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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文化边区、边缘人、双语现象和边缘文化

文化边区、边缘人、双语现象和边缘文化

这是四个不同的概念,属于三个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其中文化边区和边缘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边缘人属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范畴,而双语现象则应归到社会语言学的名下。

将这四个概念集中一处进行讨论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有关。从1995年到现在,我曾多次抵达中俄两国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中下游的右岸,即本书所说的额尔古纳地区。那地方属于汉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生活着一个特殊的族群,即中俄混血人,其文化具有汉、俄两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是典型的边缘人。单就语言一项来说,第一代和大部分第二代以及部分第三代中俄混血人都能熟练地使用汉、俄两种语言,因此又是典型的双语人。由此,文化边区、边缘人、双语现象和边缘文化在这个地方和这个特殊的族群身上集中体现出来了。

一、文化边区

文化边区这个概念是由文化人类学美国历史学派创立的。与此相关还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区(域),一个是文化中心。

历史学派的人类学家们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就是文化区(域)(culture area)。每一个文化区都有它的中心和边缘区。处在中心位置的就是文化中心(culture center);处在边缘位置的就是文化边区(culture marginal area)。这是有关这两个概念的第一点区别。

历史学派人类学家还认为文化中心是一文化的发源地,因此具有这一文化的典型特点,拥有这一文化所独有的特质的数量最多。文化中心一旦出现或者说一种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周围扩散——传播。如同向水中投入一粒石子而产生的波纹,距离中心越远,越缺少这一文化的典型特点,该文化的色彩就越淡,直到这一文化分布的边缘。由此形成文化中心和文化边区另外三个区别点:其一,文化中心的文化具有原创性,文化边区的文化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其二,文化中心是一文化色彩最浓的地区,文化边区则是该文化色彩最淡的地区;其三,从时间上看,文化中心产生较早,文化边区的形成较晚,因为文化从中心产生到传播至边缘地区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汉族的农耕文化在它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的出现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但真正传播到黑龙江流域才不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文化边区与文化中心比起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同时兼有另一文化的某些特点。这是因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常常会与由另一中心向外传播的文化相遇,在它们相遇的地带,也就是各自的边缘地带,常常发生文化互渗现象。

我们现在把这个特点拿出来,详细加以讨论。

第一,我们看到并非所有的文化边区都具有另一种文化的特点。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某一种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并没遇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因纽特文化在向北方传播时就没有遇到来自北方而向南传播的某种文化。另一种情况是在两种文化尚未传播到的“真空”地带,事先就划定了政治或军事的边界,如果有一天两种文化已传播到这个边界,它们也只能“望洋兴叹”。

第二,一种文化在它的边区的不同地段往往有不同的文化区与之相接壤,由此就有不同的文化渗透进来,就有不同的文化边区。比如新疆和黑龙江都是汉文化分布的边区,但两地的汉文化除了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文化比起来具有色彩较淡这一特点外,又具有各自的特点,这是因为汉文化在进入新疆以后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化的部分特质,而黑龙江的汉文化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结合了满族文化的有效成分。

第三,还拿新疆来说。虽然当地汉文化具有维吾尔文化的部分特质,在部分维吾尔人身上也能看到汉文化的某些特点,但两种文化并没有发生混合,汉文化还是汉文化,维吾尔文化还是维吾尔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文化的边缘常常发生重叠。重叠不等于合二为一,两种文化各有各的边缘。

第四,如果两种文化在边缘地带的传播和互渗并不伴随着移民现象,那么就不会出现边缘的重叠。A文化并没有进入B文化区,同样B文化也没有进入A文化区,有的只是来自两种文化的部分特质在两个文化区之间相互渗透。两个文化区之间常常有一条明显的界限。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文化从另一文化中借用的特质不会太多。

第五,如果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发生文化上的混合——这种情况常常伴随着两个民族血缘上的混合,那么就会出现两个文化区共有一个边区的现象。比如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两岸的中俄混血人文化带就可以认为是汉、俄两个文化区共有的边区。

现在把第三、第四和第五三种情况作一下对比,我们发现,从一般原则上讲,本文化和异文化所占比例,以第四种情况本文化所占比例最高,异文化最低;第三种情况次之;第五种情况是两种文化平分秋色,也谈不上本异之分。

