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与它背后的男人们
——《邓稼先》
当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原子弹”这个词时，你会联想到什么？想到它爆炸的巨大威力？想到它对国防安全的重要，还是想到它涉及的复杂原理？无论我们想起什么，都不能忽略在它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们。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国家更强大，让我们的生活更安稳。
“两弹元勋”邓稼先，“许身国威壮河山”
“踏遍戈壁共草原，三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这是张爱萍将军在悼念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时所写的词，高度概括了其生平及贡献。
1924年，邓稼先诞生于安徽怀宁的书香门第，出生八个月后便随母亲来到北平。中学时，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与高他两级的杨振宁结为好友。之后，他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毕业回北平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以更高本领建设新中国的志向，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以26岁的年纪获得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九天的邓稼先谢绝恩师与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8年一直进行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秋，邓稼先受命担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开始从事原子弹的研究设计工作。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其签字确定设计方案后成功爆炸；2年零8个月后，中国第一枚氢弹按照“邓—于方案”试验成功。完成同样的试验，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相比之下，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9年，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其危险，却一个人抢先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捡起来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身体果然被放射物入侵。但这时的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举步维艰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想参加会议，可医生要求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晚期大出血去世。
纵观邓稼先的一生，他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做无名英雄，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因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才能快步推进，中国的国防实力才能显著增强。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追授邓稼先金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让行星为之闪烁的男人
在中国，杨振宁几乎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与李政道教授在1957年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又在1980年获拉姆福德奖，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1993年获美利坚哲学学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1994年获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的鲍威尔科学成就奖。
1997年5月25日，为表彰杨振宁教授在理论物理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宣布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提名申报，国际小行星中心将该台于1975年11月26日发现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杨振宁星”。这是一项极为崇高的荣誉，代表着以杨振宁命名的行星会在浩瀚宇宙永远闪耀，而人们也将永远记住“杨振宁”这个名字！
这么“牛”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到底是怎么获得如此成就的？在一篇特约专稿中，杨振宁分享了他的学习与研究经历。
（1）一方面直觉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又要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
1938年，杨振宁在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以前，其实并未接触过高中物理，准备考试完全是凭借自己借的一本高中物理教科书自学。为了考试，他闭门自修了几个星期，后来发现物理果然很适合自己研读。因此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根据直觉放弃了父亲建议的第一志愿化学系而选择了物理系，因而最后成了物理学家。
然而，凡事也不能仅靠直觉，还要努力吸取新的知识。他记得很清楚，当自己在教科书中读到与物体进行圆周运动加速的相关知识时，觉得书中所写与自己的直觉有很大不同。因此，他困惑了很久，仔细思考了一两天才发现，原来我们做运动时，速度不仅有大小，还有方向。结合这两件事，他了解到虽然直觉在研究与生活中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凡事不能仅靠直觉而行。
（2）和别人讨论往往是很有用的研究方法。
