样的，长得帅不说，还钢嘴铁牙，三言两语，就能把孔圣人给说成哑巴。我们欣赏龚自珍，跟龚自珍的这种名士风流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龚自珍这些感叹里，少了一项最重要的：“外无才交”。一句话，大清帝国如果能拥有苏秦、张仪那样的外交家就好了，再不济，有个晏子也行啊。
当然，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时候，中国代表索额图虽然说不上有什么智谋，但是不卑不亢起码做到了。问题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自己的翻译，于是只好雇佣德国传教士张诚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索额图虽然感觉这两洋人不是好鸟，可是自己又不懂鸟语，只好这么将就了。
索额图的感觉可能是对的，直到今天，大家对徐日升和张诚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还是模棱两可。河北社会科学院的杨思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经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中说，这两人“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简编》里模糊提到两人“在会下往返协商，从中斡旋。”至于民间历史故事，则把两人吃里扒外的小动作描写得活灵活现：徐日升跟人家说：“现在康熙皇帝正忙于对付西北部噶尔丹的叛乱，而且朝廷内外都知道西北部的叛乱是俄国人指使的。”张诚跟人家说：“皇帝要全力对付噶尔丹，所以急于和你们缔约。皇帝的旨意是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你们不答应，那就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如果你们坚持以黑龙江为界，占领雅克萨，我们看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找一个地方，或者更现实一点儿。”
条约签订后的次日，俄方谈判代表戈洛文邀请他们到俄使驻地做客。徐日升与戈洛文的对话中有这么一段：
徐：因为我身为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多年，而且因为是我（中国）皇帝派来的，所以不得不表现为他的忠实臣民。如果我不那样做，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戈：这样你就表现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应该的。……总之，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给了我们那么大的帮助。我们要让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获得同等价值的报答，知道你们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徐日升日记》第56节，1689年9月8日）。
张诚的日记中也说到，俄国使节“向我们保证他定竭力请求沙皇优礼我们教会派驻莫斯科的人员，以酬谢我们在北京宫廷和这次谈判中两度为俄国所作的一切斡旋”（《张诚日记》1689年9月8日）。
两个翻译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记里啥都交待。
张诚与徐日升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服装售货员告诉顾客：“我们这服装，老板进价500元。老板的意思，不想赔本太多。如果250元卖出，我们老板就不干了。所以你们就在250与500之间还价吧。”不管怎么说，条约还是签订了，康熙可能意识到了一些什么，所以条约签订之后在理藩院之下设俄罗斯馆，选派24名八旗子弟，入馆学俄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清政府从此无此尴尬了。
鸦片战争爆发后，钦差大臣林则徐撤职查办，代替他的是新钦差琦善大人，琦善大人遭遇了相同的尴尬：堂堂的钦差大人，没有一个翻译。无奈，琦善从山东找到一个名叫鲍鹏的家伙。据说这家伙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是林则徐通缉的贩烟罪犯，跟颠地还是“同志”关系（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第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