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问题是，穷人要进这个中高产阶层越来越难。你要是像当年富兰克林或卡内基小时候那样穷，活在现在的美国可谓生错了时辰。但是，一旦侧身于中高产阶层之间，自己的子弟在和最上流阶层子弟的竞争之中就不会吃太大的亏。毕竟条件家长可以创造，本事还得自己学。美国是个崇拜明星的社会。一般老百姓虽然向上混不容易，但是最精英阶层的流动性还是越来越大，成功的名流对全社会都有一种励志之效，特别是中高产阶层子弟，一看到几个最富的人是自己干出来的，就觉得什么时候也会轮到自己，“彼可取而代之也！”于是“美国梦”还是可以做得又香又甜。
1890年，美国的工业革命已经使其凌驾于大英帝国之上，成为世界首富。领导这一革命的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一代金融与工业巨子成为时代英雄。卡内基在总结他们的业绩时写道：“工业界的领袖们从当小职员和学徒起家，他们接受的训练比任何学校都更严酷、更有效率。这就是贫困。”
卡内基的话，颇有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味道。他的生涯，就是这段话的见证。他本是一个苏格兰的穷孩子，1848年随着断了生计的父母离开破落的家乡，来到美国。那年从英国到美国的移民，多达15万人。谁也不会注意这个13岁的小叫花子。他登陆后，立即到纺织厂当童工，一周挣12美元；1853年18岁时，就当上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高层经理的私人助手，实际掌管了世界最现代、最复杂的大企业的运作。到了19世纪末，他成为世界钢铁大王。他的工厂生产的钢铁，比整个英国的钢铁产量还高。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在美国的建国之父中，富兰克林是一个蜡烛、肥皂匠的第十五个孩子。他靠当学徒起家，成为建国之父中两位最富的人之一（另一位是华盛顿）。更奇特的是，他获得这样巨大的财富是如此之早，乃至42岁就从金钱世界“退休”，投入了政治。1828年，另一个14岁的穷孩子托马斯·梅隆（Thomas Mellon）读了《富兰克林自传》，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富兰克林比我还穷。但他靠着勤奋和节俭变得博学睿智，并且获得了财富和声誉。”于是梅隆离开自己家的农场独闯天下，成为成功的律师和法官，最后创立了匹斯堡梅隆银行。
这也难怪，哈罗德·C利夫赛（Harold CLivesay）在安德鲁·卡内基的传记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美国梦’更能界定美国：不管出身多么卑微，只要努力、诚实、节俭，任何人都能够出人头地、获得权力和影响，甚至成为美国总统。”
如今这个“美国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真实的。美国的最顶尖精英阶层一直是开放的，而且有迹象显示它正变得越来越开放。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福布斯》杂志评选的400位美国首富中，有将近200位是靠继承遗产而居其位。如今，前400首富只有37位是继承遗产而来。这说明大多数首富是“自我成就的人”（self-made man）。
但是，除了这个顶尖的精英阶层外，“美国梦”正在受到挑战。最近的研究表明，从1970年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加大，穷孩子成为富翁越来越像个梦幻而非现实。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相信一种“富不过三代”的理论：家长的财富优势，只有20％能够传给孩子。按这样的比率，富人的孙子辈和平民相比就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祖辈在收入上的优势，在三代之间基本抹平。同时，贫困也不是在几代之间持续的“文化”。
但在过去10年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根据不断完善的数据得出了新的结论。“富不过三代”变成了“富不过五代”：家长在收入上的优势，有45％能够传给自己的孩子，有的甚至可以高达60％。这样，一代的财富优势可以在子孙中延续近五代。
与“美国梦”形成的最大反差，首先是贫富分化。根据设在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30年前，最顶尖的100位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为130万美元，比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39倍；如今则达3750万美元，比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出1000倍。2001年，1％最富的家庭的收入占美国家庭收入总和的20％，其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和的334％。最新的研究表明，2004年，美国拥有百万美元以上家产的家庭达到750万户，上升了21％；家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则达到74万户，上涨了38％。
这一统计，还不算家庭的主要住房的价值（这个档次的家庭自己住的房子，一般价值在百万以上）。根据国会预算委办公室的数据，从1979年到2001年，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税后年收入上升了139％，达到70多万美元。换算成税前收入，就超出百万美元；中间的1／5家庭的税后收入，仅提高17％，达到43700美元，换算成税前收入，也不过五六万之间；最下层的1／5家庭的收入，仅上涨了9％。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每小时工资上涨速度超过物价上涨的现象，仅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最繁荣的时期，而且退休福利在不断下降。2004年度美国的实际小时工资，又是14年来下降最快的。因为通货膨胀率是31％，小时工资仅上涨24％。