熟知杨振宁的同学肯定知道，他有很多发现与成就都是与他人合作获得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当我们破解一道难题时便可理解杨振宁的做法。在研究中，一个人的想法很容易被自己困住，按照自己习惯的思路或方法走，怎么走都走不通。但这时假如有另一个人跟你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指出新的方向，那么你的思考就会重新获得动力，因而有了更多的尝试，这样也更容易得到答案。因此，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做题，与人讨论都是得到答案的好方法。
（3）兴趣→准备工作→突破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在杨振宁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通过对自身经历的总结以及对孩子们生活的观察，杨振宁发现，当外来事物进入脑海中的时候，只有你对它感兴趣，才会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就像是一粒种子，有土壤、阳光和水才会发芽。对某方面的兴趣会使人去钻研这一方面的问题并进行准备工作，再幸运的话，就会有突破口，最后开花结果。
虽然，每个人的成功之路并不相同，但他们的成功经验肯定具有相似性。当看完上述三条学习经验，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学习生活有更进一步的思考呢？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或许你从来没有听过“奥本海默”这个名字，但是你肯定听过原子弹的威名。而这位名为奥本海默的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便是1945年主导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也是世界公认的“原子弹之父”。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据情报显示，当时德国已经在海森堡进行着原子弹的研究。因此，美国总统罗斯福下达总动员令，通过了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希望赶在德国之前制造原子弹，早日结束战争。而研究领域广泛的奥本海默就被选中作为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当时，“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协助奥本海默组织团队，如费米、波尔、费曼、冯·诺依曼等大师级物理学家皆在“计划”之中。
很快，在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实验室制造的第一批原子弹，在沙漠上空成功引爆，发出耀目之光，冒起了巨型蘑菇状云。随后，于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美军朝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当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奥本海默想到了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
无论奥本海默自己如何想，他的确是领导整个团队完成了这场被杜鲁门所盛赞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奇迹”，从而验证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为尽早结束战争做出了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成为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英雄。
可怕的“小男孩”带来人类历史的伤痛
1945年8月6日早晨，日本广岛如往常一般热闹，人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互相问好，买菜、买早餐。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普通的早晨，一架美国超级堡垒轰炸机将要在这里投放核武器，给这片土地留下永久创伤与难以磨灭的悲惨记忆！
轰炸机投放的核武器名叫“小男孩”，别看它有个可爱的名字，其实它拥有令人难以想象的破坏力。在它被投放到地面的一刹那，“小男孩”身体里装的部分铀-235在爆炸中进行了核裂变，释放出相当于一万三千吨烈性炸药的威力，使大约七万人直接死于爆炸，约七万人受伤。
继袭击广岛之后，美军对日本实施第二次原子弹袭击，将原子弹“胖子”投到长崎市中心。“胖子”的轰炸造成长崎市23万人口中的10万余人伤亡和失踪，城市中60%的建筑物被毁。
然而，这场由原子弹引起的伤亡并未结束，其后还有无数人死于核辐射引起的癌症，无数怀孕的母亲因核辐射流产，部分初生婴儿畸形发育。据统计，截至1999年，因“小男孩”而死的人数已上升至20万。
在广岛、长崎发生的原子弹爆炸，迫使日本在第二次受袭后的第六日投降。原子弹爆炸后，广岛市被重建为“和平纪念都市”，并将最接近引爆位置的幸存建筑物命名为“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列为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没有人会忘记这场伤痛，也正因如此，我们应更加珍爱和平！
虽然维护了和平，但他觉得自己双手沾满了鲜血
虽然，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以及战争的迅速结束让奥本海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但他的心情却是苦涩而复杂的。因为他预见到自己亲手将“死神”释放并使其危害了世界的未来。
目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看到那如同世界末日般的情景时，很多科学家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有的无法走路，有的无法开车，甚至有人出现了呕吐不止的状况。为什么这些科学家的反应会如此强烈？这是因为他们清楚，如此庞大的力量一旦被启用，就像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他们再也无法控制其对人类生命的威胁与肆虐。
原子弹试爆成功时，奥本海默也是如此。他对自己完成的实验结果感到困惑，更隐隐有着自己即将成为死神、成为世界毁灭者的感觉。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被掷下以后，奥本海默心中的罪恶感更是时刻包围着他，以至于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其实，奥本海默的内疚是科学家的成果被不当利用的悲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家一方面感到相当自豪的是，由于自己的工作，实质上淘汰了手工劳动，帮助人类彻底改变了经济生活；另一方面，科学家又感到苦恼，那是因为他的工作成果已经落到那些盲目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手里，使他的科学劳动竟成为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