第六,让我们突破对文化区理论的一般理解。有一群人离开本文化区,移民到遥远的异地,并且把本文化带到那里。由于离开本文化中心有一定时间了,加之这期间又缺少与本文化区的交流,由此使这里的本文化色彩趋淡。我认为这样的地区也应该看作是文化边区,尽管它与本文化区不相连属。这里有两种情况:其一,在这个边区及其周围并没有其他文化的分布,由此使这里的文化并不具有异文化的特质;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相反,比如迁移到海外的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所在国的文化。这种情况就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

从理论上讲,处在异文化强大包围之中的一文化的边区,它所具有的本文化的色彩应该最淡,有时异文化的色彩要浓于本文化的色彩,但是我们发现事实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也许正是由于处在异文化的包围之中,该群体才竭力维护本文化,由此使本文化和异文化的比例关系发生逆转。若干年前,我曾拜访过一个朝鲜族聚居的村庄,那是那个县唯一的朝鲜族占多数的村庄。我发现在他们的文化中,朝鲜族的成分明显多于汉族的成分。他们与周围汉族村庄的人很少来往;他们关心的事情往往不是中国的事情,而是南、北朝鲜的事情。在一篇短文中我称那个村庄为文化的“飞地”。其实海外某些华人聚居的社区也有类似的情况。

二、边缘人和边缘族群

边缘人问题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有时候人类学家也涉足这一领域。人类学研究作为群体而非个体的人,于是人类学家笔下的边缘人就变成了边缘族群。

所谓边缘人就是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一个人出生在本文化中,在本文化的环境中长大,后来迁居异域,在一定程度上又获得了异文化,这样的人就是边缘人。又比如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婚,所生子女往往从一开始就拥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这样的人也是边缘人。拿第一种人来说,由于迁居异域,由此他所具有的本文化相对于本文化的中心来说就是边缘。又由于他是在掌握了一定量的本文化之后才进入异文化的,他不可能完全丢掉本文化而进入异文化,因此,他永远处在异文化的边缘。完全拥有两种文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这才是边缘人的真正含义。处在一种文化的边缘,不能叫边缘人,比如某一文化区的某一边缘地带不具有另一文化的特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不是边缘人。

边缘人所拥有的两种文化是并存的,不存在一个取代另一个的问题。如果两种文化有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那么拥有这两种文化的人就叫过渡人,比如处在新旧两种文化交替时代的人,在他身上具有新旧两种文化的特点,他就是过渡人。边缘人和过渡人统称为边际人,其中边缘人是共时态的边际人,过渡人是历时态的边际人。

边缘人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两种文化并没有发生普遍的融合现象,作为一种结果,由这两种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并没有出现。如果两种文化已经融合出一种新的文化,那么拥有这种文化的人就不是边缘人,因为他只拥有这一种文化。

任何两种文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和冲突。边缘人在心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源于他所拥有的两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与此相联系的是边缘人特有的边缘感。

由此,真正的边缘人的范围要小得多。拿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提到的几种文化边区来看,第三、四种情况,就不存在边缘人问题,因为生活在这两种区域的人们只是从异文化中借用了部分特质,他们并不真正拥有异文化,尤其不拥有异文化的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不同时拥有两种文化就不是边缘人。考察上述地区的人们,发现他们并不具有因文化对立而产生的心理上的矛盾和冲突,他们不具有边缘感。

真正的边缘人只存在于第五和第六(第二种情况)里提到的两种文化边区,与此相联系是边缘人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因移民异地而产生的边缘人及其后代,以海外华人为代表;一种是因通婚而产生的边缘人及其后代,以中俄混血人为代表。

三、双语现象和双语人

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这种现象叫双语现象(bilingualism),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就叫双语人。两种语言可以同时获得,比如一个人出生在一个双语的家庭环境或社会环境中,从他学习语言的那天起,接触的就是两种语言。两种语言的获得也可以有先有后,先获得的那种语言叫第一语言或母语,后获得的那种语言叫第二语言。第二语言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也可以是移民到异地而学会了异族语言。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第二语言的人如果将来没有机会移民到第二语言的环境中,那么第二语言对他来说永远是一种可能,而不会成为现实。他只是会说第二语言,生活中并不使用,这样的人不能算双语人。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它的获得常常伴随着对同一文化其他特质的掌握,这是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了的。由此又多了一对概念,叫双文化现象和双文化人。并非所有的双语人都是双文化人;双文化人也未必都是双语人。某一小民族早就失掉了自己的语言而改说某一大民族的语言,但它的文化的其他特质并没有丧失,从这个小民族出来而进入大民族社区又获得了大民族文化的人就是双文化人,却必定不是双语人。

