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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先生曾经说过，张爱玲“喋喋不休的谈性论食，开拓了文学领域里的私人空间”，而安妮也是如此，她的小说中充斥着扑面而来的物质感。
这源于上海是个前卫而物欲横流的城市，安妮也跟林卫东坦言，她喜欢上海带给人们的新鲜的讯息和感受。
所以，安妮在她的作品中，更多的致力于对物质生活的描写，香水，首饰，昂贵的衣服和鞋子，咖啡，哈根达斯等等。
其它被安妮反复提到的物质还有书籍和CD唱片，但是这些似乎更靠近精神的层面。
毋庸置疑，安妮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非常富足的。
对于安妮的要求，林卫东更多的是带着报恩的心情，尽自己能力回馈安妮罢了。
古语有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林卫东只是尽自己的能力，报答安妮对自己帮助罢了，并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
林卫东怀着疑惑的心情，问安妮：“安妮姐，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你好像很喜欢这样……”
听到林卫东这番话，安妮显然有些不好意思看林卫东，认真想了想，才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吧，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林卫东好奇地问道：“安妮姐，你小时候有经过过什么创伤吗？”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林卫东觉得，安妮的想法很特别。
安妮笑着否认道：“那倒没有，大概就是以前的经历，让我的性格，变得和一般的女孩子有些不太一样。”
原来，上学之前，安妮被寄养在乡下，野蛮生长，童年的暴力游戏让她印象深刻，五六岁，她去住在对面楼上的一个男孩家玩，两人玩着玩着就厮打起来，都想制伏对方。
回到家之后，满头大汗，辫子散了，脖子上有指甲划痕。母亲问怎么回事，她撒谎说一直在跳皮筋，心里晓得大人知道了要骂。
隔天她又瞒着所有人独自前往，每次去男孩家路上，穿越那个光线阴暗气味潮湿的大厨房，往高高的木楼梯上爬，心跳格外剧烈。
这种危险游戏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通过伤害可以“确认自身的存在感”，在她刚出版的小说集《告别薇安》里有一篇《七年》，讲述的就是一对恋人，通过互相伤害的方式来感受相爱。
从乡下的祖母家被接回家后，安妮与父母始终不亲密，父亲忙于刺绣厂的生意，母亲性格急躁，家庭氛围也不和谐。
在散文里，她不止一次地回忆，小时候父母很少带她去电影院、游乐场、逛公园，到了青春期，更是可以同处一室却好几天不说一句话。
所以，她的性格变得内向独立又敏感，离家出走，早恋，从外界找补偿，也读大量文学作品和暗暗流行的地下文学，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思想。
安妮语重心长地说：“孤城，我们的事情，你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可以答应我吗？”
林卫东信誓旦旦地说：“当然可以啊，放心吧安妮姐，我没那么傻，就算我真的说出来了，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缓了缓，林卫东接着又有：“安妮姐，那以后，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
安妮想了想，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其实林卫东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便点点了头：“嗯，那就顺其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安妮又问：“孤城，你还会继续写书吗？”
林卫东思索片刻后，说：“应该还会再写。”
“有没有想好写什么类型的小说？”
“还没考虑好。”
“你呢？你会一直写下去吗？”
“会吧，我热爱写作，我享受写作带给我的快乐。”
诚然，就像安妮自己说的那样，不上班的时候，她总是早上五六点就起床了，八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午饭后休息半小时，再写到下午四点。
她感觉自己在一个深山洞穴里，几乎不停歇，累了就在沙发上躺十几分钟，缓过来后又继续。这是她习惯的写作方式，“穴居”、日以继夜、当作体力活儿。
写到最后，是她被小说拖着拽着往前走，一种喷涌的感觉出现，之前从未有过。
每写完一部作品，安妮都感觉满意，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有种腾空感。
而读者的反馈是她重要的动力来源，她喜欢在书里，引述读者的来信，诉说着阅读感悟或她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安妮很在意这种反馈的感觉，她是渴望被爱的，也渴望被重视。
其实林卫东对安妮的这种要求，并没有觉得反感，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半夜，林卫东被膀胱的尿意憋醒了，打开灯，房间里寂静空旷，看了看床上躺着的安妮，再看看墙壁上大幅的黑白照片，是她的男友去英国之前替她拍的，照片中的她脸上有脆弱而天真的笑容。
第二天，林卫东下楼的时候，安妮还在床上熟睡，过了不久，他便坐上了从上海飞往阳城的航班。
在林卫东看来，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节制和约束，无规矩不成方圆，自由过了头，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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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本书上架还有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