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磕头，少说话
官场有风险，做官需谨慎。做官可不是什么一劳永逸的事，除了“伴君如伴虎”的警钟长鸣，也有“同行是冤家”的基本常识。不得罪人，也就成了很多官员的共识。
古代官场上，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境界”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官运亨通的保证，才有权、势、利、誉的接踵而至和不断“扩大化”。
拿清代官场为例，当时官场中人信奉的是“以缄默不言为慎密，以圭角不露为深沉，以漫无可否为和平，以多所容忍为宽厚，以模棱两端为和衷共济之道，以遵奉故事为奉公守法之规”。总之一句话，各级官员努力要做的，是“八脚踹不出一个屁”的“钝化”包装，大家所比的是看谁更像泥塑、木雕，谁更如行尸走肉。
要想平安是福，那就“无为而治”，宁可不做或者少做，也不能犯错误，无过即是有功，别的全都放在其次了。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隆。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个用《一剪梅》填写的词，说的是道光年间的重臣，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这位曹大学士，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恩宠不衰、身名俱泰，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进了贤良祠。要知道，这“文正”二字是对有功之臣，特别是品节端方的官吏才给予的赞誉，整个大清朝才有八个人得到这样的殊荣。这样的人谁还能说他的仕途不是“春风得意”呢？
不过，从前面那首词里，恐怕很难看出这位大人有什么值得歌咏的政绩，很简单，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只是把六个字彻底理解透了——多磕头，少说话。
清朝有一本书叫做《暝庵二识》，那里边记载了曹振镛自己的“经验总结”——“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清史稿曹振镛传》里对曹振镛的评价是“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要是换个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表现，实际上无非就是一心一意听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不过，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曹大人活生生的例子，叫人想不信服都难。
曹振镛貌似还不是那种“技术保守”之人，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对门生后辈也是积极介绍经验和监督提醒，连本来应该仗义执言、履行监督责任的御史，他也照方抓药，“一视同仁”。
《暝庵杂识》里记载：“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身居高位的曹振镛说话当然是有“威信”的，这些御史听了这样的嘱咐，当然也就“循默守位”，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了。
对于那些“多嘴多说”，动不动就挑朝廷和政策“毛病”的大臣，只要找到他们的奏章里那些很小的疏漏，然后给予“严厉批评”，那么这些“讨厌”的臣子就知道皇上的“厉害”了，也就不敢“瞎说话”了。道光皇帝还真就采纳了这个主意，在奏章上发现个错别字恨不得就要“罚俸降职”，这下好了，大臣们一个个的都开始谨慎起来，直到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不说错话，那就最好不说话”。而他们所上的奏章，当然跟着“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总算有胆子大的说了一句“客观”的话，“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曹振镛倡导的官诀当然会给吏治、世风带来恶劣的影响，但是这样的“混官场”路数，他也不是始作俑者。因为通常情况下，官场上的面孔是都戴着面具的，大家所有的言行往往都是出于利益的权衡。一个诚实的人在官场中遭到的命运，很可能是倒霉，甚至会掉脑袋。
2.官大一级压死人
婚礼上，司仪总是会搞笑地说：第一条，老婆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老婆错了，请参考第一条。将这样的说法套用到中国古代官场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条，上司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上司错了，请参考第一条。
