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晚上，郑登峰无法入眠。他辗转反侧，忽然，一个念头在脑海中跳了出来。他再次想起了李利朋警官登载的寻找马车夫的启事。由那则启事看来，提供答案的只有两人，一是马车夫本人，一是雇用他的那位男子。雇主是肯定不会说了。马车夫要是收了重金，或胆小怕事，也就不会露面了。寻人启事没有成功就在这里了。不直接找马车夫本人，改为找他的朋友的话，会怎么样？或者找那位男子的老板呢？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开灯拟稿：
敬启者：
有一位因不实之罪入狱的人，缺少证据被当做杀人犯，并被判有罪。能够提供证据的只有一位没蓄胡子、脸型突出的白发马车夫。如果这位马车夫的雇佣公司(今年三月以前雇用过他)或是能为此事提供线索者，请务必与本人联络。我是一位私家侦探，正在为这名可怜的嫌疑人工作。本人保证不使马车夫有任何不便。下午八点到十点之间都可在下述地址找到本人。符合上述特征者，本人将奉上五十元。提供本人必要之线索者，将致以五百元以为酬谢。
他署名为夏鲁，地址是康庄大街的阿鲁鲁旅馆。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去了光明路货运站，找到负责桶子搬运的那两个工人。请他们在这几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他预订的旅馆房间认人，每晚付他们五元钱。工人很乐意地答应了。
当晚无甚收获。郑登峰侦探回到自己住的旅馆，收到了李林珂律师寄来的信。说上海的警察有两个发现。第一是张晓斌同朱得高夫人在石家庄习画期间曾相爱过，时间不长，却还谈婚论嫁了。第二是唐少华警官找到了事发的那个星期四早上，在上海虹桥火车站载上桶子运到上海南翔车站的那个马车夫。
信上说，星期二晚七点半左右，有一个皮肤黝黑、蓄着胡子的男子，来到上海闵行区申虹路最大的货运行——强生货运公司，要雇一个马车夫和一个空着的仓库。他让马车夫在第二天早上十点的时候，在虹桥车站等他。第二天，两人碰面后，将桶子从开往上海来的货车上取了下来，装上马车。马车把桶子送到仓库去了。车留下，马让马车夫牵了回去。黑胡子的男子让马车夫明天(星期四)过来将桶子运到嘉定区南翔北站去，再托运往石家庄。运费和小费都给了。当马车夫问起桶子要送到石家庄的什么地方时，男子说他会在桶子上标注清楚的，让他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桶子上已贴上标签了，写着石家庄北停车场手提袋存寄处韩新仁收。当马车夫被问及能否指认这个黑胡子的男子时，他回答得很肯定，实际却不然。他与张晓斌面对面时，只觉得很像，却不能肯定。
李林珂的这封信，更是激发了他的兴趣。他彻夜抽着烟，坐在椅子上思考着。信里说的那段时间，张晓斌没有丝毫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所以，无法正面证明张晓斌的无罪。他又转到朱得高有罪的假设上去了。在这里，也许可以对他的不在场证明提出质疑。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朱得高的不在场证明都是经过实地验证和整体调查的。可那打印机又怎么解释呢？朱得高要有罪，他如何来的那些不在场证明？他要无罪的话，为什么要那样处理打印机和打字员呢？
第二天黄昏，他又来到了阿鲁鲁旅馆，和那两个工人等在那里。回函很多。其中有些提到他们能够说出一些线索，并附上了姓名和地址。郑登峰将这些信做成一个表格，对那些未来旅馆的人，准备前去查访。
正当他在做着这些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访客出现了。男子的脸修得很干净，一头白发，脸型不是很有特色。根据两个工人的暗示，郑登峰给了他五元钱将他打发了。之后又来了好几个。十点钟的时候，来的人有十四个了。没有一个被认可。接下来两个晚上来的十多位都被否定了。
第三天，又来了一封李林珂律师的信函。
