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大张家寨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里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那地方男人都长得像男苕，女人长得像女苕，所以至今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没几个。又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元，塞牙缝都不够。万站长在一旁说，三十五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村里还要发三十五元。还说，自己在界岭当民办教师时，一个月总共才四元钱工资哩！
那些人说的话更难听：“别说界岭了，就是我们村里，任何人找村长要钱，比要喝他老婆身上的奶还难。”
张英才不理，他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
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有白读。临到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
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
万站长诚心要请张英才吃点好东西，路上只要见到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家小店仍是这样，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买了十根油条塞进张英才提着的网兜里，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他的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万站长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万站长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万站长说，听到家长哭穷说是交不起学费装作没听见，看见别的老师踢学生一脚时装作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万站长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转而问蓝飞的母亲蓝小梅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万站长笑了笑说，这种事，男人都会遇到。他问张英才手上玩的是不是硬币，张英才摊开掌心后，万站长将那枚磨得锃亮的硬币拿过来，看也不看，就扔进山沟里。张英才不理解，说这是自己压荷包的钱，怎么可以说扔就扔。万站长说，他知道张英才一直在玩硬币，到了界岭小学，就不能再玩这种将自己的脑子当成猪脑子的游戏了。
之后他们没有再休息，一口气爬上界岭。
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外面的黑板报上写着一行大字：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张英才看着标语，心里觉得怪怪的。
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钻出来，很响亮地叫道：“万站长来得真早呀！”
“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万站长笑着向张英才介绍，“这是余校长。”又向余校长介绍，“这是张英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这时，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米；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万站长这时喝完茶，抹抹嘴说：“也好，全校教师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
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上厕所，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儿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的。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说。余校长说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
“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
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起来。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米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米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
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
等了一阵，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
万站长也不追问，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
万站长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
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是他们自己刻的。”
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万站长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
正说着，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
邓有米说：“四十二个。”
万站长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
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
万站长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
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趁机问万站长，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万站长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看见里面是一张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
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
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学生们回来后，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看得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万站长开口叫：“老余，你等一等。”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再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
万站长问余校长，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余校长指了其中一个男孩，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
“这就是余志呀，比我上次来时又瘦了许多，你要是不说，我哪里敢认。”万站长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妻子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全家都得垮。”
余校长叹气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空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柴和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万站长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妻子。
余校长拦住他，坚决不让进门。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里面的人。
“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
万站长只好在门外大声说了些问候的话，却没有一句可以具体落实的。之后，余校长就劝万站长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天黑之后，山路就更难走了。
“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万站长停了停又说，“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帮他成长的事，我就托给三位了。”
邓有米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
万站长第一次笑了。
邓有米立即见缝插针地问事：“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
张英才听得心里一愣。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耳朵也竖起来等回音。
万站长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
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万站长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
旁边的邓有米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
一看万站长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万站长才小声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
张英才不以为然地说：“还以为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哩！”
万站长没理，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剩下四个人时，邓有米果然问张英才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还是按万站长吩咐的说了。孙四海拿过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万站长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