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7月间，埃及的多个城市接连发生了多起爆炸案件。最后经警方查明，这些爆炸案竟然是以色列特工干的。这次事件是以色列情报史上最恶劣的事故之一，让以色列备感丢脸，成为以色列的一件丑闻。此事不仅让以色列的形象大受影响，还连累了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被迫下台。
1954年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和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冯等“鸽派”政治人物希望同阿拉伯人和解。埃及总理纳赛尔为了本国的安全与美国达成协议，只要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八万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国军队撤离，埃及就会按照美国的要求，与伊拉克、土耳其签订防御条约。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将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的八万英军撤走，但争取到了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的利益。看起来，世界正走向和平。埃、美、英这三国的事情与以色列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1954年5月，以色列情报人员得到了这三国的协议之后，以色列的“鹰派”人物感觉此事对以色列非常重要，关系着以色列的生死存亡。他们认为，英国军队撤离以后，以色列直接面对的将会是埃及军队，而埃及人很可能会把运河沿岸作为前沿阵地，向以色列发起进攻。更严重的是美国一定会倾向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以色列抛向一边。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以色列就有很大的危险。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总理夏里特和国防部长拉冯正想方设法同阿拉伯人和解，虽然他们二人也不赞成埃、美、英三国之间的协议，但他们表面上也没反对。
于是，以色列军情处处长本杰明·吉卜利便提出了一项实施破坏的离间计：破坏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埃及的财产，然后嫁祸给埃及以及在野派宗教团体，从而使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纳塞尔产生不满并失去信任。这件事如果成功，美国政府对埃及的态度就会被重新考虑，美国也会重新对以色列友好。英国的驻军也不会撤离，埃及对以色列也不会有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他们三国的条约将成为废纸一张。
本杰明·吉卜利是以色列“鹰派”青年军官，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与阿拉伯国家握手言和。他野心勃勃，立志有一天成为军队总参谋长，对埃及进行毁灭性的打击。25岁时，他就为犹太地下军“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效力，在英国托管地从事间谍活动。因战绩卓越，在1949年成为军情处的第二把手。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接受全面训练后，在1952年回到以色列担任了军情处处长，可以说是一位让阿拉伯人胆战心惊的人物。正当他梦想着成为军情处的总头头儿，在以色列大干一番时，第二年，也就是1953年，伊赛·哈雷尔被本·古里安任命为全国特工部门的总头目，当然军情处也归伊赛·哈雷尔所管。这件事给吉卜利以沉重打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居他人之下。军情处不再独立，一切活动都要听从摩萨德头目的安排，这让这位野心勃勃、年轻气盛的军官接受不了。
吉卜利没有做到一切行动听从指挥，而是我行我素。他把摩萨德特工总部抛在一边，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为了他心中的国家安全，他决定重新组建“101分队”，并以埃及为目标进行活动。他把特工阿弗拉姆·达尔派往开罗。达尔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他化名为“达林”在埃及开展工作。很快“达林”便在埃及建立了两个间谍网，第一个间谍网的头头儿是土耳其外科医生莫伊谢·马尔泽克博士，他在开罗“以色列医院”上班；第二个间谍网在亚历山大，头头儿是身为教师的萨米·阿扎尔。这两个间谍网之间的联络员是漂亮姑娘维多尼娜·尼妮乌，她出身于开罗一个富有的家庭之中，她在行动中的代号是“玛塞尔”。