这位律师在信里说，那位将桶子运往上海南翔车站的马车夫的经历让他非常吃惊。他惊讶于那么优秀的人居然会去做了马车夫那种工作。他将男子领了回来，从他对自己经历的描述中有了重大发现。马车夫名叫李希发。四年前，他是公安局的一位警察，业绩良好，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惜的是，他同上司发生了冲突。李希发没有说得很清楚，据李林珂判断，是因为私人问题——和女人有关。以后的工作中，李希发不时与人有冲突。对此，他本人也引以为憾。最终他被炒了鱿鱼。后来工作找了很长时间，总是不能如愿。就只好当了马车夫。
“可是，”李林珂在信里说，“俗话说，对他是坏事，对我未必就不是好事。李希发今天的这种身份，反倒解决了我们的难题。他有过良好的观察训练，对那个要将桶子运往上海的人提供了很具体的说明。他说男子将钱递给他时，发现他右手食指第一个关节上有被火灼伤过的疤痕。他在警察局没说，他对警察没好感。”李林珂当然去验证了。张晓斌没有马车夫所说的伤痕。
最初，郑登峰侦探以为，有了这个马车夫的证词便可证明张晓斌无罪了。再对朱得高的手做一次验证，若有所说的疤痕的话，案情就大白了。仔细再一想，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他的不在场的证明还是不可推翻。只要有了不在场证明，任何律师都能将他的无罪辩护做成功。对陪审团来说，不在场证明是最关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况且，马车夫的证词也许不可采信。据马车夫说的，他对警察那么反感，有可能有意制造与警方相反的证词来否定警方的结论。
不如先将这个问题搁下，去看看朱得高的手。要是他的手上有疤痕，就能肯定李希发说的雇主就是朱得高了。
十一点左右，郑登峰叫了一辆计程车，司机看上去很机智。他让车开到香槟街尽头。郑登峰下了车，又坐到了液压系统制造厂对面的餐馆。计程车则照他吩咐的慢慢地开到街对面去，好让他随时可以上车。
十二点一刻左右，朱得高走了出来。郑登峰隔着街道跟着他，计程车则缓缓地紧随着。不久后，侦探郑登峰为自己的深谋远虑而得意。朱得高走到街道尽头后，挥手叫了一辆计程车，疾驰而去。
郑登峰坐上跟在身后的那辆车，让司机盯住朱得高。车开到了朝阳大街的凯利莱饭店。朱得高进去了，郑登峰也去了。
餐厅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就餐。侦探郑登峰进去后发现朱得高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在那里。郑登峰选了靠近柜台的一张桌子，要了一份快餐。他先将钱付了，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朱得高看，有一口没一口的吃着。朱得高似乎并不着急，郑登峰还来得及享受一碗米粥。一会儿后，朱得高站起身来，前去结账。柜台前排起了一小串队伍。郑登峰也站了起来，排到了朱得高后面。朱得高伸手付钱的时候，郑登峰看见了，看见了他手指上的疤痕。
这下错不了了！果然是朱得高干的！我的工作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郑登峰在心里高兴地想道。就在这时，朱得高的不在场证明又示威一般地凸现在他脑海里。有了这一点，他的新发现又要受到威胁了。
郑登峰接下来要做的是让马车夫同朱得高见面指认。他立即跟律师李林珂打了电话商量这事。可能的话，他们将让李希发当晚坐火车来趟石家庄。李林珂再打电话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
第二天一早，郑登峰侦探去了北停车场。上海来的火车上下来一个留着短胡须的高个男子，他皮肤黝黑。这就是马车夫李希发了。一起吃过早饭，他们就准备开始行动了。
“较为困难的是，要看清楚就得靠近朱得高，但又不能被他发现了。否则，一切都完了！”郑登峰强调说。
“我知道。”
“戴上假须和眼镜，想他认你不出了。衣服也换换吧。餐厅吃饭时，你盯着点。付账的时候跟住了，伸手时尤其不能放过。”
行动非常成功。李希发说，用不到看他的手。根据朱得高的言行举止及身材，他就认出来了。晚上，郑登峰侦探请了马车夫李希发一顿丰盛的晚餐，付了一大笔酬金，将他送上了车。
