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小寒窗数十年，备受艰辛，深知名誉、地位、家业来之不易。他目睹那些达官显宦家庭的官二代们，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就是挥霍浪费，吃喝嫖赌，最终家业荡然无存，为此深为忧虑不安。于是，他教育子弟，首先就从做人开始。曾国藩在清末官场中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但他却从不以势压人，更不许子弟作威作福，当败家的纨绔子弟。他知道高官子弟最易骄奢淫逸，而骄逸二字“皆败家之道也”，“是万恶之源”，因此他时时告诫子侄要戒骄戒逸。家里男的出门须走路，不许雇工坐轿或骑马，而家里的妯娌、女儿、媳妇，老老小小皆纺纱织布，养鱼养猪。即使他的夫人也得参加劳动，为全家作出表率。曾国藩时时告诫儿子不可假父之名而行事，要洁身自好。同治二年（1863），曾纪泽与家人乘船去金陵省父，曾国藩写信给纪泽，告诫他一路上不挂大帅旗，不惊动地方长官，“烦人应酬”。同治三年七月，曾纪泽赴长沙科举考试，曾国藩又告诫他不许和考官疏通，“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曾国藩视“勤”是人生第一要义。他在北京任官时，多次购买北方的大白菜、茄子种子寄回，并告诉家人栽培技术。为了不让子侄们有纨绔子弟的大少爷作风，他多次在家书中要其子侄们半耕半读，连拾柴收粪这些事也“须一一为之”。
曾国藩曾说：“吾不愿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他所追求的“秀才”，不是传统的读书做官的仕人，而是能够明白事理、才德双修的君子。正是在这种家教原则和方法的引导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曾氏家族出了大批的人才。同时，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不断地被人们所推崇和借鉴。
读书的规矩
曾国藩，既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又是一个治学严谨、博览群书的理论家和古文学家。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他曾给自己订下了读书的十二条规矩：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犹定申、酉、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写笔记。同治元年（1962），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文。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的读书特点是：日课有程，持之以恒；博求约守，不拘门户；提要钩玄，善于概括；挈长补短，与时变化。
曾国藩作品精选
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译文】
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
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
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
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当，因而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题解】
道光二十六年（1846），尚在做京官的曾国藩作，晚清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挽回颓势，曾氏主张从陶铸人才，转移风气入手。
本篇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从强调人才的重要，讲到培养人才的方法，再论述陶铸人才之责无旁贷，而以收效将来作结，可谓原始要终，曲尽其义。陶铸人才，以移风易俗，这是文正公一贯的主张。
士风世风与人才是紧紧相连的。曾国藩正是基于把人才的重要性提升到关乎世风的高度这样一种观念，立志转移士风，陶铸人物，培养一世之人物。面对日益衰败的社会现实，曾国藩自觉地寻求一代人才以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