的确，科学发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真、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还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并增进人类福祉。而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内心本真，发扬科技美好的一面，让美好的世界永远美好下去。
“死水”仍微澜，“红烛”永高燃
——《说与做》
闻一多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他在1923年出版的诗集《红烛》闪烁着反帝爱国的火花，在1928年出版的诗集《死水》更是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之情。直到现在，提及闻一多，人们仍然会被他的爱国热忱所打动，为他的爱国精神所鼓舞！你知道闻一多的爱国情已经深到连名字都要“武装”的地步了吗？
民主战士的曾用名：“one two”还是“widow”？
从古至今，名字一直是我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人出生后，第一个名字往往是父母或长辈所取，寄予了他们对下一代的期望；日渐长大后，有些人还会自取或请他人取字或号来体现人生信仰。对于文人来说，在创作作品时还会临时取用笔名，以便彰显主张或引人注目。闻一多的姓名，便是经历了上述种种，最后才得以真正确定。
最初，闻一多名为闻家骅，字友山，也有人说其名为闻亦多，字家骅。然而，1912年他考入清华后，便觉得名号太多容易混淆，遂改名“闻多”。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受到新思潮影响，闻一多带头主张废除那些封建性的字号，甚至废姓，朋友间以名相称。可是，他发现自己取了单名“多”字后，并没有方便同学称呼，大家仍然不得不连名带姓一起来称呼他，甚至有些同学还会给他取绰号——“one two”（一、二）或“widow”（寡妇）。这两个英语单词都是“闻多”这个名字读音的谐音。
听到绰号的闻一多不大高兴。于是，他就对同学说想改一个简单的双字名，不要光叫“多”。这时，潘光旦、吴泽霖等同学就同他开玩笑说：“那就在前面加个‘一’字吧！这样又简单又好记。”自此，他就决定把名字改为“闻一多”。
然而，学校的教务处并不同意闻一多改名，因为学生名册已经上报到教育部。可闻一多毫不灰心，每逢外教或新老师来上课，在点名的时候，他都郑重地声称名字掉了个“一”字；在考卷上和为墙报写稿时，他也通通署名为“一多”。时间一长，“闻一多”这个名字也就为人们所接受了。最后，学校在毕业证和同学录上，也只好写上“闻一多”这个名字。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不幸遇难。次年，郭沫若在进步刊物《人世间》发表文章，对“一多”这个名字做了饱含哲理的解释。郭沫若以无比的革命热情倾泻出当时人民发自心底的呐喊：“你是一粒健全的种子，随着中国的天亮，随着太阳光的照射，普天四海而且万年永劫，将有无数无数活的闻一多。由一而多，你的名字和你自己一样便代表了真理。我现在不是纪念你的死，而是庆祝你的生。闻一多先生万岁！”
“书痴”不动安如山，只是未到报国时！
1919年5月5日清早，前一晚才听说天安门前掀起学生运动热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在学校食堂门口竟然贴了一张大红纸，纸上用工楷整整齐齐地写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原本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学生们都好奇是谁在这个敏感时期张贴了这样慷慨激昂的作品！几经寻找后才发现，贴《满江红》的，竟然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不大关心外界事物，考入清华后又专心读书，甚至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都持保留意见。可就是这样一个时常被人称为“书痴”的少年，居然会率先响应五四运动，实在出人意料。
其实，熟悉闻一多的人都知道，他虽然热衷于研究学问，但在爱国这方面从不含糊。1917年，钱宗堡、吴泽霖等清华学子报名华工译员，遭受学校处分，闻一多就曾为他们“申冤”。他认为这些学生是满怀报国之心才踊跃报名的，不应遭受惩处，还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此语被同学们认为“十分精辟”，被传扬一时。
1919年5月4日，清华学子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运动，闻一多慷慨陈词：“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当然，最能体现闻一多爱国热情和勇气的还是其参加6月4日学生游行的举动。当时（6月3日），北京学子因在街头演讲而遭到政府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是，第二天仍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本来闻一多一直在做文书工作，并不参加演讲，但他在这一天也跟大家一起出发，甚至还带上洗漱用具和水壶干粮，随时做好坐牢的准备。
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回顾这段岁月的闻一多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
由此可见，当年专心研究古典文学以至于足不出户的闻一多，之所以放下书参加五四运动，是因为“五四”点燃的是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而这一爱国信念在闻一多心中从未熄灭，他所有的举动以及其后政治主张的改变，都是源于对爱国信念的坚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
《最后一次演讲》，永远都不会是最后一次
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一直是我们难以忘怀的经典，是鼓舞无数青年革命者的檄文，之后被选入中学课本。不过，这篇演讲稿其实并非闻一多本人所写，而是时任昆明《民主周刊》主编的中共党员唐登岷现场记录，后来刊于《民主周刊》的稿件。