摩萨德对这两个间谍网的建立一无所知，因为这两个间谍网由军情处处长吉卜利直接组织，直接领导，他们只按照吉卜利的计划行动。这两个间谍网的主要任务是刺探埃及军方情报，得到情报后直接汇报给吉卜利。由于这两个间谍网的间谍们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们只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他们不具备一定的间谍知识，在行动中，他们常把文件和照片遗忘在饭店和公车上，约定见面的地点一般也不适合秘密会面。他们为军情处送来的情报往往毫无价值，相当于废纸。
鉴于以上情况，吉卜利决定安排间谍组织中的五名成员到以色列进行特种训练。教他们怎样使用炸药和隐形墨水，如何给文件加密，如何为文件解密，如何使用微型发报机，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等。吉卜利感觉培训得差不多了就让他们携带无线电发报机、密码本和一些爆破器材重新回到埃及。
就在吉卜利为什么时候行动而发愁的时候，摩萨德头目伊赛·哈雷尔去美国访问数周。机会难得，吉卜利大喜，他终于有机会单独行动了。这样做虽然与组织的原则不符，而且事后还会被追究责任，但这些吉卜利并没放在心上。他只想着，如果事情成功了，美、英两国改变对埃及的态度，那么，以色列就解除了埃及的威胁，他就会成为以色列的大功臣，到时候追究责任就毫无意义了。吉卜利把这次在埃及进行的行动命名为“苏珊娜行动”。
“苏珊娜行动”在埃及的最高指挥官是28岁的以色列人阿弗拉姆·塞登沃格。他是阿弗拉姆·达尔的接替者。
阿弗拉姆·塞登沃格出生于奥地利，他父亲是奥地利的一位政治家，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后的阿弗拉姆·塞登沃格来到了巴勒斯坦，并改名为阿弗里·埃拉德。他于1948年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由于表现出色，战争结束后他晋升为少校。后来他因抢劫被军事法庭审判，之后便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1952年和阿弗拉姆·达尔相识，进入军情处。由于他长着蓝色的眼睛和黄色的头发，又没有亲人，无牵无挂，军情处认为他适合驻外。1953年他去德国办案，在查阅联邦德国的联邦国防军卷宗时很偶然地看到了一份已故反间谍军官的档案资料。这位间谍就是鲍尔·弗兰克上校，他于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一次行动中丧生。为了掩护在埃及的间谍活动，阿弗里·埃拉德决定借用这位已经死去多年的反间谍军官的身份，继续登台表演。于是，“鲍尔·弗兰克上校”又活了。
1954年5月25日，军情处总部向“弗兰克”发来了一份密电，密电让他第二天赶往巴黎。来到巴黎的“弗兰克”在圣日耳曼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吉卜利派来的人，此人向他传达了总部的命令：自即日起接管开罗及亚历山大地区的军情处间谍网，并选择有价值的目标进行破坏。另外他还会从以色列电台每天的烹调技术节目（对家庭妇女广播）中得到下一步的密令。
“苏珊娜行动”就是破坏行动，破坏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机构和组织，目的是激起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埃及人的愤怒，意在表明埃及政府不可靠。
阿弗里·埃拉德对这项行动并不十分赞同，但他向来忠于职守，没有权力反抗上司的命令，于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当然他不知道这项行动只是吉卜利本人的决定，摩萨德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6月30日，埃拉德分别与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以色列间谍接头，向他们传达了本次的行动计划。这些人了解计划后都怀疑是否可行，但最终他们还是服从命令，执行了计划。他们商定了行动方案，先破坏公共建筑物，然后再对英、美两国人在埃及的财产进行破坏。由于这些特工从没进行过恐怖活动，也不会配制火药，于是罗伯特·达萨便负责对他们讲解。
罗伯特·达萨是位年轻的爆破专家。他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他虽然出生于埃及，但从小在一所“犹太复国主义”小学里上学，同他接触的都是犹太小孩。有一天他回到家，很激动地对父母说很快要成立一个犹太国了，而他的父母嘲笑了他一番，并且不允许他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聚会。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加入了一个犹太青年组织，并于1948年5月15日被埃及警方逮捕。但他获得释放之后依然和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秘密联系。1952年，以色列军情处特工阿弗拉姆·达尔化名“达林”找到他，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审查之后，阿弗拉姆·达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让罗伯特·达萨和几个青年人一起成立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对以色列满腔热情的年轻人。于是罗伯特·达萨在亚历山大组织了第一批秘密联络会，这也是军情处在亚历山大的间谍网的基础。