没错，在古代官场，最大的秘诀应该是“服从”，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说到底，就是叫人以服从为第一要义。
《墨子》里有这样的话，“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什么意思呢？领导说对的就一定是对的，领导说错的，那肯定就是错的。上司的地位比你高，当然权力也就比你大。所以，比你高的地位和比你大的权力，必然应该获得比你更多的“尊重”。
而尊重的最简单表达方式就是服从了。要是动不动就敢顶撞上司，给上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你让上司的脸往哪里放啊！于是，官场之人都会心照不宣，对上司的冒犯顶撞，基本上是自毁前程的同义词。
到了清代，官场上甚至已经开始流传这样的做官诀窍：“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本来不得罪人是官场上最好的法宝，但是到了左右为难的时候，就要权衡轻重，先“保”上司不被得罪了。这是因为，得罪了平头百姓，他们是不敢也不能把你怎么样的。得罪了朝廷，假如你的级别不够高，似乎也轮不到被“直接处罚”。可唯独上司是得罪不起的。因为上司可以有事没事的时候和你玩玩“找茬游戏”，明里暗里处处都可以整你，轻了叫你惶惶不可终日，重了就是丢官受罚，身家难保。
所以，做下属的，对巴结奉承上司一定要时刻报有“敬业”态度，甚至为了衬托上司的高明睿智，要有把自己贬低得狗屎不是的勇气。
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描摹了官场上这样的服从与谄媚：“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
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应该是起源于元代，到了明清两朝，依然是积习相沿，于是，官场上的习气就越来越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上司不但可以找茬挑错，对下属进行责难，他的好恶对于下属的升降安危也起着极大的作用。能哄得上司喜欢的下僚，自然就可能升迁得快；而上司看到就觉得“憋气”，那么也就只能说“恭喜你，离下课不远了”。
正是因为这样，整天里保卫着自己官位的下属，自然是“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下属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态度决定一切”。
所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局面就是在这样患得患失中形成的。“凡是上司所拥护的，就是我们拥护的。”而一旦有了不同看法，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打死我也不说”，尽管去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就可以了。
到了清代官场，以“大人所言极是”为口头禅的“应声虫”官员更是比比皆是了。
这里可以从一个英国人的“眼中官场”去再次验证一下清代官员们的“畏上”情况。
英国使者威妥玛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了很多置身中国官场时的见闻。他写道，当时的清政府虽然也是官吏们各司其职，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各抒己见的场面。在总理衙门中，不管外国使臣说了什么话，那些官员们都是首先望向自己的上司，而上司又总是给亲王行“注目礼”，亲王不说话，大臣们就会沉默下去，而亲王一表态，大家又会争先恐后地随声附和起来。
威妥玛有一次到总理衙门去办理事务的时候，只是随便说了句“今天天气不错”，大臣们却随之愕然，不知如何作答。后来负责此事的官员回应了一句之后，其他大臣们才反应过来，于是一起开始“播报”天气情况。
这样不过脑子地随声附和已经成为官场习惯，甚至于流传了一个笑话——有一位官员因为下属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下属连说“是、是”，长官又骂下属混蛋，下属依然是一连串的“是、是”。
当然，下属们也并不是一味地如此白痴，对于上司的意图也知道加以揣摩再去迎合，而在办公过程中，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以一个老幕友的口吻写道：“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其实也就是官场上“紧跟领导”的基本招数罢了。
3.五字真言“不怕难为情”
“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
这句话是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一个叫卜士仁的典史向自己的侄孙传授官场秘诀时说的。卜士仁，不是人。都拿自己不当人了，当然在巴结逢迎上司的时候，不会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和现在网络上的流行语“人至贱则无敌”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了。