现在让我们把双语人和双文化人这两个概念与文化边区和边缘人—边缘族群联系起来,我们在第一部分提到的第三种情况,比如进入新疆的汉族人很可能出于需要学会了维吾尔语,成为双语人,但不一定是双文化人,如果他仅仅拥有除语言之外维吾尔文化的极少量特质。

第四种情况常常不会出现双语人和双文化人。

处在第五种情况下的人通常都是双语人和双文化人,同时也是边缘人。

第六种情况也会产生双语人和双文化人,但也有例外不是双语人而仅仅是双文化人的,就是前面谈到的小民族和大民族的情况。但无论是不是双语人,边缘人的身份是一定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双文化人和边缘人—边缘族群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同双语人一样,它们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个集团,但涉及文化边区的必定是集团,即边缘族群。如果把这几个概念放在一起加以对比的话,我以为边缘人—边缘族群和双文化人的外延最小,其次是双语人,文化边区的外延最大。

四、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边区、边缘人和多语现象

我们谈文化边区、边缘人—边缘族群、双语现象涉及的都是两种文化,现在多了一种文化,或者再多一种文化,按照汉族的语言习惯,三以上都叫多,就是多元文化。

如果我们把新疆看作是一个文化边区的话,那么那里就不仅有汉文化、维吾尔文化,还有哈萨克、回、蒙古、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各族文化。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文化都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

再来看边缘人和边缘族群。一个汉族和蒙古族通婚的后代,具有汉族和蒙古族双重文化背景,是一个边缘人。后来他移居海外,又获得了所在国的文化,就成了具有三重文化背景的边缘人。很有可能,在与所在国文化发生关系时,汉、蒙两种文化在他心里并不发生冲突,或者冲突有所减弱,这样他还是一个双重边缘人。在此三种文化不是并列关系。

但他也有可能不为所在国的汉人接纳,认为他不是真正的华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三重边缘人。他不仅要在汉、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也时时要处理好汉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关系、蒙古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中俄混血人除移民俄罗斯外,也大量移民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如今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俄混血人除参加当地俄侨的东正教会,也参加各种华人社团。一位20世纪80年代移居澳大利亚的中俄混血人告诉我:在澳大利亚,不论你是哪个民族,只要是从中国来的,就都是华人。

一个人很有可能同时使用三种以上的语言,成为多语人。戴庆厦和王远新先生曾对新疆伊宁市的双语(多语)问题做过调查,写有《新疆伊宁市双语场的层次分析》一文。据该文称,伊宁市生活着很多锡伯族人,除了锡伯语,他们一般还兼通汉、维吾尔、哈萨克三种语言。我在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一个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通婚的后代,能熟练地使用汉、鄂、达三种语言。

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边区、边缘人—边缘族群、多语现象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参照两种文化背景下三者的关系去理解。但是由于多了一种或几种文化,很有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种具有汉、蒙古和所在国三重文化背景的边缘人。但是多元文化也有消解矛盾和冲突的功能。如果一个文化边区只有两种文化,那么这两种文化常常会发生对立和冲突。但是现在我们给它增加一种或几种文化,就有可能使相互间的矛盾抵消掉,比如在多语的伊宁市,因语言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就不会发生。

以上我们谈的都是文化,文化下面还有亚文化。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在研究边缘人问题时早就注意到了处在不同亚文化之间或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边缘人现象,比如一社会中处在青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边缘人。亚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属于某种亚文化群体的人必定是边缘人。

在“双语”之外,语言学家又提出了“双言”的概念,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同时运用一种语言中两种方言的现象。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文化边区和边缘人—边缘族群中,比如在闽南方言区和客家人分布的交接地带,就属于两种地域文化的边区,同时具有这两种地域文化的人也是边缘人。

五、边缘文化

在讨论了文化边区、边缘人—边缘族群、双语现象三个概念之后,在本节的最后部分,让我们集中讨论“边缘文化”这个概念。

从字面上理解,边缘文化就是边缘人—边缘族群所拥有的文化。那么边缘文化又有哪些特点呢?

