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后来他老先生在卫国见南子（南子是俺们河南美女啊，从宋国嫁到了卫国），他就不认为是非礼了，跟自己的学生解释说：“俺本不想见她来着，可既然见了，就以礼回答了她的问题。”子路听了不高兴，急得这老师对天发誓：“俺要做得非礼了，就叫老天爷报应我吧！”子路真是粗人，没听出老师背后的意思：俺不是色情狂，但是人家美女若硬拉俺上床，俺在床上也以礼对她不就得了？至于到底什么是礼，每个中国人肚里都有根小棍棍——胸有成竹吧。不过我觉得孔圣人的规矩可能要多一些。比如先作揖，说一声“小娘子，俺要非礼你了”。接着解释：“非礼勿视嘛，就是拉灯摸黑。非礼勿听嘛，就是学张大民，往他媳妇嘴里塞个煮鸡蛋，否则兄弟们就听见了。非礼勿言嘛，就是非礼的时候要专心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不得拉家常，唠闲嗑。非礼勿动，就是非礼的时候，请不要动手动脚，俺是专搞司仪的，对程序比较在行，一切听我的。
孔子摄相后的第三件事是帮鲁定公搞集权，又是废三桓，又是堕三都的，折腾到最后，失败了，把个烂摊子留给了可怜的鲁定公，自己却带着一帮学生周游列国做国际访问学者去了。十四年后，鲁国政府用厚礼迎接他，他又回来了。一进门，听见儿子伯鱼正在哭母丧。这个十四年没见过老婆、老婆临死前让儿子写信希望他从卫返鲁两口子作最后一见却以“非礼勿动”拒绝妻子的圣人马上黑了脸，骂儿子：“母丧，十一月为小祥，过了小祥，就不宜再哭了。再哭，就过分，非礼了。”
呜呼，这个老头好非礼呀！
圣人身后
圣人“惶惶然如丧家犬”游历各国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身前，该来的不来，身后，不该来的竟都来了。
先是鲁哀公。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诔孔子。诔文说：“苍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鲁哀公这话，透着虚伪。尼父活着的时候，嫌人家迂腐，敬而不用。人家死了，他倒“呜呼哀哉”起来了，简直是黄鼠狼给鸡吊孝嘛！
后是刘邦。众所周知，刘邦这小流氓根本不喜欢儒生，打江山的时候，有儒生投奔他，他当着众人之面，拿人家儒生的帽子当尿壶来用，可是当他亲历了叔孙通为自己制定的朝仪后，小流氓终于被儒家搞的那套皇家规矩与排场给折服了，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饮水思源，为了感谢孔儒给自己带来的皇位之尊，刘三小开始行动了，亲往圣地曲阜以太牢之礼祭孔子，并封孔子九世孙世袭为奉祀君，让孔子后人代替政府祭祀孔子。
如果说刘邦往儒冠里撒尿纯是小流氓行为的话，那么他尊崇孔子，就意味着他开始懂政治了，由小流氓一跃而变成大流氓了。
后世的统治者继承、发扬、光大了刘三小的政治流氓行径，孔子被他们封了个满脸开花浑身挂彩：“褒成宣尼公”、“文圣尼公”、“邹国公”“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政府取消了历代对孔子的封号、谥号，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圣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孔子如果泉下有知，不知何感？身前不被重用，处处遭人白眼冷遇，身后被人歪曲利用，倒成香饽饽了，换来的荣耀是被统治者尊为圣人。这对孔子来讲，是不幸还是幸运？还有，孔子若活着，按他老人家那不合时宜的拗脾气，可能要拒绝这所有的封号！
德国有个叫作尼采的疯子，清醒得让人害怕，他说：“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尊我为圣人，糟践我……没有比圣哲更具有欺骗性的了。”（尼采《看哪这人》）可惜孔子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堪于与尼采媲美的清醒者，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庄子。老子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更是借盗跖之口，把孔儒那一套东西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问题是，中国民众历来喜欢打盹儿，对于这两个清醒者，有些烦。中国的统治者又都贼精贼精的，对于这两个教唆犯的思想，尽量的扁、踩、压，以致于老庄竟被人遗忘。遗忘的结果，圣人的思想，就变成了尼采所谓的“可怜的中国把戏”，长期“亵渎”着中国人。