尽管是小说里所言，但对上司的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也的确是古代官场之上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
既然官大一级压死人，既然上司决定着你的“政治前途”，那么就像卜士士仁所说的，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那么上司自然是对你另眼相看的。
看看卜士仁的进一步“阐述”：
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
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一旦心中觉得难为情了，那么最好不要做官了，官场的事就想都不要想。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
“不怕难为情”是精神，具体到把“巴结”落实到行动之上，那些“鲜耻”的官员也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前面提到了送妻妾去“当差”。这个意思是不言而喻的了，属于典型的“只要日子过得去，哪怕头上有点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书都写了这样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故事，看来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个候补道为了谋官，于是把自己的妻子送到总督那里去巴结，估计总督也是被这样的“真诚”打动，于是先是“却之不恭”地笑纳，然后又来而不往非礼也，给这个候补道补了实缺。别看这个候补道戴了绿帽子，但是那货真价实的“顶子”却是红的。是喜是忧，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不过，这红顶子也是被人瞧不起的，有人戏称为“肉红”。而和现在的“有点绿”调侃差不多的一副对联，也因此流传下来：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这样的不怕难为情，恐怕在古代官场之上，也是不多见的吧。
除了挖掘自家的资源加以利用，替上司做他不好意思做的事，也是很奏效的方法。因为，很多时候，自己的不怕难为情，就是为了保住上司的面子。
晚清时候，庆亲王之子载振有一次路过天津，大小官员们忙不迭地招待，估计也是按照“系列一条龙”提供的服务，所以，有一个叫做杨翠喜的歌伎就给载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是，官吏不准狎妓的规定毕竟不好明目张胆地违反，于是载振只好恋恋不舍地走了。但是，上司的一言一行是逃不过那些时刻用心的下属的。道员段芝贵不用等候领导吩咐，主动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把杨的“身份证”也很好地处理了一下，颠颠地送到北京，献给了载振。没用多长时间，段芝贵便被破格擢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而其中的奥妙，当然更在于肯为上司担当了。
本来做官的在妓女面前，应该是威风八面的，但是，如果是长官的爱妓，那就需要及时转换角色的意识了。同样是清代，某总督对买来的一名幼妓，宠爱有加。这幼妓倒也不贪心，就是想穿苏州式样的鞋，可是一时间，却找不到卖的。
消息被一个候补县丞知道了，于是赶紧安排人到苏州定做了20双绣鞋，这还不算，还要专门撒上香料，配上珍珠，再用锦盒装好，去献给了这个妓女。
总督回家一看，自己的烦恼被下属解决了，而且还是“超额”完成任务，自然不会没有表示。不久之后，这个还是候补的县丞一下子被提拔成了县令，之后又当上了道员。道员又被叫做“观察”，所以当时的人都把这位大人叫做“绣鞋观察”。
4.沽名钓誉“包装术”
官场如戏场。这句话据说是袁世凯的父亲在信中和儿子交流做官体会时所说。做官如演戏，也得说是官场规则中需要时刻不能忘记的一条秘诀了。
而官场意义上，“表演”的最基本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了。声望的好处，在前面说到“举孝廉”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而做了官的人，对这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是希望继续发扬光大的，因为这样会引起“主管领导”甚至是皇上的注意，对自己官职的“更上一层楼”会有很大帮助。
沽名钓誉最成功的人，应该是西汉的王莽了，不过，从后来的结果看，他也同样是最失败的。王莽从小父亲去世。不过，他的姑姑却是汉成帝时的太后。王莽的父亲兄弟八个，其他人都封了将军、王侯，于是他的那些堂兄弟每天就可以游手好闲、声色犬马的。但是，王莽却为人恭敬、勤奋好学，而且还在外面交游了很多俊杰之士。对自己的母亲和守寡大嫂子，他孝敬有加，对自己的叔伯们也是以礼相待，委曲求全。