回到旅馆的郑登峰明白了，朱得高的不在场证明纯属伪造。毫无疑问，星期二晚上七点半时，朱得高就在上海。两点钟的时候，他不可能在山海关。但郑登峰就是找不出突破性的反证来。
郑登峰取过来一张纸，将他知道的地址及时间列在上面。星期二晚上七点半，朱得高在上海虹桥火车站附近的强生货运行。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的十点到十一点，他和李希发将桶子从嘉定运到仓库。从星期二晚上七点半到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他应该都在上海才对。星期三晚十一点他到张家口的好再来饭店。这些毫无疑问。
要是从时间顺序来看呢？星期二稍有出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在上海，晚上十一点能到张家口吗？郑登峰查了一下列车时刻表，发现下午两点二十分由上海出发，晚上十点二十五分可到张家口。在十一点左右到达好再来饭店完全有可能。朱得高曾对李利朋警官说他去了遵化的弟弟家，但弟弟正在南京旅游。他去过，弟弟家看门的人说他不曾看到一个像朱得高的人来访。郑登峰以为，朱得高根本没去遵化，而是坐上了两点二十分的火车。
后来，郑登峰想起了朱得高说的电话。他说电话是在张家口的一家快餐馆打电话预订的房间，时间在八点左右。但此时他不在张家口，应在从上海开出的火车上。从旅游手册可以知道，坐上下午两点半从上海南翔站开出的火车，八点该到了哪里？郑登峰突然想到，船是晚上七点半到吴淞口码头，往张家口的火车八点四十才开。他那个电话一定是在吴淞口码头打的。
计划看着简单，可设计得却是很巧妙。郑登峰算是知道了为什么李利朋警官无法确定他是否在新华大道吃的饭，以及是否去了燕山电影院看了《红高粱》。郑登峰想，自己这才总算走上了调查的正轨。
关于星期三可以做出说明了。但星期二呢？怎么解释他的行踪？怎么解释他在山海关的快餐馆？郑登峰发现，星期三那个电话的漏洞还可以用来解释星期二的事情。已经知道的是，中午从石家庄出发，乘客可在晚上七点十分到张家口车站，也能在七点半的时候到达上海虹桥火车站。这时，他才明白了为什么朱得高会在这么晚去货运行。
郑登峰非常热衷于这种自我盘问的推理方式。此刻，他又回到电话问题上来了。坐上中午从石家庄出发的火车，两点半会在哪里？火车三点三十分才到辛集，两点半它正在中途。朱得高的电话不可能在火车上打。那他是否没有坐那趟火车呢？
郑登峰希望朱得高是在中途，如辛集附近打的电话，但事实并非这样。但郑登峰预感到，自己正在朝真相大步迈进。他又查了一次时刻表。火车到辛集是三点四十一分，下一班路过的列车则在三点四十五分出站。之间只有四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需要找邮电局再打上两个长途电话好像不太可能。他要是朱得高，他会怎么处理？突然，他像是灵光一闪，坐上更早一些的火车，在辛集下车也是可以的。时刻表是这样的：
石家庄开出上午九点五十分辛集(到站)下午一点十一分
辛集开出下午三点三刻上海虹桥火车站(到站)晚七点十分
朱得高要是以这个时间换车的话，他在辛集就有两个小时的空闲。郑登峰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朱得高在山海关打电话是有目击证人的。转瞬之间，郑登峰像是皮球泄气了。但他又想，目前为止，他的推论是正确的。这一个难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服务员能确定朱得高是在星期一去的店里。他假装在打电话，就这么假设吧。但是，打长途电话时，接线员会报告局名的。当朱得高从辛集打电话回公司及家里时，接线员难道没说“辛集打来的电话”吗？要是这样，他又如何能骗得了管家和事务所主任呢？
郑登峰侦探以为，首先要去山海关见见那个服务员，确认一下朱得高在那里用餐的日期。或许经过提醒，他能想起来也未必。然后，再去找朱得高的管家徐索平和公司秘书杜明磊。跟他们问一问接线员有没有说“这是辛集打来的电话”。这个调查要小心又小心，否则，不管两人说的什么，容易招来朱得高的疑心。他想，要确定这个电话的时间，可以去辛集或石家庄的电信局查询。
