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甚至更多的办法开篇，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决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的开篇——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
只这一句，后面再没有了。
这个句子一撂半个多世纪……
二
她为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她疯了。
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个案，不过于造就那个案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对他人，比如说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这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每时每刻有那么多人发疯。事实上你并不能分辨与你摩肩接踵，甚至与你休戚相关的人，哪个精神正常，哪个精神不正常。
但吴为的疯却让人们议论了很久。
当然，这不仅和她是一个名人有关，还因为她从小到老，一言一行，总不符合社会规范，在她那个时代、那一代人中间，甚至说是很不道德。哪怕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列举出她的种种败行劣迹——虽然现代人会对此不屑一顾。
所以她的疯，在疲软的、需要靠不断制造轰动效应来激活的人际社会，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谈资，至少有那么一会儿显得不那么萧条。
在她发疯之前却没有显出蛛丝马迹。
相反，据她的一些朋友说，她甚至活得意趣盎然——
就在不久前，由她出面，为一位年届八秩，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
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那些礼物品位不俗，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
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据说价格不菲；
又请了几次客，并亲自下厨，偶尔露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纪录上，那几道菜肴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
还有人说，在一场盛大的、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装扮得文雅入时；
…………
一个要发疯的人，怎么可能对已经沦落到不三不四的日子，还有这样的兴致？
在别人看来，她的发疯实在没有道理——不幸如叶莲子者并没有疯，吴为又疯的什么意思？
虽然她发疯的那天早晨，有位记者打过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有个私生子？”
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
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还有人，特别是一个男人，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
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如美国小说《红字》的女主人公那样，胸脯上烙一个大红A字，赤身裸体地成为众矢之的，任人笑骂羞辱而入地无门了。
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惨就惨在她的伤痛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也不能摧毁的。
有多少年，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没有，一点儿也没有。不但没有，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
有那么一天，她豁然开朗，便不再空怀奢望，撑起心肠，归置好她的万千苦楚，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
每当想起这些，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冥暗、混沌。在那冥暗混沌之后，一道咫尺天涯、巨无尽头、厚不可透的石墙就会显现，渐渐地，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
那束微光的光色，与叶莲子去世数天后她看到的那缕暗光的光色分毫不差。在那个凛冽的冬日，她趁黑夜尚未交割清楚的时刻去到天坛公园，并在那几百年来不知存储了多少奇人脚步的小径上流连。一板一眼，按照一位据说能开天眼的高人指点，应在受到无论什么由头的惊吓时猛然回头——突然，她被凌空飞来的一嗓剧嗽吓得一惊，回头一看，果然有一缕暗光在她身后一闪即逝，据说那就是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眷顾。
回家的路上，天色仍旧晦暗，她走在行人还很稀少的路上，仰面朝向沉暗的天幕。那时，只有众生顶上的苍穹才能包裹她的创痛，且得是不见光明的、晦暗的。除了这晦暗的苍穹，一事一物似乎都在不过几步之遥却无望消抹的距离之外冷眼相望，毫无恶意却着实戳痛着陷于孤绝的她。
走着走着，她猛然看见天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恕”字。
这个“恕”字，是她很少想到、也很少用到的一个字，遍查她所有的作品，的确很难找到。
“恕”字和“谅”字不同，它只能解释为对他人所犯之大罪，相对于以牙还牙这一极端的另一种极端，如宽恕、饶恕、恕罪等等。那恰恰是叶莲子的典型语言，是她从幼年时代就沦落于苦难之中学会的第一课：如何掂量这个世道的轻重？
这不也是对吴为不孝的回答？
在重要的关节上，吴为总能于冥冥中看到什么文字或是形象。
好比每每面对那石墙，便会在溟濛中看到有铭文在墙上时隐时现，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而后又像遭风霜雨雪的经年琢磨，反倒越来越深地蚀入石墙，或者那石墙如血肉之躯不断生长，渐渐将那些文字无痛无觉地嵌入自己的身坯。
那是一种莫测的、说有形又不可见、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
之后，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早餐，包括一片奶酪，一片抹了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一杯咖啡和一杯牛奶，一只很大的梨，然后去厨房洗刷她用过的餐具。
她刷得很仔细，连叉齿中间的缝隙，也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擦了很久。
到了二十世纪末，除了英国的皇家御厨，或是已然寥若晨星却仍固守旧日品位的高档饭店，或是某个冥顽不化的贵族之家，还有多少人在擦洗餐具的时候，擦洗叉齿中间的缝隙呢？
可能因为她是作家，对细节有着非常的兴趣。
当初，从方方面面来看，胡秉宸和吴为还分别处于两个极端到绝无碰撞可能的地界时，吴为正是惊鸿一瞥地从胡秉宸一个站姿断定，总有一天，他们之间必有一场大戏上演。
而胡秉宸的触点却截然不同。他在对吴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首先认识的是她的舌头。