罗伯特·达萨教会了这些特工们制作炸弹的方法及使用方法后，1954年7月1日，埃拉德向上司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当天，特工人员把电台发来的消息解密之后，命令赫然出现在眼前：“48小时内开始行动！”
第一次行动地点选在亚历山大伊斯梅尔广场。1954年7月2日上午10点，罗伯特·达萨和其他两位特工把装有炸弹的纸袋分别投在了邮政总局门前的两个邮筒内。两个小时之后，浓烟从邮筒里冒出，虽然炸弹没有爆炸，但当天的所有邮件都化为了灰烬。
1954年7月10日上午9时，以色列电台“以色列之声”节目正播放如何制作“英式蛋糕”，这是向特工们发出预定信号——可以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财产下手。7月14日21时，在开罗，埃拉德的部下引爆了位于希克巴卡特大街6号的亚美利加图书馆，导致图书馆的墙壁倒塌，图书着火，但所幸的是无人死亡。与此同时，位于亚历山大福阿德大街的“美国人之家”也被引爆炸弹。
7月23日19时，罗伯特·达萨和几名特工放火烧了两家英国人开的电影院。但在亚历山大，19岁的菲利普·那坦森运气太差，导致了11名以色列特工束手就擒。
1954年7月23日晚上19时，这一天是警官萨基·马纳维上尉执勤，正当他巡逻至里约电影院附近时听到一阵呼喊声，紧接着他看见从里约电影院里跑出来一位小伙子。这位小伙子的衣服已着火，他一边往路边跑，一边拼命地用力扑打身上的火苗，试图把火扑灭。身为警官的马纳维快速跑到小伙子跟前，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直到火苗全部熄灭。还好，看起来小伙子没怎么受伤，真是虚惊一场。正当马纳维警官准备离去的时候，“吧嗒”一声，从小伙子那件被烧坏了一半的衣服里掉出来个东西，马纳维低头一看，是个眼镜盒，这时却从眼镜盒里撒出了一些黑色粉末。职业的敏感让马纳维觉察到了什么，他弯下腰闻了闻，像是磷酸盐的气味。
马纳维想起了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多起爆炸案使用的就是磷酸盐，这些爆炸案发生的地点都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场所，以此看来这些都是以这两国人的财产为目标的破坏案件，而这家里约电影院正是一位美国人所开。马纳维马上把这个小伙子带到了警察局，对其进行审讯。
经审讯，很快查明，这个小伙子名字叫菲利普·那坦森，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他说他参加了一个破坏小组，按照命令他在里约电影院里实施放火，但是没想到火药竟提前燃烧了，让他措手不及。在经过一番严酷审讯之后，年轻的菲利普·那坦森很快就招认了，交代了很多情况：他是以色列特务小组的成员，曾经得到特拉维夫最高总部关于采取恐怖行动的指令。埃及警方听后很是震惊，他们根据菲利普·那坦森提供的情报，将参加行动的其他11名以色列特工成员全部抓捕归案。
在这起事件中，埃及警方所表现的破案效率之高、目标之准，让外界不得不产生疑问。为什么参加行动的所有人都被捕，而唯独本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阿弗里·埃拉德能独自逃脱呢？他是否是双重间谍？
1954年12月11日，埃及当局在开罗审判了这一批以色列间谍。第二天，得知此事的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在议会上把这场公审斥为“一场闹剧，是一种旨在迫害埃及犹太侨民的卑鄙借口”。
这一次，夏里特真被激怒了，他并不相信会有此事，而是认为埃及人在编造指控被告的罪证。因为他曾找过刚从美国回来的摩萨德首脑伊赛·哈雷尔，而伊赛·哈雷尔对此事也不知情。哈雷尔一脸严肃地对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一点也不知道。”
此时，东窗事发，作为本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吉卜利一直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他没想到“苏珊娜行动”会失败，这出乎他的意料。但是眼前不是检讨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才能推卸责任。他非常清楚，自己承担不起这件事的后果，为了让自己顺利过关，就必须找一只替罪羊。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军情处是不可能推卸责任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以色列间谍被埃及人抓住了，这些人又是受雇于军情处。既然军情处是由国防部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国防部长拉冯的头上。