当时正值“双十协定”时期，和平民主运动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白色恐怖”，对付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7月11日晚，民主战士李公朴和夫人在外出归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于次日凌晨逝世，整个昆明都沉浸在悲哀与愤怒之中。后又传闻第二个暗杀对象将是闻一多。闻一多听说此事后，立即决定不回北大，而是留在昆明处理李公朴先生的后事，绝不助长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
1946年7月15日，云南大学召开追悼李公朴先生的大会，闻一多不顾家人的劝阻亲自出席。当时，与会人数众多，绝大多数是学生和昆明市民，也混进了一些形迹可疑、神态异常的人。会上气氛庄严肃穆，幸存的李公朴夫人首先讲了事情经过，重点陈述了丈夫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到会人员群情激愤，李夫人也泣不成声。这时，原本坐在主席台的闻一多也忍不住了，他昂然站在台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白色恐怖”高声斥责，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演讲中，许多人边听边记，几乎闻一多每说一句，都会引发如潮般的热烈掌声，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便是：“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演讲后，云南大学学生护送闻一多到《民主周刊》主持召开记者会。记者会结束后，闻一多之子闻立鹤来接父亲回家，可刚走出报社不久，枪声便响起了。当时，在报社的唐登岷立即去找闻一多，但当他赶到时，只见闻先生满身是血，已没有了呼吸。
闻一多先生殉难后，唐登岷继续坚持在报社工作，写了一份抗议声明，将其登在8月2日出版的《民主周刊》上。与声明一同刊登的还有其整理的《最后一次演讲》文稿。事后唐登岷回忆，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爱，对人民的敌人强烈的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的确，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永远都不会是最后一次，它一直回响在我们心中，伴随着我们前行。
“中华七子”的心里话：“我们想要回家！”
自1840年起，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就陷入了种种割地赔款的境遇之中，不顾人民的悲愤，不顾百姓的哀号，使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旅顺、大连被帝国主义强盗抢夺，离开了祖国的怀抱。1925年夏天，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闻一多正好赶上“五卅运动”热潮，一直满怀报国的兴奋与热忱，在这一刻变成了无边的愤怒与耻辱。放眼故土，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又被列强占了七块土地……
悲愤难抑的闻一多随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用拟人化的手法将祖国失去的七块领土比作七个儿子，以它们的口吻来倾诉“先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使它们同自己一般有了爱国情感，坚贞不屈，心向祖国。
七子之歌·台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水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激荡在字里行间的爱国情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更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上下求索。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10月25日，日本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00多年来，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让祖国一天天变得更好，也期待每一个曾离家的“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在祖国的怀抱……
师徒情同知己，以为暂别却是永别
臧克家和闻一多的交往，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二人既是师生，又是诤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相互支持，共同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1930年夏天，臧克家就读于青岛大学。由于他这时热衷于中国文学，因此很想从原本的英文系转到中文系。但当时要求转系的学生众多，臧克家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如愿，于是怀着不安的心情拜见了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当闻一多问明臧克家的情况后，便想起了他的作品《杂感》，认为他很有天赋，故同意了他的请求。此后，臧克家便时常出入闻一多的办公室和家，向他请教。闻一多也非常欣赏臧克家，甚至在离开山东回清华任教时，还给臧克家写信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诗集《烙印》。但当时的他名不见经传，书店并不愿意帮他出版。闻一多听说后，便帮他联系王统照等人替他出资印行《烙印》，还在大型杂志上撰文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二人之间书信频繁，就像文中提到的一样，交换着彼此的近况与感受。1937年，臧克家特意北上去清华园看望闻老师，见他住在校园里，四周绿草青青，环境清幽淡雅，依旧是那样的四壁图书，依旧是简陋的书桌。久别重逢的二人探讨起来仍然甚是亲切，闻一多说他研究的《诗经》《楚辞》，臧克家则谈他创作的新诗……
然而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了。臧克家与闻一多在纷乱中于北京火车站相遇，同车南下。到了德州站，臧克家下车与闻一多辞别，可他没想到这一离别便是永别。
这次分别之后，臧克家东奔西跑进行战地宣传，闻一多则在西南联大任教，二人之间的联系仍旧依靠书信。信纸虽单薄，寄托的却是二人之间厚重的师友情谊，甚至在臧克家40岁生日时，闻一多还专门写了条幅给他祝贺。
时间很快到了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进入了新的形势。闻一多和臧克家一个在昆明，一个在南京，师生分别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没想到的是，7月16日，臧克家在街上贴着当日报纸的一面墙上，看到了闻一多先生的死讯。此时，臧克家头脑发蒙，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忍不住伏案痛哭，悲伤至极。之后，臧克家于1946年8月含泪写下《我的先生闻一多》，以表他对闻一多的悼念。