事实上，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即便不在茫茫的大雪中，他也不可能看见吴为的舌头，但他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看到了她的舌头。
在几十年前那场茫茫大雪中，胡秉宸走在“五七干校”四野空寂的田间小路上，正享受着一刻“独处”的自在，却迎头撞见一个女人站在旷野里。
像大多数有了阅历的人那样，他已经非常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一个角色。
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如他这种背景的人，大方向尽可无穷变幻，而诸多最具本质意义和再生能力的细节却难以泯灭。即便有所改变，也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韬晦，一旦环境有变，仍会还原旧我。由于他的执着或软弱，清醒或迷茫，不论旧我或角色，都已深入骨髓，有时连他自己也难以区分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
好比对“独处”的这份心领神会。
那时，他刚刚从“文化大革命”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中解脱出来。
凛冽的风雪裹挟着、抽打着他，有如置身一场冬浴，五脏六腑、从里到外，感到了一番略带刺痛的洗刷。他一面享受着这沐浴后的洁净，一面眯着眼睛回想历次政治运动，因了他的睿智、严谨，更因了他的幸运（纯粹是幸运吗？）而从未伤及皮毛，唯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在这之前，也不是没有过独处独省的时刻，但他的思绪总是零乱驳杂，而这一天却流畅顺达。也许那一日四野飞絮，渺无人迹，天地间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气势，面对混沌初开的浩渺，难免让人生出沉潜其心、细说从头的心思。
要是人们以为他在怜惜抚爱自己，可就小瞧他了。像他这种从小就在“场面”中浸润的人，这一次落难真算不了什么。
出于对历史的爱好，他禁不住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当作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他不曾意识到，这温习早已成为一部乐曲中的主旋律，曾在，也将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乐章中反复出现。而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
或许他本来就是那疑惑中的一个部分，这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一阵劲风平地旋起，在风雪强劲的旋涡中，他平添了身不由己、飘浮悬坠的感觉。
从幼年时代起，抱负远大、方方面面堪称卓异的胡秉宸，不得不在这风雪交迫的裹挟中，发出“嗨——”的一声长叹。
也许因为他的漫想。
也许因为那雪。他突然想起祖宅里那几棵腊梅，还有腊梅散发出的淡极并沁着泥绿色的幽香。
那祖宅早已隐去，就像从未存在过地消失在他以后的空间里。可彼时彼刻，他却毫无道理地想，他没有在那宅子里白白生长。他的作为，他的遭际，似乎都与那老宅子不无关系。
否则当时他也不会有一份心情。正是这一份心情，才使他对迎头撞见的那个女人发生了兴趣。
纷纷扬扬的大雪模糊了她的身影和她身后的老树、丘陵，还有丘陵后的山峦、灌木、田野。他只注意到她奋力向上伸展着躯体，长伸着舌头，专心致志地去承接那根本不可能接住的雪花，却没有注意到，当所有“五七战士”都在这大雪纷飞的日子偷得一日闲地拥在炉边取暖的时候，这女人却优哉游哉，独自潜入雪寰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他马上拐入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对这个景致注视了一会儿。
从田埂上跑来一只摇头晃脑的狗。只见她弯下身子，在雪地上拢起一捧雪攥成雪球，向那只狗打去。她没有打中，狗儿却兴高采烈地欢叫起来。
她似乎也没有想要打中的意思，只是因为这雪、这狗、这了无人迹，才想攥一个雪球。
他突然涌起一阵冲动，想要攥个雪球向她甩去，相信一定甩中。随即又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实在荒唐。
然后嘴角上带着一抹连他自己也不曾察觉、不曾了解其含意的笑意离开了，随即也就忘掉了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和雪中这个独一无二、不意之中闯入他视野里的女人。
不过他小看了那一个雪日的经历。
只有在后来和吴为的邂逅中，这个雪日的情景才重新浮现出来，并常常用来佐证他对她的爱始自彼刻、年深日久、源远流长，而并非因为吴为后来地位的变化。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人们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最终就会为那事情找到一个他自己也深信不疑的源头。
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铺垫。
至少说明他对她的“印象”自彼而始。
三
同样，吴为这个擦洗叉齿的细节就有点耐人玩味。
四
正在她擦洗叉齿间的那些算不得污垢的污垢时，电话又响了。她想，可能又是那个记者，便有了准备地去接那个电话。
但不是那记者，而是一个久已不见的胡秉宸的熟人。他又说天气又说股票又说儿女们的出息……突然猝不及防又并非十分意外地向她一袭：“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过我是不相信的……大家都说你把胡秉宸一脚踹了，又嫁了一个比他有钱有势的人。”
开始她还真以为是误会，“人们是不是听错了，把胡秉宸再婚当成了我？”随即想起，她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谋有划的流言了。
更有一种说法是她长期滞留国外，又嫁了个“老外”，她是彻底地把胡秉宸抛弃了，所以根本不给胡秉宸写信，他连她在国外的行止都无从得知。
难道他多次要求离婚，乃至到了叩首相求，言称全家老少将会为此感谢她大恩大德的信，没有寄到她的手中而是寄到外星去了？幸好她把那些信都交给了律师。可她有必要让律师将那些信公之于世，或是影印给所有认识他们的人吗？
而她不正是为了逃避胡秉宸蓄意制造离婚口实——哪怕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也成为闹事的借口——才不得不效仿当年的托尔斯泰，逃离在外，有家不能归的吗？
在一个家庭里，如果配偶中一方已经打定主意离婚，那么，类似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的细节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对这样的不胜枚举，吴为这种只有小聪明却无雄谋大略的人，是太缺乏胜任能力了。除了逃遁，“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有什么盾牌可以抵挡？
胡秉宸要求离婚，自然有他要求离婚的道理，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她到底是嫁了一个比胡秉宸更有钱有势的人，还是嫁了一个“老外”？
可惜她太老了，否则他们说她当街卖淫也未可知。
在胡秉宸和她离婚之后，不知道谁在运作这样的舆论，沸沸扬扬，很有成效。
这就是她在和胡秉宸近三十年的关系中，甚至他们离婚以后，事无巨细都得面对的局面——永远处在四面埋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