哈雷尔找到吉卜利，一脸严肃地问他，埃及人审讯以色列间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吉卜利坚定地说，国防部长拉冯知道此事的全部。
12月底，开罗的审判还在继续，以色列间谍马克斯·贝内特在囚室里用刮胡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时以色列的首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原来并不是埃及人在虚张声势，果然发生过秘密恐怖活动，而且这些恐怖分子是奉以色列的命令干的。是谁在向他们发号施令，这两个间谍网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全军覆没了呢？一时之间这两个问题困扰着以色列当局。
为了逃避责任，吉卜利先发制人，他承认“苏珊娜行动”是军情处策划的，但是他说这次行动是经过国防部长拉冯批准的，在1954年6月16日的国防部每周一次的特工会议上，如果没有拉冯的批准，他也不敢擅自行动。
此时，毫不知情的国防部长拉冯一头雾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怎么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了呢。他说自己从未听说过什么“苏珊娜行动”，他的案头日历表上也写明，6月16日他根本没开过会。
1954年12月29日，对“苏珊娜行动”一事，以色列内阁指令成立一个内部调查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彻底清查。
“苏珊娜行动”在埃及的最高指挥官埃拉德被作为证人召回以色列。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如何逃出来的，其后他在巴黎暂住。早在巴黎时，吉卜利就曾派一名特工找到他，让他忘掉在埃及的一切行动，就连有关的文字记录也加以修改，并让他在调查委员会上美言几句。埃拉德按照吉卜利的指示，表演得相当出色，这让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毫无结果。
1955年1月27日，埃及革命法庭对十名以色列间谍作出判决：两个间谍网的头头儿被判处死刑，包括罗伯特·达萨在内的六名间谍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两名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2月2日，与此事没有关系的拉冯蒙冤下台，“苏珊娜行动”的策划人吉卜利两周后被本·古里安辞退。
事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苏珊娜行动”仍影响着以色列政坛及情报机构，外界也对“苏珊娜行动”充满各种猜测。被无端牵连下台的拉冯更是对此事念念不忘，急于平反昭雪。几年之后，他以犹太工人总工会主席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同时，摩萨德头目伊赛·哈雷尔无法容忍军情处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的行为，他打算再次审查埃拉德，他对埃拉德之前的供词有一些疑问。
一天，哈雷尔得知埃拉德在联邦德国从事过间谍活动，有人看见他和埃及武官奥斯曼·诺利多次接触，他们的关系让人怀疑。
很快哈雷尔便查明，在埃拉德实施“苏珊娜行动”期间，奥斯曼·诺利上校正是开罗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头子。很可能诺利在埃及已经“策反”了埃拉德，要不然埃及警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破案，埃拉德也不会在同伙都被抓捕之后仍能独自逃到巴黎。
1957年10月，埃拉德的父亲去世，埃拉德回国为父亲奔丧。在葬礼结束之后，摩萨德机构就以双重间谍和涉嫌出卖以色列同伴的罪名逮捕了他。经过摩萨德的秘密审讯，埃拉德承认曾经为吉卜利作过伪证，但关于双重间谍一说他完全否认，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叛变，最后只是判他12年有期徒刑。
1960年12月，重新成立的调查委员让拉冯看到了希望，他终于得以平反。
调查委员会宣布：平哈斯·拉冯从未发布过关于“苏珊娜行动”的命令，以前所说的都是不实之词，均被推翻。
1968年2月，“苏珊娜行动”中被捕的六名间谍在开罗监狱已度过了漫长的13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用俘获的5000名埃及官兵换回了在“苏珊娜行动”中被捕的六名间谍和在1962年被捕的间谍大王沃尔夫·洛茨。这六名参加过“苏珊娜行动”的间谍在阔别故土15载之后，重新踏上了这片让他们曾经为之冒过生命危险的以色列国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