中医四法“望、闻、问、切”
相比西医，虽然中医在现今生活中的应用减少了许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医学传统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遗产，并在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提到中医，我们就会想到他们给病人号脉、观察脸色与舌苔的场景，有些人可能还会联想到影视剧中“悬丝诊脉”的奇闻，专业些的人则会想到“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望、闻、问、切”，你知道它们到底看的是什么地方吗？
“望、闻、问、切”最早源于《难经》，传说为扁鹊所写。其中“望诊”，是指对病人的神、色、形、态、舌象等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以测知内脏病变。我国古代中医通过大量的医疗实践，逐渐认识到：如果身体发生问题，则会相应地反映到机体外部，特别是面部、舌质、舌苔与形体上。因此，通过对病人的精神状态、面部颜色和光泽、形体和动态、舌质与舌苔、五官的相对变化等方面进行观察，便可推测病人相对应的身体内部产生了怎样的病患，进而继续诊断和治疗。
而“闻诊”与“问诊”则相对寻常：“闻”的是声音和气味，通过对患者说话时的语气变化和气味的好坏分辨其病情的虚实寒热；“问”的是患者既往病史与家族病史、起病原因、发病经过及治疗过程、主要痛苦所在、自觉症状、饮食喜恶等情况，以便结合其他诊治方法进行分析，做出判断。
在四诊法中，我们最感兴趣的应是“切诊”，就是摸脉象。这是用手触按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借此了解病情的一种方法。切脉诊断，早在三千多年前便已出现。历经岁月流逝，一代代医者不断总结与研究，对于哪种症状出现何种脉象已有详细的论述。然而，中医大多求结果，对症状与脉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无明晰的概念，所以使很多人对这种诊断方法有所怀疑。切诊的原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气血津液的虚滞、五脏功能的盛衰呈现出不同脉证。因此，只要把握好脉证的判断，综合其他三种诊疗手段，并用现代检测技术做辅助，相信现代的中医科医生一定会给患者以良方，治愈他们身上的病痛。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从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四诊合参”。跟西医的“头痛医头”的理念有所不同，传统中医始终用整体的、综合的、辩证的方式，帮助患者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保证患者的生命与生活品质。
你想象不到的鲁迅先生
——《回忆鲁迅先生》
想到鲁迅，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张严肃又庄重的照片。照片中，他的眼神总是那么深沉又冷峻，坚定地凝视着远方……然而，光是看图片，你会想到鲁迅其实也是个温情的人吗？甚至他和你、我一样，也有着爱吃零食的小习惯啊！
可爱的红白小象
在中国，鲁迅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毋庸置疑。著名学者林语堂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将鲁迅先生比喻为“白象”，以表达他对于中国、中国人民、中国革命者的难能可贵。因为大象多是灰色的，鲜少有白色的。若有一只，定为国家珍宝！
有趣的是，许广平在与鲁迅分居两地互通书信时，也经常称鲁迅先生为“小白象”，而鲁迅在回信中偶尔也用以自称。在儿子周海婴出生后，鲁迅就把自己与许广平之间的爱称演变成了一个儿子的昵称——“小红象”，可谓“白象红象一父子”。对于这个孩子，鲁迅非常宠爱，不仅总是抱出来供朋友们欣赏赞美一番，还会在夜半时接替许广平亲自看护他。在哄孩子的时候，鲁迅也常常用自作的小调逗乐：“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小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大丈夫的怜子温情从歌谣中可见一斑。
爱吃零食可不是你的专利
在我们的印象中，鲁迅是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的英雄，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其一生最好的写照。可是，你能相信这个看起来严肃、认真、庄重的人居然也爱吃零食吗？
其实，说吃零食也不全对，鲁迅情有独钟的应是零食中的甜食。而且，这其实是他一直以来的嗜好。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特别青睐一种叫“羊羹”的茶点。这羊羹与羊肉无关，而是“用小豆做成细馅儿，加糖精制而成，理应叫‘豆沙糖’才是正办”。回国后，鲁迅没办法常常吃到，因而思之念之，不惜托人从日本漂洋过海寄来食之，甚至于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大半。”
此外，鲁迅还在《马上日记》中爆料自己夜半吃柿霜糖的情节：有朋友从河南来，送给鲁迅一包“方糖”。鲁迅打开一尝，觉得“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便迫不及待吃起来。随后许广平告诉他，柿霜糖是河南名产，用柿霜制成，性凉，如果嘴上生些小疮之类，一搽便好。于是，鲁迅用文字记下了他当时的遗憾：“可惜她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收起，预备嘴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收是收了，可这甜滋滋的美味却让鲁迅总惦记着，以至于半夜睡不着，实在忍不住，爬起来又吃掉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为了吃口甜食，鲁迅竟然率真可爱如孩童一般，读罢着实令人莞尔。
然而，当鲁迅病了以后，甜食并不能再唤起他的食欲。每次许广平给他端的吃食，去时满满的，半小时后，又原封不动地端下来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病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也留下了鲜为人知的嗜好吃零食的邻家大哥形象。
你以为鲁迅只会写文章？