(一)兼具两种文化特点

边缘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兼具两种文化的特点。

兼具两种文化特点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具体到某一类文化特质和文化丛(culture complex),反差可能会特别大。也就是说在不同类别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中,两种文化所占比例是不一样的。而且这里面还有历史问题,即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同一个文化领域(子系统)中,两种文化所占比例会发生变化。

以额尔古纳地区的阳村为例。现在阳村的中俄混血男子中已无一人的装束具有俄罗斯人的特点,女子中绝大多数人的装束也无俄罗斯特点。据我观察,只有五位老年妇女在装束上保留一些俄罗斯特点。其中有三位老年妇女装束的俄罗斯特点保存较完整,其特点是头巾(俄罗斯式戴法)、裙子和紧身裤(无论冬夏),这三位老年妇女的年龄分别是80岁(1931年出生)、73岁(1938年出生)和70岁(1941年出生)。另外两位老年妇女只保留头巾的装束,已不再穿裙子和紧身裤,她们的年龄分别是72岁(1939年出生)和68岁(1943年出生)。

与阳村人的服饰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阳村的民居,直到现在,阳村的典型民居还是俄式圆木结构民居(当地汉语俗称“木刻楞”或“木头垛”)。这种民居为长方形,门开在东面山墙。屋内东侧有半面砖砌的火墙,火墙与北墙相连。火墙的右侧为厨房,左侧为卧室兼客厅。屋内墙面刷白灰。

在阳村老街两侧如今还保留着许多老木刻楞,乃是1954~1955年俄侨撤走后留下的,老街以北的新街区大都是最近10年新建的木刻楞。

关于语言。如今在阳村已无人只会讲俄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较为典型的双语人,其中有的老年人所讲汉语的声调不十分准确。60~5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大都只能听懂俄语,说起来比较困难。50~4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只能听懂一部分俄语,基本不会说。40岁以下的人则完全不会。

关于饮食。如今生活在阳村的中俄混血人的日常饮食以中餐为主。由于阳村所在地区从地域文化上分属汉文化东北亚文化区,因此阳村人所食中餐具有较为典型的东北特色,但来源于俄罗斯的饮食也被保留一些。1.列巴,即面包。如今阳村只有少数中俄混血人家还建有“列巴炉”。但列巴有一个特点,即容易保存,因此每次烤列巴都会烤许多,除一部分留自家食用外,其余的分送亲友。2.红茶。3.俄式奶茶,用红茶汤与牛奶勾兑而成。4.西米旦,一种奶制品。5.酸黄瓜。6.酸蘑菇。7.各种用野生浆果制成的果酱等等。还有一些食物只有在某个特定节日才制作并食用,如巴斯克节的古力契、彩蛋等。

(二)未融合性

边缘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这个大的文化系统中,来自不同母文化系统的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并没有发生普遍的融合。如果来自不同母文化系统的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已经发生普遍而深入的融合,或者更进一步,这一融合的进程已经结束,那么这种文化就不再是边缘文化,而是不同于这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

以语言为例,阳村中俄混血人作为双语人,其所使用的汉语为北方方言华北—东北次方言之东北再次方言。除了几个老年人所讲的汉语声调不十分准确外,其他人所使用的汉语都是地道的东北话。并且他们所讲的东北话比当地汉族和回族的东北话还要地道。额尔古纳地区的汉族和回族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从山东等地移入的,至今他们所讲的汉语尚保留很浓重的山东口音。

在阳村,中俄混血人所使用的俄语也是标准的俄语,只不过其词汇系统基本保留了十月革命前的词汇系统,而不像在俄罗斯本土那样,自十月革命到现在,俄语的词汇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新名词随着其所代表的新事物进入俄罗斯人的生活而进入俄语的词汇系统,个别老词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逐渐淘汰。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特别是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中俄民间贸易,尤其是边境贸易一度很热。那时在额尔古纳地区,包括阳村,有很多精通俄语的中俄混血人到边城满洲里,或者索性到俄罗斯担当中俄民间贸易的俄语翻译。TYC老人(瓦夏,1939年出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曾受雇于海拉尔一家对俄贸易公司,长期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等城市为这家公司做俄语翻译。

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京外国语学院和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的学生经常利用暑假到额尔古纳地区实习俄语口语,阳村的一些中俄混血人家庭就曾接待过这样的学生。

这两个事例都证明,包括阳村在内的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所使用的俄语乃是标准的俄语,并未因同时使用汉语,受汉语干扰而发生改变。反过来,他们所使用的汉语也并未因同时使用俄语,受其干扰而发生改变。

(三)文化主体的分辨力

所谓文化主体的分辨力指的是作为边缘文化的使用者——主体对其所使用的文化系统中的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究竟来源于哪个母文化系统,有着比较明确的判断力。进一步,我们说,在边缘文化这个大系统中,来自不同母文化系统的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不但客观上没有发生普遍而深入的融合,而且这种未融合性在边缘文化的使用者——主体的主观上也得到了正确的反映。

