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我分配到四川乐山一中的时候，学校并没有安排我做班主任，我只是负责初84届（1）班的语文教学。那时该班的班主任是一位教体育的女教师冯老师。
尽管我只是科任老师，但我和学生的交往之密切，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科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许是我的天性使我很爱和孩子打交道，也许是我教语文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心，总之学生就是喜欢我，我当然也很爱我的学生。学校外面就是岷江，我常常把学生带到江边去上语文课，让孩子观察后用笔描绘大自然在春天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我还不止一次把作文课搬到农贸市场，让孩子们观察集市上人们的言谈举止。我利用语文课给孩子们朗诵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让我的课成了孩子们每天的期盼。
我和孩子们的依恋之情越来越深。星期六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常常怅然若失，因为要隔一天才能见到孩子们。孩子们对我也是如此，他们向我说再见时，我能够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到不舍。因为刚当老师，我不会用嗓子，没多久嗓子便哑了。有一天我回到宿舍，却推不开门，原来门缝被一个纸包塞住了。掏出纸包打开一看，是治喉咙的药。送药的人没有留下姓名，但我可以肯定就是我班孩子放的。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笑眯眯地问：“是哪个同学昨天给李老师送的药呀？”当然没有一个孩子承认，但台下，每一个孩子都神秘地笑着，而且每一张笑脸上都有一双那么明亮而调皮地望着我的眼睛，仿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瞒着我，又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什么“阴谋”“得逞”了，只有我蒙在鼓里。那一刻，我实在是被感动了。为此，我写了一首小诗，题目就叫“眼睛”，后来投给《乐山日报》，居然还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想当班主任了，便找到分管教学的赵校长，本来我准备了一大堆说服赵校长让我当班主任的理由，没想到我一说要当班主任，赵校长便爽快地答应了：“好，年轻人应该锻炼锻炼！”于是，我这个班主任走马上任了。我开始书写自己的教育诗篇，这一写，便写到现在……
26年过去了，作为校长的我还做着班主任，同时也做着班主任的“班主任”——我经常培训我校的班主任，我常常给年轻的班主任们讲我刚当班主任时的日子。我告诉他们，正是那时候的成功与挫折、喜悦与忧伤、欢笑与泪水、纯真与苦涩、骄傲与尴尬……以及对这一切的反思，让我对教育、对学生、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我的教育情感越来越丰富，教育给予我的幸福也越来越丰厚。
2008年11月24日
整理附记
重读这篇六年前写的回忆文章，不禁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傻”呢？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的风气和现在的相比有许多不同。比如，对年轻人好像缺少“激励机制”——除了学校期末评选优秀老师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评优选先，也没有职称一说（中学教师的职称评定是1986年才开始的）。另外，那时候的工资不高，而且是“大锅饭”——无论多少工作量，每个月的工资都不会增加或减少。比如，无论当不当班主任，无论教几个班，每个月工资都是52.5元（四川省当时一位大学毕业生工作转正后的工资标准）。这种体制、这种氛围，不好的方面当然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让懒人有空子可钻；但好的一面就是让想干事的人心态平静而从容，不浮躁。只要你想干事，就专心致志地去干，别有什么杂念。静下心来，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潜心于教育教学本身，而不是老想着“获奖”“晋升”。这就叫淡定，叫沉静，叫朴素。相比现在，年轻教师机会很多，比如在成都，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在30岁以前，可以争取评“教坛新秀”；35岁以前，可以争取评“市优秀青年教师”，然后还有区市省各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等头衔在前面等着；40岁以前，如果想“进入管理层”，还可以去报考“校长助理”……从好的方面说，这是“激励机制”；但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年轻教师的功利心。现在一些年轻人连参加一次主题班会竞赛都有明确的功利目标，每参加一次教学公开课大赛都非常计较获奖等级，因为他们太渴望“建功立业”了，太渴望“一炮打响”“一举成名”了。不少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有诸如“三年拿下教坛新秀，五年拿下市优青”的“人生规划”，于是每一堂课、每一次班级活动都有教育以外的目的——“扩大影响”与“提升形象”。教师急切地想“率先创立”什么什么“模式”，或“国内第一个提出”什么什么“理念”，学校也愿意通过媒体宣传、帮助出书等方式“打造”这个“名师”以“提升学校品牌”。怀着这种心态，想从容不迫地做教育，想耐得寂寞做真教育，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要让教育纯粹一些——这是一个教师最终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2014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