孔子还想不到的是：一人成圣，仙及后裔——老人家总算给后裔们制造了一份令一般百姓羡慕的无形资产：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的后裔为“衍圣公”，“衍”是漫溢、延续、扩展的意思，这光荣的称号竟然一传三十代，直到1935年，民国政府把它废掉。虽然民国政府把这封号给废了，但是直到现在，孔家人仍然为自己乃“中国第一家”而自豪，一般人的名片上，大都注上孔家几代孙的字样。还有，政府对孔家额外施恩：免税、免役、封赏，这一切导致孔家后人比一般百姓提前进入了小康。孔子曾云：“富贵于我如浮云焉！”可如今的孔府门前，高挂一副金字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对联中，“富”字上面缺了一点，“章”字的一竖直冲出了头。什么意思？据说暗示着“富贵无边，文章通天”！看来圣人家也很有小农意识嘛！
圣人后代，有文章通天的。比如大名士孔融，还有写《桃花扇》的孔尚任。
当然也有追求富贵的。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里，载有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的一个小插曲：万历八年，张居正整顿驿递的时候，感觉最棘手的是内监和衍圣公尚贤。内监吧，因为身子被阉且深得内宫信任，所以很容易成为祸水，咱就不说了。而堂堂的衍圣公竟与内监同为驿站之祸，让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头疼不已倒真是令人感叹了。尚贤每年自曲阜到京城朝贡，沿途骚扰不堪，山东布政据实直告居正，居正说“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也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孔子曾有“苛政猛于虎”的名言，老人家绝对想不到，他的后代居然有“路过如贼”的风度。更关键的是，张居正居然拿他没办法。
就在居正头疼的时候，机会来了：万历九年，圣人之家发生风波，尚贤与庶母郭氏相互之间处理不好母慈子孝等家庭业务关系，全国模范家庭的矛盾最后惊动了皇上，居正与山东巡抚趁人之危，赶紧把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三年一朝，圣人后代走私夹带就不方便多了，三年才一次机会，可把人憋死了。万历十七年，尚贤向政府请求，仍然每年入京朝贡一次，皇上竟同意了。史书上虽然找不到衍圣公是否改变了原先的作风，但是我想，衍圣公多走一趟，多少要有些收获的，否则何必多此两行？哎，如此“衍圣”，孔子庭训还是不严啊！
宋襄公的仁义
人们可能都有些“叶公”般的心理积淀，比如一提到孔家店的“仁义”，人们大都正襟危坐作严肃状，可是你不能动真格的，一动真格的，哗，大家都笑，宋襄公就是个例子。他之所以遭人耻笑，完全是因了他的“仁”和“义”，毛泽东称其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可能是受作者笔法与情绪的感染，我九岁的儿子在面对襄公的故事时，也是一脸的讥笑。老实说，大家笑得越欢，我越笑不出来。
公元前652年，襄公的父亲宋桓公病重，自知不久于世，立储之事就显得非常紧迫了。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宋襄公本应是继位之人，可是宋襄公学那伯夷叔齐，不干，在父亲面前一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于庶兄目夷，还说：“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
桓公听了当然高兴，于是，把他的想法讲给目夷听，目夷听了，也没犯傻，头脑颇冷静地回答：“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我再仁，也赶不上弟弟啊！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于是，襄公的位置没有让出去。这是大家笑襄公的第一个理由：小子假让，太虚！按国人的意思，不学叔齐，襄公自己登基，名正言顺的，因为现在早不是“辟让”的三皇时代了，人心既已不古，统治者就该与时俱进才是。因为后世的帝王在登基时，都改作“三让”之了——跟大臣们客气三回。也就是说，这种让，只是一种礼仪，并没有让的实体对象。
另外，人们可能只喜欢小事上的仁义，不赞同大事上的仁义。比如孔融四岁让梨，人们就特喜欢。为什么？就因为让的只是一个梨嘛，如果孔融让的是国王的宝座，哗，人们也会哗笑的！一句话，你只能“小仁”，不能“大仁”。