关于边缘文化的这一特点的认识与我的一次经历有关。1989年8月,我在额尔古纳市市政府所在地拉布大林镇调查当地的东正教信仰。有一户俄侨四人从澳大利亚回到额尔古纳地区祭奠埋葬在这里的亲人。这户俄侨十月革命后从俄罗斯移民到中国额尔古纳地区,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那场移民大潮中又从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拉布大林镇有一位中俄混血妇女曾于20世纪80年代移民澳大利亚,与这户俄侨相识,后因思念故土,又移回中国。8月3日,这位妇女在家中招待这户俄侨,我有幸与其他数位中俄混血人一道被邀参加这次以正餐为主题的聚会。那次正餐的所有食物有一半为中国食物,另一半为俄罗斯食物,考虑到我是汉族,热情的女主人在席间便把一道道俄罗斯食品向我介绍,包括它们所使用的原料、制作过程和食用方法,并告之它们的俄语名称。当我询问它们的汉语名称时,女主人一时回答不上来,事实是这些俄罗斯食品基本上没有汉语名称。我惊讶于女主人的分辨力,因为她向我只介绍了那些俄罗斯食品,反过来,她是否也向那四位俄侨介绍了每一种中国食品呢?

在以后的田野工作中,我发现,不但饮食文化,在其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中俄混血人对于它们源自哪个母文化系统都有着比较清晰的分辨力和判断力。

(四)双倍的文化特质

假定有两种文化,各有100个特质,那么介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文化就有200个特质。我对于边缘文化的这一特点的认识乃是受到一位中俄混血人的一句话的启示。

1998年8月,当我结束在拉布大林的调查后,又匆匆赶到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人最大的聚居社区恩和进行调查。有一天,在一位中俄混血妇女的家中,我向她询问有关当地东正教节日的一些问题,其间,她向我抱怨说:“混血人的节日太多,爸爸的节要过,妈妈的节也要过。”这里所谓爸爸的节指源于中国—汉文化系统的节日,所谓妈妈的节指源出俄罗斯文化系统的节日,因为当初中国人—汉族与俄罗斯人结合时都是中国—汉族男子娶俄罗斯女子为妻。

在阳村,我也听到过当地汉族对中俄混血人的嘲讽,说他们的节日太多,动不动就过节,一年到头总是过节。

在阳村,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边缘族群有两个节日系统,一个是汉族的节日系统,包括汉族传统的节日和现代节日。总之在这个问题上,阳村的中俄混血人与当地汉族别无二致,共有一个节日系统,当地汉族过什么节他们也过什么节(中俄混血人不过与宗教有关的汉族节日,我在后面会详加阐述)。除此之外,中俄混血人还有一个节日系统,即俄罗斯的节日系统。尽管由于文化变迁等诸多因素,阳村中俄混血人所过俄罗斯节比之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大大缩减,但当代阳村中俄混血人所过俄罗斯节还有很多。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些节日主要有圣诞节、太阳节(谢肉节)、柳条节(主进圣城日)、巴斯克节(复活节)、上坟节(代亡人祈日)、主升天节、泼水节(圣灵降临节、五旬节)、上山节(基维亚特别吉节)、打草节(彼德罗节)等。

(五)暂时性与过渡性

边缘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暂时性和过渡性。任何边缘文化都是暂时的,都处在从一种文化形态向另一种文化形态的过渡中,因为源自两个不同母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同处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不发生融合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边缘文化的结局有三种可能性。在这个大文化系统中,来源于一个母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完全让位于来源于另一个母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边缘文化最终归于其中的一种母文化,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反之,归于另一种母文化,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是同处一个大文化系统的来源于不同母文化系统的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经过长期、彻底的融合而产生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原有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

从目前的趋势看,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人的文化最终不会出现第三种结局。中俄混血人文化的最终结局将是在这个大文化系统中,来源于俄罗斯母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逐渐退出而完全让位于汉文化,从目前阳村中俄混血人俄语的熟练程度和使用情况以及它们的未来发展趋势就可以预见到这一结局的出现。

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如今在阳村中俄混血人的餐桌上已很少见到俄罗斯食物。2006年,我三次前往阳村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吃住均在同一户中俄混血人家中,除经常饮用红茶外,在我的印象中,只在最后一次吃过列巴、西米旦、一种用蓝莓制成的果酱和另一种用酸葡萄制成的果酱。甚至在这三次调查中,我连一次牛奶也没有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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