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力下的忘乎所以
人云：利令智昏。殊不知，权力，也能够让人昏昏然！而且其概率可能还会更大些！绝对权力，基本上像毒品、春药一般，让其享用者难以自拔。张居正深谙韬光养晦的秘诀，深有城府；他也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心计的人。但是，他掌握绝对权力以后，许多事情的处理，就不那么理智了。走出前人的误区，又陷入新的迷途。为了掩盖意气用事铸成的错误，会继续犯更大、更幼稚的错误。确实很奇怪，连引车卖浆者流都觉得很幼稚、很不明智的举措，堂堂的国家领导人竟然作为很庄严很神圣的事维护、推动不遗余力。敢于提出异议的，还会受到严厉打压！无他，权令智昏也！不暇自哀而人哀之！
没有不敢迈的坎儿
政治强人之所以是强人，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论是谁，政治强人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制度、至少是教化风俗的羁绊。换句话说，摆在领导人面前的，总会有一些难以逾越的坎儿。有的人，什么样的坎儿都敢迈过，而且能够迈过！那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强人。
比如说，美国的总统，不管他年龄多大、威望多高，连任一次以后，他非卷铺盖走人不可！这道坎儿，他绝对不敢迈过的！俄罗斯也有同样的宪法规定，可是人家普京，就有办法绕过这道坎儿，牢牢把握着治国的权力，继续当这个大国的掌舵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国家领导人遇到的坎儿可能未必相同，但实质都差不多：人人都说，这下没招儿了，只能这样了；可是，强势领导人却不这么认为，他相信可以迈过、能够迈过这道坎儿。这不，张居正遇到的这道坎儿，甚至比美国和俄罗斯的总统遇到的，还要难迈！
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他爹去世了。或许有人会说，这算啥事啊？小题大做了吧？！别急，很快就会知道了，这道坎儿，敢迈的人，绝无仅有。诸位谁敢说你就敢迈，那真可以说是张居正再世了！
话说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老爷子咽气十多天了，讣告才送到张居正的手里。接到讣闻，估计张居正很是烦恼。我说烦恼，而没有用悲痛这个词，是经过斟酌的。张居正已经十九年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了，他和乃父之间，生疏了，或许，还有点怨气存在心里。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张居正因为一时看不到升迁的希望，同时也有避祸的考量，曾经回家隐居了几年。他的父亲，连续参加科举，是考了二十多年始终连举人也没有考取的老秀才，看到自己的儿子中进士、点翰林，不好好往上爬，却跑回老家隐居，很不满意，没少给张居正脸色看。张居正一方面忍受不住乃父的奚落，另一方面看到其师徐阶渐渐站稳了脚跟，就硬着头皮回到北京复职。十九年过去了，张居正再也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也舍不得家乡的优哉游哉，美女姬妾，一直也没有到首都转转。所以他们父子，十九年不曾谋面。
消息倒是经常通的。不过，多半是些要张居正以权谋私的要求。父以子贵，张居正或许开始还不太情愿，有点无奈；慢慢地就习以为常；再后来，可能就成为他光宗耀祖的一种方式了。所以谁要批评他这一点，他就火冒三丈，严厉报复。比如刘台，就是一例（后述）。或许，张居正可能内心里认为，他已经以他人难以比拟的特殊方式尽了孝道，可以心安理得了。总之，要说张居正和他爹的感情有多深，那是不真实的。因此，他接到父亲的讣闻，或许会有遗憾，但不会太悲痛，更多的，应该是烦恼。
是的，烦恼。亲爹死了，麻烦事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宪法”规定，父母去世，儿子要丁忧。
关于这个丁忧制度，我们现代已经没有了，所以有必要简单说几句。
按照孔圣人的说法，孩子在三岁前，离不开父母的怀抱。那么，父母去世，作为儿子，也要守制三年。这以后，特别是明代，作为制度，就明文规定了，父母去世，儿子在外做官，应该立即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实际计算出来是二十七个月即可），此谓之“丁忧”。守孝到期，再复职做官，谓之“起复”。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战争爆发什么的，将帅势必不能回家尽孝，那皇帝就可以命令他继续为国效劳，不准丁忧；考虑到这个决定不近人情，所以称为“夺情”。
不过，开始，制度有漏洞，就有人钻空子。有些人，宁愿不要死爹死妈，也要权力，所以，居然出现了父母去世他隐匿不报，继续上班的怪事。看过《秦香莲》这个戏的人，或许可以回忆一下，陈世美共有三宗罪，其中就有一宗，是父母去世，他隐匿不报，身在朝中穿红衣。于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后来干脆就又明确规定，父母去世隐匿不报的，严厉处罚；而且对文官，一律不得“夺情”。换言之，凡是文官，父母去世，必须丁忧。