他的伯父大司马王凤卧病在床，王莽药到时候都要亲口尝一下，一连几个月不离左右，睡觉时不肯脱衣服。这样，彻底感动了王凤，临死前在皇帝面前推荐，封王莽做了黄门郎，后来又升为射声校尉。
随着王莽对自己声望的经营，推崇和拥戴他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当时的名士都为他讲好话，因此连皇帝都认为他十分贤能。
不断升官的王莽，依然保持着谨慎的行为和谦恭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车马和衣物都用来周济宾客，自己家里却穷得什么都没有，这样努力的结果，就是收罗了很多名士，结交了很多将相公卿和士大夫，在位的官员都推荐他，百姓也到处谈论他，名望和声誉越来越大。
汉成帝时期，王莽因为揭发奸臣的罪行，得到了成帝的夸赞，大司马王根就向皇帝推荐王莽为自己的接班人，不久之后，当时年仅三十八岁的王莽被任命为大司马。
当然，后来的王莽因为篡位，他苦心经营的声望终于还是毁于一旦，沽名钓誉、大奸似忠、外示恭俭、内怀贪毒、窃权篡国……所有的贬义词都用在他的身上。唐代的白居易曾经写了一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样的诗句，可以理解成日久见人心的感慨，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官场上沽名钓誉的表演，真的是可以出神入化。
唐高祖李渊不能算是诗人，但《全唐诗》中却收录了他的一首诗作，诗名叫《嘲苏世长》——“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这几句诗，对于同样是沽名钓誉之人的苏世长，倒也真的很贴切。
诗的前两句虽然是拿苏世长的名字开玩笑，但从整体来看，整首诗也算是对苏世长的盖棺之语了。
苏世长是京兆武功人。诗里提到的郑王是王世充，苏世长曾经担任他的太子太保。李渊剿灭王世充的时候，苏世长和大将豆卢行褒驻守襄阳，李渊因为和他们有点旧交，于是就多次派遣使者劝降，但是这个豆卢行褒总是把使者杀掉来表示自己不肯投降的决心。
等到王世充被平定了，苏世长才与豆卢行褒归顺了唐朝。但是李渊可没有罢休，他杀了豆卢行褒为那些使者报仇，然后转身看向苏世长。苏世长赶紧叩头认错说：“皇上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咱们这些老相识都死得差不多了，你看，就我还活着能够看到你统治下的太平盛世，你要把我也杀了，可就没有什么老相识了啊。”这样的逻辑把李渊气乐了，不但释放了他，还封他为玉山屯监。而李渊这首诗的后两句，也就是说他投降这件事了。
苏世长在精通经史、长于辞令方面还是很有知名度的，不过，在沽名钓誉上，他却栽在了几个部下手里。
唐朝初年，苏世长被委派到了陕州做长史，因为城里有人做违法的事，而又屡禁不止难以破案。于是他自作聪明地想了个办法。他跑到大街上，一边哭一边脱了衣服，然后开始引咎自责，说是自己身为官长，教化不行，惩戒要从自己开始。然后他要几个小吏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后背，本来，他是想用这样的“苦肉计“来感动百姓，但是，那几个小吏恨他的虚伪，故意举鞭猛抽，两三下以后，苏世长就受不了了，大喊着救命，仓皇跑掉。围观的百姓哈哈大笑，都说他诡诈。
而奔跑中的苏世长，心里想的估计会是：“这帮孙子，太坏了。”
5.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典故和诸葛亮有关，想当初，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虽然刘备指望着他大显身手，关羽、张飞等人其实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诸葛亮毕竟只是一个“村夫”，光凭嘴上忽悠，自然不能叫久经沙场的将士们服气。
不过诸葛亮对机遇把握得很好，当上军师以后，他在短时间内就“玩了几把火”，首先是火烧博望坡，把夏侯的胡子给燎了，然后又在新野用火收拾曹仁和曹洪的人马，接下来的那把火更厉害，火烧赤壁让百万曹军惨败。
也就是这几场漂亮战，诸葛亮才奠定了自己在刘备军团中的地位，让那些本来想“拭目以待”的将士们宾服于他。
所以，“诸葛亮上任三把火”，也就被逐渐扩大到官场上，逐渐演化为“新官上任三把火”，并且成为当官的一种模式和规定的动作，似乎不这样做，就不会做官一样。
细究起来的话，上任三把火的动机基本上也就有三个。第一是官场文化的一种惯例，上任的官员往往会给自己一种暗示和预期，觉得自己如果不“烧几把火”，就是等于表示自己没有那“几把刷子”，担心别人会看轻自己。而正因为是惯例，即使下属们也会等着“新官”烧火，不烧似乎不正常。
另外，当官的人都讲究树立个人权威，只有有了威信，以后的工作才好开展。出于这个目的的官员，往往就容易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轰轰烈烈的行为最后会不了了之。所以，基本上“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带来一些贬义，从上到下，都会觉得，烧过去就算完了。
还有一种目的，新官的火还要烧给上司看，既给上司争面子，也是来表现自己，争取获得欣赏。