我们熟知的鲁迅是位文学家，写出了无数令人振奋的篇章；是位思想家，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那么，你知道他其实在美术方面也有很突出的成就吗？我们如今看到的北京大学校徽就是在鲁迅设计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彰显北大精神，次年蔡元培即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当时，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样便是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这样既可以成为校徽，又便于制成校章。巧妙的是，其设计的图案上面的“北”字像两个人，下面的“大”字也像一个人，这便构成了“三人成众”的含义，又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感觉。同时，“北大”图案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北大”二字叠加在一起看似人的脊梁骨，实则代表着鲁迅希望北大人能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从艺术上来讲，这枚校徽构图简洁大气，线条流畅规整，内涵丰富，是非常成功的用文字构成徽标图案、体现精神内蕴的佳作。因此，虽然这枚校徽曾被刘半农戏称“哭脸校徽”，但当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立即被北大采用，且一直延续到1949年。
后来，北大出于某些历史原因将其长期弃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直至今日，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仍然陪伴着一代代北大学子，给他们以“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涵养。
名作家鲁迅也需维权
在我国古代，文章写作普遍没有标点符号，人们一般通过语感、语气助词或语句结构来给文章添加句读，帮助理解。直到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使用规则才真正诞生。
这样的新鲜事物在广泛使用前，自然要推行一段时间，因而也有了很多故事。其中，鲁迅为标点符号维权、索要稿费的事情最为有趣。
当然，鲁迅先生因标点符号索要稿费并不是他斤斤计较，事实上很多时候鲁迅发稿都不要稿费。但为何这一次他较起真儿来？主要还是针对当时那些过于苛刻的书局进行的一次“维权”活动。
在标点符号推广之后，鲁迅十分重视其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响，甚至还专门请语言学家钱玄同帮忙点校标点。然而，当时上海有家书局，发稿费严格按照实际字数算，绝对不计标点符号。于是，鲁迅就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既然你不将标点符号按照文字计费，那我写一份没有标点的稿子不是更好？此后，他再给这家书局写稿或翻译的时候，便不再书写标点或分段，而是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
收到稿子的书局无法添加句读，专门写信给鲁迅致歉，并请他按照新式标点给文章分段，且终于承认了标点符号在文章中的地位，与空格一同按照文字的标准计费。自此，鲁迅给标点符号“维权”的故事便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也让大家迅速认识到了标点符号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之外还有诗
当老师们问及鲁迅的作品，相信从小学就对他有所了解的我们脑子里会蹦出一大串名字：《故乡》《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朝花夕拾》……可仔细想想，好像这些作品要么是小说，要么是散文，鲜少有诗的存在。那么，大文豪鲁迅到底会不会写诗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很熟悉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除了这句，你还知道多少呢？
关于鲁迅的诗歌作品，确切数目仍不确定，根据1981年的统计数字，可能有79首，其中旧体诗68首。我们仅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首来欣赏一下，对鲁迅在诗歌这一体式中显现的思想与精神做一番探究。
自题小像
鲁迅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1]荃不察[2]，我以我血荐轩辕。
作于：1903年
许寿裳《怀旧》：“1903年他（鲁迅）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鲁迅于1931年重写时题：“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
悼杨铨
鲁迅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作于：1933年6月21日
杨铨，字杏佛，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于上海，20日鲁迅曾往万国殡仪馆送殓。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是日大雨，鲁迅送殓回去，成诗一首：（略）。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于龚自珍。”
答客诮
鲁迅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3]？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4]。
作于：1931年
《鲁迅书简补遗》有这首诗，末题“未年之冬戏作，录请坪井先生哂正，鲁迅”。坪井是上海的日本（竹条）崎医院的医生，曾给鲁迅的儿子海婴治痢疾。
国家中还有国家？
朋友，你听说过“国中之国”吗？想象过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却无法制裁那些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欺负国家百姓之人，只能看着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街头的场景吗？虽然这一切在当今中国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在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在那个被西方列强欺侮蹂躏的年代，它是真实存在的。而这样的地方，它有个类似遮羞布的名字，叫作“租界”。