这是法律规定。就是说，丁忧，是祖制，是法条。
意识形态的和人情的因素，也得交代几句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定呢？其实不仅仅是人情，更多的是统治的需要。历代的执政当局都讲孝道，明代尤甚。从朱元璋起，就号称以孝治天下。因为在当权者看来，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何谈“忠”呢？家、国一体，国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君父。不孝父母者，很难指望他忠于君父。推而广之，那他对自己的上司也就不会忠诚，这样的话，集权专制统治如何进行得下去呢？所以，孝道是很重要的，是判定一个人道德节操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意识形态的观念，长期灌输下来，大家都挺接受。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那他对朋友会有信用吗？更有甚者，还会质问一声，那他还是人吗？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人情上说，也不允许父母去世，儿子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照常上班。
可见，无论是法律上、意识形态上还是人情世故上，丁忧，是唯一的选择。
可是，张居正不想丁忧。他舍不得放弃权力，一天也不想放弃！那怎么办呢？想想看，张居正能不烦恼吗？
张居正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敢做敢为，说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每次遇到什么反对的声音，他都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按照祖制或者说祖宗法度办事的，我问心无愧！也对。祖制听起来挺吓人，其实很模糊。祖宗说的话、做的规定多了，而且相互之间也有矛盾，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依据，为我所用。何况，对名教圣训、意识形态的解释，一向都是谁有权势谁说的就是对的。可是，丁忧这件事，祖宗法度规定太明确，容不得你随意解释，没有什么余地；而且，人情世故，张居正也不是不明白，他可能也想像到了，不丁忧，一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然则，丁忧，就意味着至少要暂时放弃权力，想到此，张居正的脑海里，一定会出现过若干个可怕的场面。是的，张居正有点害怕。他是权力崇拜者，他所畏惧的，也只有权力。而且，张居正是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的人，那就不免会以己度人。他心里很清楚，他为了个人的私欲也好，为了推行新政也罢，得罪了太多的人，不该杀的杀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贬的贬了……如果权力掌握到别人手里，那他们会不会像他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自己呢？
顺便说说，不少高官恋栈，赖在台上不下来，普通人非常不理解；其实很好理解，他内心充满了对失去权力后的恐惧。
也有不少人从积极的角度或者说正面去理解，说张居正不愿意丁忧，是不想看到自己推行的新政夭折；况且，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张居正的用人原则来看，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那些他所用的人，多半是恭顺有余而能力不足的，根本指望不上的。在张居正看来，所谓国一日不可无君，用到他张居正身上，倒是很合适。
当然，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比他有能力有操守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人，现成的就有，比如高拱。倘若张居正真的丁忧，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高拱复职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而这，恰恰是张居正所不愿意看到的。张居正为了新政才不想丁忧的说法虽然是目前多数专家的看法，但是我认为这至多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理由容后再禀）。