再者，人们既讲虚荣，又讲实惠，大家普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讲虚的，什么时候应该讲实的，襄公被人哗笑还有一个原因，他分不清时候！比如单位开大会，表扬你模范，那么上台领奖的时候，你就不能推着你的邻座，非得要让给他，众目睽睽之下，你这么让一次，那个被让者不骂你才怪，而其他人也会把你当神经病。你只能站在领奖台上发言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风度——离不开领导的培养和大家的支持云云，如果下讲台后，你能把奖金拿出来请大家吃饭，那就更仁义了。襄公不解让的时机、让的度，在中庸者眼里，只能落个负面评价了——“过让则伪，过谦则矫”！
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卒，宋襄公继位。我们有幸看到的是，他继位后，不但没有提防公子目夷，还重用他，立目夷为左师，也就是相国。襄公的作为，比大清的咸丰傻多了。众所周知，道光帝当时比较欣赏的是老六奕訢和老四奕詝。可是关键时刻老六失去了道光的宠爱，老四咸丰继位的时候，就绝没有让位给老六的表示，上任后对老六的信任更是有限的，顾命八大臣里竟然没有老六！
更傻的事还在后头，襄公参加了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在葵丘召集的盟会，参加的国家有齐、宋、卫、郑、许、曹诸国。目睹齐桓公的黑老大威风，襄公居然动了心思，这心思与刘邦、项羽目睹始皇出巡之威风时的心思有些类似。正好天赐时机，前643年，霸主齐桓公死，齐国发生了内乱，襄公就开始动作了。居然也有一些小国比较挺襄公，襄公就有些飘了。公元前639年，襄公飘飘然地给楚国下了诏书，要求人家前来参加自己的盟会，楚王一听，勃然大怒，谁挺你啊！但是楚国表面上却答应了，私下里就做了准备。目夷知己知彼，知道做黑老大的事儿没有那么容易，但襄公不听，他头脑里只有齐桓公当年的威风。无奈，目夷只好退而求其次，对宋襄公说：楚乃蛮夷之国，强而无义，希望您能以“兵车之会”前往。也就是说预先有所安排才行，最好多带些部队前往。
目夷说的还对，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外交，不管是中原各小国之间，还是中原华夏族与各外族，谁讲过诚信这玩艺儿啊。比如商鞅玩了一回“立木为信”的游戏，还是炒作加作秀，众所周知，后来秦魏战争中，他用“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的假感情，欺骗自己原先在魏国的旧交，时任魏国前线指挥官的魏国公子昂，两人喝酒的当口，就让自己的兵把魏公子给逮了，这算什么信啊！再比如中原外交，就拿汉族与匈奴来说，双方就是比赛出尔反尔呢，就连双方的使者，那也是你扣我一回，我就扣你两回，双方玩得不亦乐乎。不但扣使者，还让咱的使者给他们义务打工，剥削咱的廉价劳动力，苏武就给人家放了十几年的羊嘛。可是宋襄公听了目夷的建议，小脸儿都急白了，说：那可不行。我同楚王以“乘车之会”相约，现在若出尔反尔，那多不仁义啊！结果大家都知道，宋襄公按乘车之会前往，楚王暗中以兵车之会赴约，于是，宋襄公的黑老大没做成，还被楚国给逮了。
楚国最后还是把襄公给放了，可叹的是襄公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虽学不会太大的狡猾，至少不能再傻讲诚信了。可是襄公偏不，他一定要把自己一个人的仁义演绎到顶峰——宋楚两国的军队在泓水决战了：宋襄公的军队在岸边列好了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大司马公孙固说：“楚军兵力强，而我军人数少，因此我军应乘楚军还没渡过泓水时，就下总攻击令对楚军进行袭击。”襄公回说：“不，寡人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宋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方下令向楚军发起攻击，结果，宋军被楚人打得大败。在战斗中，宋襄公被楚军射伤了大腿，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宋人大败而归，国人皆埋怨襄公的仁义，襄公分辩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话翻译过来大致如下：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