所谓“租界”，对于中国来讲，就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的简称。它们虽然是中国的领土，却不受中国政府的治理，反而处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外国人夺得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有权对界内中外居民进行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反而不能过问租界的行政事务；外国人有权向界内中外居民征税、开征新税、调整税率，中国政府除了按固定的税率征收地税、关税等以外，在租界内没有征税权；外国人夺得驻兵权，有权随时调集军队进驻租界，甚至可在界内长驻军队，中国军队却不能入驻租界及其附近，甚至不能自由通过。
因此，租界很快就成了刑事犯逃避追捕惩罚和政治犯活动的舞台。那些曾经伤害中国国民、侵害中国政治与法律的罪犯，都以租界为藏身之地。
当然，因为当时清政府的黑暗与腐败，部分被冤枉的善良百姓以及为国家民主独立而奋斗的革命党人也藏身于此，租界在这一方面还是有着良性作用的。比如我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就曾生活在租界之中，那里给他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写作空间，也让他能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文章，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出去。
回顾近年的民国剧及抗战剧，我们好像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租界，那近代中国最出名的租界到底是哪些呢？按照国别论，租界中比较典型的是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等；按照地域分，常出现的有上海租界、天津租界、汉口租界等。其中，英租界开辟最早、历时最久、影响最大，而英国在上海划定的租界也打开了近代中国租界史的第一页。
时间流逝至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以及“二战”结束，在中国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外国租界也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租界在近代中国有过复杂的历史作用，但其始终是中国国耻的象征。因此，当我们看到相关历史遗迹的时候，除了感叹它们或宏伟或精致的艺术特点之外，也不要忘记这些地方曾是国人心中的伤痛。
与三国有关的那些事儿
——《孙权劝学》
看到孙权，熟读历史的同学一定会想到那烽火连天的东汉末年，想到三国鼎立的天下局势。但对于当时的领导者，一般人都比较熟悉曹操和刘备，甚少重视孙权的作用。今天，我们就透过历史的窗户看看孙权的真实模样。
宋神宗的别样“穿衣镜”
众所周知，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历时19年完成，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与前代较为著名的《春秋》《史记》相比，《资治通鉴》融合了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的特点。其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将史书中的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处，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
此外，《资治通鉴》还是一部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巨著。文中政治事件重点着墨在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反映了作者“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思想倾向。因此，宋神宗在看到此书后，便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的特点，将其定名为《资治通鉴》。
唐太宗李世民有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想来，《资治通鉴》对宋神宗来讲，也像一个别样的“穿衣镜”，能让他以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诫，时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吧。
不只会砸缸的司马光
提及司马光，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想起那个机智救人的小男孩。不过，司马光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的故事可不只有砸缸。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宋仁宗年间登进士第，后升至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离开朝廷15年。在这15年间，他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就在他住在洛阳编纂这部史书的时候，司马光做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司马光叫来自己的老仆人吕直，让他把自己骑了多年的老马卖掉，并嘱咐他说：“你一定要告诉买主，这马毛色纯正，身高体壮，性情温驯，力气很大。就是夏季有肺病，请他一定注意。”
听完主人的吩咐，吕直有些疑惑。于是，他笑着对司马光说：“哪有卖马还说马不好的呢？咱家的马虽然老了些，但外表、毛色、个头儿、力气都没得说。至于里面的毛病，他们看不出来，也不能怪咱们啊！”但司马光并不认同吕直这种看法，连连摇头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为人必须诚信，不能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失去了做人的根本，这才是做人之道。”
的确，司马光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其常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人格更是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也正因如此，宋史评其为“德之盛而诚之著也”。
连曹操都赞叹的对手：生子当如孙仲谋