权力崇拜者不愿意失去权力，以己度人，便更担心失去权力后可能遭到的报复。这是张居正接到乃父的讣闻后，之所以烦恼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不愿意遵守“宪法”、顺应舆情丁忧的根本原因。《明通鉴》说法是：“自以握权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张居正病入膏肓以后，体力精力难以支撑了，可是直到死他也没有放弃权力，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可是，眼下，难题摆在面前了，怎么办呢？那就得想办法了。这个时候，让张居正感到唯一能够帮他迈过这道坎儿的，只能是大太监冯保了。
不错，张居正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但是他不是名正言顺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以要办一些大事情，还得绕个弯子，而这个时候，“黑老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就很关键了。他们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内里，所谓里应外合，双簧戏一演，小皇帝和他妈，就被玩于股掌之上了。
顺便解释一句，我说太监冯保是张居正的“黑老大”，不是随便说说的。首先说这个“黑”字，乃是因为，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是不符合体制和“宪法”的，相反，可以说是违法的秘密的地下关系，所以是“黑”；“老大”呢？是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国家，谁都不怕，唯独怕冯保，他对谁——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趾高气扬，甚至颐指气使，唯独对冯保，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就像黑社会的小兄弟对老大。
当然，冯保对张居正也挺够意思，有点老大的侠义劲头。所以，当张居正遇到仅仅靠他个人的手腕难以化解的麻烦事的时候，他想到的只能是这样一个人——“黑老大”冯保。
事不宜迟，张居正轻车熟路，密会太监冯保。在此之前，乃父去世的消息，被他严密封锁着，除了他的家人，首都还没有任何人知道。
张居正见到冯保，屏退左右，“扑通”一声，就给这个野心家、大太监跪下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没有看到任何记载。为什么我会说张居正会给冯保下跪呢？因为张居正来找冯保，是报丧的，他是“孝子”，见到人要下跪，也顺便表现出他对失去父亲的悲痛劲儿。况且，他是求冯保帮他度过这个大坎儿的，何不顺水推舟，就坡下驴，巴结一下“黑老大”呢？此外，这些还仅仅是推测，还有实例可以佐证的。一会儿诸位就可以看到张居正强迫冯保的吊丧代表接受他的跪拜的场景。张居正能够给冯保的马仔儿下跪，而且是强拉硬扯非要跪拜不可，那么我说他给冯保下跪，还需要怀疑吗？
冯保看到这个场景，一定也被吓了一跳，直到张居正哭着说“家父……”，才明白过来。当然，接下来，免不得一番劝慰，连忙把小老弟扶起让座。
我估计，他们的对话，除了寒暄性质的，诸如节哀顺变啦等等，实质性的，会有这样的几句。
“按制，居正要丁忧……”张居正说。
“这个……”冯保猛一听，还没有什么主意。
“公公，您老人家看，居正该怎样？”张居正用请示的语气追问，这个追问，其实就传达出他不想丁忧的意思了。否则，根本不需要问该怎样的。而且，很明显，张居正也不能直截了当说，我不想丁忧。毕竟，这样的话说出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差不多就等于说“我不是人”了！
“相公的意思呢？”冯保一定会反问，兹事体大，他不能说话太武断吧，况且毕竟是在堂堂的顾命大臣、当朝首相面前。
“公公，居正唯公公之命是从。”张居正的态度很谦恭。因丧父而“悲伤”中的人嘛，说话一般是会谦恭的，甚至是凄凄哀哀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让冯保说，不能丁忧。
“居正查得，遇到这样的事体，有三条路可走，”张居正满腹诗书，得表现出来，先说方案，再请冯保拍板，所以他不等冯保说话，就主动说，“丁忧或者，夺情！”——估计张居正说“丁忧”是一带而过，而特意把“夺情”说得很郑重，所以我使用这样的句读。
“喔……这不是只有两个法子吗？”冯保边思考边问，“相公不说三条路吗？”
“是的，三条路。夺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彻底的办法，人根本不离开，就宣布夺情；一种是人回家奔丧，宣布夺情，不守制即赶回来。”
“有故事吗？”冯保问。
那个时候的“故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先例，或者说相当于英国这些不成文法国家的判例。援引故事，是那个时代处理重大问题最基本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