比如曹魏末年，阮籍被派到东平做官。他到任后，立刻叫人拆除了衙门前的屏障，大搞“无墙化办公”，缩短了官与民的距离。然后开始整治积弊，只用了不到十天，就把地方上的事情理顺了。
不过，第二种情况应该是很主要的因素，因为做官嘛，讲究服众，而服众贵在立威。
战国时，吴王阖闾刚夺得王位，为了建立霸业，开始寻访能统兵征战的将才。这个时候，孙武作为人才被引进了，并且递上了自己的军事著作——十三篇兵法。
吴王看了以后说：写得很好嘛，不过理论还是要联系实际，我给你一些军队你来指挥一下吧。然后，为了难为孙武，吴王居然在宫里找了一百八十个美女，让孙武来操练。
孙武于是把宫女们分做两队，让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担任队长，然后命令人拿着执法用的斧钺站在一边，并且反复重申“一定要服从指挥”的军法。宫女们只是觉得好玩，当然不懂这些和她们有什么关系，一时间哈哈大笑得乱作一团。
孙武说：“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命令，错在我，不怪你们。”然后又开始重复军令，但宫女们仍然在那里笑闹。孙武又说：“现在我重复了这么多遍命令，你们还不听指挥，那就应该是队长的错了。”于是下令将两位队长斩首。
吴王见孙武来真的，急了，叫人对孙武说：“我看出来了，你还真是大将之才，这两妃子就别杀了吧。”想不到孙武断然回绝说：“大王你既然任命我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还是把两个妃子杀了。
这下好了，孙武又任命两队排头的宫女为队长，重新指挥，所有人都做得合乎要求和标准了。孙武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上任首先就严明军令，只是可惜了两个妃子，本来在宫里享受宠爱的她们，稀里糊涂就死在了新官上任的“火”里。而这样的“杀鸡儆猴”的做法，也为后世官场中人所不断效法。就连一向提倡仁政的孔子，当上鲁国司寇七天，便杀了乱政者少正卯。其实也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吧。
6.官官相护不须说
《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记载了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一件事：范仲淹成为参知政事后，命人将官员名簿拿到桌上，开始对每一个官员进行审视，看见那种不称职的，立即一笔将其名字划掉，另选一些人来接任。
富弼在旁边看到这样的情况，便问范仲淹：“丈（富弼平时对范仲淹的尊称）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解释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些不合格官员们随即就被悉数罢免。
这件事表现出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民之心，也看得出他整顿吏治的决心。而对被罢免的官员表现出同情的富弼，多少有点“官官相护”之嫌。然而不仅仅在宋代，在中国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官官相护”始终存在于整个官场，它的产生、发展固然有其历史原因，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富弼之所以会对这么多人被罢官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是从两方面考虑，第一，他认为如此大规模地对官员进行更换，很有可能影响到当地的民生，对立刻接替的官员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担子，如此上任会伴随着巨大的压力；第二，虽然说舍小家为大家这种做法是合乎情理的，但作为都是封建社会中上层的官员们来说，他们这样一个集体中，很容易会对本阶级内的人表现出同情，这种“阶级感情”在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
著名历史小说《水浒传》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杨志负责押送孝敬给蔡京的生辰纲进京，不料路上却被吴用等人设计盗取。朝廷得知此事后，立即将限期破案的文书下发到了当地，当地的知府很是担心，忧心忡忡地对负责缉捕的何涛说道：“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
这样的一番话可谓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难看出在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后，平民子弟虽然有机会进入官场，但往往都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刻苦艰辛，有时候甚至还要看运气，运气不好，再努力也没用。即使是对于决心整顿吏治的范仲淹来说，他也是靠着不懈的努力和“画粥断齑”的艰苦精神一步步走到这个位子上来的。因此，这位当地的知府对自己面临的境地是很苦恼的，一旦无法缉捕到盗贼，很有可能被免官，自己多年的辛苦就白费了，甚至很有可能因此受到罪责。