在《三国演义》中，很多人都关注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等重要角色，却相对忽略了孙吴的建立者孙权，甚至与其有关的情节也只记得赤壁之战。想到这儿，也许有人要问，难道历史上的孙权也是如此默默无闻吗？当然不是！作为以18岁的年纪就统领东吴的人物，后与刘备、曹操三分天下的英雄，孙权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欲报赤壁之仇，率领四十万大军进攻濡须口。可战争进展并不顺利，其被迫与孙权在濡须口相持一个月有余。孙权用水军包围曹军，抓获三千余人，淹死的曹军也有几千人。后来孙权几度挑战，曹操都坚守不出。于是，孙权亲自驾船从濡须口进入曹营。当时，将领们都以为是挑战者来了，准备攻击。可曹操却说：“这一定是孙权想要亲自见识我的军队。”于是他命令将士严整军队，弓弩不得妄发。孙权走了五六里路，在回去的路上还演奏欢快的乐曲。曹操远远地看见舟船军队仍然严明整肃，不禁脱口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
回去后，孙权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附一张小字条说，“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看完书信后，曹操对众人说：“孙权不会欺骗我。”于是，曹操就撤军回去了。单从这小小的孙曹对峙中，我们便隐约可见孙权豪爽、幽默的性格，也能看到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特殊情感。
历史上真正力劝孙权不降曹的男人
关于赤壁之战，我们大概会想起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的机智，想起黄盖义献苦肉计的牺牲，想起周瑜利用蒋干的狡黠。好一场赤壁之战，成就了几位谋士与将军的智慧和威名！然而，有多少人还会记得在这些计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鲁肃呢？又有谁会想到，鲁肃才是历史上真正力劝孙权不降曹的人呢？
鲁肃，字子敬，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战略家、外交家。他出生于士族家庭，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东汉末年，鲁肃见朝廷昏庸、官吏腐败，便召集乡里青少年练兵习武，保卫家乡；他还时常仗义疏财，故深得乡人敬慕。当时，身为居巢长的周瑜曾因缺粮向鲁肃求助，鲁肃就把一仓粮食都慷慨地赠予他。从此，二人结为好友，共谋大事。
建安二年，熟知天下形势的鲁肃率领部属投奔孙权，并为其提出鼎足江东的战略规划，得到孙权的赏识。11年后，孙权领导的东吴在鲁肃的辅佐下蒸蒸日上，渐渐成为北方曹操的心头大患。因此，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攻打东吴。
当时，孙权与曹操的兵力相差极大，战争看起来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所以，在商议对敌之策时，孙权部下将领大多主张投降，唯有鲁肃一言不发。后来，孙权中途出去，鲁肃紧随其后跟到屋檐下。孙权知道他想单独表述意见，就问：“你想说什么？”
鲁肃回答说：“刚才我观察众人的言论，都是想让您失误，您并不应与他们共谋大事。对于我鲁肃来说，可以迎接曹操；但对于将军您来说，却不能。为什么我会这么讲？这是因为如果我迎降曹操，曹操就会送我回到故乡，品评我的声名地位，还能让我做个小官，乘牛车，有随从，交游士大夫，慢慢升迁上去，也少不了做个州郡长官。而将军您迎降曹操，他将把您作何安置呢？希望您早定大计，再莫听取众人的议论。”
听完鲁肃的建议，孙权忍不住叹息：“那些将领的主张都让我很失望，只有你同我阐明长远大计，与我的想法一致。这正是上天把你赐给我的啊！”
于是，在鲁肃与周瑜力排众议后，东吴终于决定联合刘备与曹操决战，最后大败曹军于赤壁，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三国演义》演绎的是真实历史吗？
都说《三国演义》内容“七实三虚”，很多故事源自真实历史，尤其是来源于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那么，《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毫无疑问，《三国志》肯定是《三国演义》最为重要的历史材料来源，对《三国演义》的成书有直接影响。如《三国演义》第一回“曹操装病诬陷叔父”、第二回“怒鞭督邮”（将刘备之事移植于张飞）、第四回“董卓废少帝后立献帝”与“捉放曹操”、第六回“孙坚得玉玺”等，均出自《三国志》。并且，后世历史文献如《后汉书》《资治通鉴》等要么是未提及上述事件，要么是依据《三国志》转录。
不过，《三国志》虽然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是并未为其提供叙事结构框架。相比其他史书，《三国志》主要以人物列传为主，重在记叙三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生平，而不是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或各个部分的联系。因此，关于赤壁之战、官渡之战等涉及较多人物的重要情节，在《三国志》中多分散于不同篇章，细碎凌乱，并不适合串联成完整的故事。而罗贯中在创作时应是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在叙事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资治通鉴》，而非《三国志》。
当然，还有人认为《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对《三国志》的演义。然而，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读过《三国演义》的同学都知道，书中文字明显有“尊刘抑曹”的思想，强调人心、人才、谋略三个要素，将“忠义”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甚至还出现历史事实移花接木的现象。可在《三国志》中，作者的立场主要是尊魏为正统，这从其在“武帝”“文帝”与“先主”“吴主”的词汇使用上便可看出。尽管在真实记录时，陈寿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三者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其中在《先主传》和《吴主传》的叙事上，也都按照帝王本纪书写。但这主要源于其作为历史学家的良史品格以及卓识创见。
总的来说，《三国志》的确是《三国演义》的素材来源，但真正阅读后便知，二者无论是在立场、内容还是在叙事方法上都有很大差异。一部小说可能源于历史，但是绝不能等同于历史，我们不能将“文”“史”相互混淆，更不能使其相互取代。
注释
[1]寒星：宋玉《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
[2]荃不察：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
[3]《战国策·赵策》中《触龙说赵太后》，触龙把自己的小儿子托给太后，要太后给他一个王宫卫队的职位。太后说：“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
[4]《易·乾·文言》：“风从虎。”《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