仅仅贫富分化倒不妨碍人们做梦，只要穷人有朝一日能变成富人。可惜，贫富之间的流动也放缓。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支行的一项研究，同样把美国家庭的收入状况按人口平均分成5个档次，衡量跨档次间的社会流动。结果发现，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样的流动不断减少。那些在经济收入上停留在父辈的社会阶层的家庭的比率，20世纪70年代为36％，20世纪90年代为40％。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支持了同样的观点。联邦储备银行芝加哥支行的经济学家巴莎尔·马苏德（Bhashkar Mazumder）最近综合政府调查和社会保险的数据，对几千位在1963年到1968年间出生的男性进行了追踪，考察他们在二三十岁时的收入水平。他发现，那些父亲的收入属于最低的10％的阶层的人中，只有14％能够使自己的收入达到前30％。那些父亲的收入属于最高的10％的阶层的人中，只有17％的人自己的收入跌人最低的30％阶层。如果把种族因素考虑进来，问题就更复杂。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汤姆·赫兹（Tom Hertz）的研究表明，生于最穷的10％的家庭的白人，有17％无法摆脱自己家庭原来的底层地位。而这个数据在黑人中，则高达42％。
阶层世袭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退步。西北大学的经济史学家约瑟夫·费利（Joseph Ferne）根据美英的人口统计追踪了几千位生活在1850年到1920年间的父子。他发现，当时美国80％的非熟练工人的孩子最后获得了高薪、高地位的工作，而英国在这方面的数字不到60％。可见，当时的“美国梦”并不仅仅是个梦，而确实是现实。即使你自己没有经历，你也会看到你的邻居是怎么发起来的。特别是比起欧洲来，穷孩子在美国就是有出路。这也怪不得在1840年到1920年间，3200多万欧洲移民涌人美国，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卡内基是其中之一。他们就是冲这个梦而来。
如今，美国已经不是穷孩子寻梦的地方。从社会流动率上看，美国和英国不分上下。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流动比美国还略高。北欧国家和加拿大的社会流动则比美国高出许多。这一现实，开始挑战了美国人的民族意识。美国人一直认为欧洲有着世袭的贵族和王室，平民百姓很难出头。美国则是像《独立宣言》中写的那样，人人平等，人人有机会。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一上来就赞叹美国是如何均富、如何为普通人创造了机会。但是，现在大家的情况倒了过来。美国在社会流动方面，只能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才占优势。
为什么会如此？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贫富分化比欧洲、加拿大、日本大许多，使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上拉开了差距。一个生在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特权。但一个生在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比生在欧洲、加拿大、日本的同阶层的孩子要倒霉得多，无法为未来的成功做好教育上的准备。
这一对比，揭示了美国社会的重大变化。第一，美国在19世纪还是一个未成熟的经济体，有大量的处女地供下层人士和新移民发展；如今美国则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平地起高楼的空间已经非常少。第二，旧的精英制度靠家庭继承，而未成熟的美国由于财富积累有限，又有大量新的发展空间，像卡内基这样一文不名的天才能够轻易打败世袭精英。如今的精英制度靠教育来维持。不管你是谁，想成功首先要有本事。由于科技发达，必要的本事必须经过复杂的训练才能够培养，教育又需要大量注入金钱。像卡内基那样没有上过学的13岁的穷孩子，已经很难靠自己的脑瓜机灵获得巨大成功。要想向上爬，家长就必须从小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
这一变化，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景观。如上所述，虽然贫富差距加大，但是顶尖的精英阶层是开放的，必须经过竞争才进得去。而最重要的进身之阶，就是教育。你家里有钱不行。孩子必须聪明才可能有出息。如今科技进步，新产业层出不穷，不进则退，不创业只是守成很快就会被淘汰。这就给精英阶层带来了巨大的不安。所以，美国人过去那种放任孩子的作风已经大为改变。从三四岁起就把孩子塞进这个班、那个班，学个没完。像布什父子都上过的贵族寄宿学校菲利普斯学院，一年学费就3万多美元，一届的毕业生进哈佛的就有十几位。甚至有的家长，因为孩子挤进了这所学校，举家迁居到学校边上，督促孩子的学业。等申请时，仅补习、咨询、校园访问等先行费用就达数万美元。这种挥金如土的游戏，穷人如何玩得起？
不仅是最上层，一般富裕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蜂拥到公立学校最好的地方安家立业，抬高当地的房价，把穷人挤走。这样，各阶层之间从居住地点开始，就越来越隔离。穷孩子的劣势也就越来越大。所以，尽管有种族平权、社区学院的扩张以及一系列扶贫的措施，贫富分化还是越来越大。因为富人阶层在自己的孩子没有成人前，就不惜一切地把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孩子身上的本事。这也怪不得，在美国最优秀的250所大学中，高收入家庭出身的孩子的比例越来越大。
那么，在美国谁能够致富呢？穷人很难，但不是没有可能。富人有优势，但光靠家里有钱也不行。《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提出衡量社会阶层的四大王牌：教育、收入、职业和财产。克林顿是个穷孩子，但靠耶鲁的教育和罗氏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获得了其他的三张牌。比尔·盖茨起步于中高产阶层，却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把四张牌都拿到了手里。这些特异之士，不是一般人能够效法的。大体而论，一些暴发户如果教子无方，下一代几乎肯定衰落；一些穷教授虽然生活寒酸，子弟的前途却不可限量；有教养的富裕阶层，则最有优势。
美国的问题是，穷人要进这个中高产阶层越来越难。你要是像当年富兰克林或卡内基小时候那样穷，活在现在的美国可谓生错了时辰。但是，一旦侧身于中高产阶层之间，自己的子弟在和最上流阶层子弟的竞争之中就不会吃太大的亏。毕竟条件家长可以创造，本事还得自己学。美国是个崇拜明星的社会。一般老百姓虽然向上混不容易，但是最精英阶层的流动性还是越来越大，成功的名流对全社会都有一种励志之效，特别是中高产阶层子弟，一看到几个最富的人是自己干出来的，就觉得什么时候也会轮到自己，“彼可取而代之也！”于是“美国梦”还是可以做得又香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