第二天一早，他又去山海关快餐馆找了那个服务员。郑登峰许以二百元的重金在查线索。服务员并不显得想要那笔钱，不过，他还是热心地接待了他，并且仔细想了想，但就是想不起确切的日期来。
“你还记得他吃的什么吗？这个问题或许能帮你记起来。”郑登峰说。
服务员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
“那天有没有换洗桌布、餐巾之类的？有没有刚好有人过来，向你打听这位先生的事情？”
服务员再次摇头，但又停住了，脸上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来：“啊，是的，警官先生！”他热心地说道，“我终于想起来了，你刚才的话提醒我了。那位先生来就餐时，刚好王思科先生也在这里。王思科看到他时，还问我那是谁。你去问问他，或许他能记得。”
“王思科先生？”
“一个药剂师。这条街往前走第十二个店铺就是他的了。他太太上石家庄买东西时，他就来我们这里吃饭。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陪你去。”
“谢谢。那就劳驾你了。”
没走多远就到了那家店。
王思科身材魁梧，秃头，脸色红润，有些做作。
“上午好。王思科先生！”服务员很恭敬地说，“这位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侦探。他来这里是要调查一桩重大的案件。前几天你来我们店里吃饭，记得有一个留着黑胡须的男子也在吃中饭吗？他坐在靠窗的那张小桌边。还打了电话。这些你还记得吗？你还跟我问了那人是谁？”
“记得。”药剂师声音低沉，“那个男子怎么啦？”
“这位先生想知道他是哪天在我们店里吃的饭。我想你大概记得吧？”
“为什么一定要记得呢？”
“王思科先生，你那天到过我们店里，应该记得哪一天的。就是你太太去石家庄的那一天——你是这么说的。”
这个傲慢的男子，因为餐厅服务员在别人面前提起他的私事，显得有些恼怒。郑登峰很客气地跟他做了解释：“王思科先生，若是你能提供帮助，我会非常感激的。事实上，我是在为一个遭受了冤狱之灾的男子工作。”他把张晓斌的不幸际遇说了，并语调同情地请他予以衬托。同时，还说他会对他的辛苦付出酬谢的。
王思科的态度有了改变：“我去问问我的太太。请等一下。”说完他走进里屋去了。出来之后，他说，“我想起来是哪一天了。那天我太太刚好去石家庄找律师。查过记事本，那天是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郑登峰衷心地说。随即他掏出二十块钱作为酬谢。
郑登峰无比的兴奋，他终于推翻了朱得高的不在场证明了。他直接去了朱得高的家。又是管家来应的门。
“徐索平先生，我再次向你请教那个电话的事。我不记得你是否告诉过我朱得高是从哪里打来电话的。我好像听你说的从辛集还是山海关打来的。我要写报告，必须将这调查清楚了。”
管家一副惊讶不已的表情。这问题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让我吃惊的是你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我根本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我本以为电话是从山海关打来的，但当我听到接线员说‘这是上海的长途”我吓了一跳。我根本不知道朱得高去了上海。后来才知弄错了。我跟朱得高说话时，我问‘这是上海的长途吗’？他说，‘不，是山海关。’根本是我听错了。我有些耳背，经常将类似的名字混淆在一起。没想到你跟我一样。”
郑登峰说：“真奇怪！这难道是心灵感应？我只要确定你知道是山海关就行了。”
郑登峰马上又去了中央电话局。起初，他们并不愿意提供郑登峰需要的线索。郑登峰的名片让办事员得到了上级许可。他们用电报向上海问了。很快，对方答复说，星期二两点三十二分和四十四分，各有一个长途电话打到石家庄去。用的是公用电话，打出局分别是河北电信局386辛集分局745。
郑登峰查了号码簿，发现朱得高拨打的长途电话刚好是家里和公司的，他忍不住放声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