在古代的刑罚当中，有一条叫做“官当”，这种起源于《晋律》的惩罚实际上就是靠剥夺官员的官职、爵位来当做一种惩罚，以此来抵罪。这种惩罚措施到了南朝陈代正式有了“官当”的名称。
如果犯了公罪，可以在原来位子上多当一年。若是五品以上的官员犯了罪，可以当徒二年，而九品以上的官员犯了罪的话，可以当徒一年。如果自己的官职品级不够当罪的话，还可以当历任的官品。而如果现任的官职品级当完罪还有剩余的话，就不用罢免他的官了，交一些罚金赎罪就可以了。但如果是所有的官职品级都不够当罪的话，不仅仅要被罢官，剩余的罪也要靠交钱进行赎罪，这样可以免于刑罚。
由此可见官员们相互之间的“官官相护”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官场上的潜规则，除非存在仇恨，不然一般执法的官员都会对犯了罪的官员想方设法减罪。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酷吏，如张汤、来俊臣，但是他们的“严酷”并不是针对百姓，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并不是热衷于以权压人这类下作勾当，他们更多的是针对自己的同类，昔日的朋友、同僚都会被他们置于死地。所以他们成了官场中为其他人所不容的“异类”，下场并不会太好。
然而一旦顺从于“官官相护”的潜规则，那么为官者终究会有违公正。想做一个清官的话，必须不包容、不偏袒自己的同类，“官官相护”则是与之背道而驰。那么至此，这些官员也就和“清官”这种称呼说再见了。
7.笑口常开藏利剑
中国的官场虽然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但是如果在表面看起来，却都是一副道貌岸然、谦谦君子的模样，如果说在更早时候，还有大臣在朝堂之上互相指责争辩，那么越是到了后来，官员们越是习惯于蒙上一层和气、谦让、互爱、脉脉温情的面纱，表现出来的都是高尚的道德操守和正义情怀。不过，这并不影响私下里的心狠手辣。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也成了官员们惯常的伎俩，笑脸作为官场上的润滑剂和通行证，但一团和气、满面春风的后面，是为了麻痹对手、消除他们的戒心，而一旦找准机会，就会趁其不备、暗中下手，置之死地而后快。
而在官场“打拼”，如果疏忽了对手笑容背后的玄机，下场往往就是被“打”得措手不及、人仰马翻。
《新唐书·奸臣传》中，李义府排名第二，在官场上，他就是一个“笑里藏刀”的典型人物。
李义府出身寒族，但是他用心读书，文章写得不错，并且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在唐太宗的时候，李义府在科举考试中被录用，做了一个小官。并且因为写了一篇称颂皇室人员的文章，得到了太子李治的欣赏。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就给自己宠爱的李义府升了官，从此，李义府就保持着脸上的笑容，侍奉在高宗左右。而等到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时，又是李义府跳出来极力赞同，因此而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参加政事，成为中书省的长官，从此开始飞黄腾达。
尽管李义府待人温和谦恭，和别人说话时，脸上总是微笑着，但其实他心理十分偏狭阴险，对于冒犯了他的人，或者对他不顺从的，往往会加以毒辣的迫害，所以，大臣们对他都十分畏惧，背后里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笑中刀。
有一次，李义府听说在大理寺监狱里有一个犯了死罪的女囚，长得很好看，于是起了色心。他不顾国法纲常，指使一个亲信狱官设法把这个女犯人偷偷地弄了出来，送到了自己的家里。
大理寺的主管官员发现这件事后，认为十分不妥，于是找到高宗“汇报情况”，李义府知道事情败露，就找到那个狱官，对他说：你看，事情被发现了，你肯定是躲不过责任的，就没必要连累我了吧。狱官知道自己肯定是逃不过一死了，于是就上吊自杀了，这样一来，能够“指证”李义府的人就没有了。
侍御史王义方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真正作奸枉法的人是李义府，于是向高宗“检举揭发”说，李义府才是此案的主谋，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但是，高宗觉得这么“和善”的李义府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但不问他的罪，反而觉得王义方胡乱“咬人”，把他贬到地方上去当小官。
退朝以后，李义府丝毫没有“做贼心虚”的表现，反而走到王义方身边，笑眯眯地对他说：“王御史啊，我也没招惹你啊，你想扳倒我，不觉得惭愧吗？”
这件事摆平以后，李义府作奸枉法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依旧笑眯眯地笼络心腹，培植亲信，自己一副清廉为官的模样，却让自己的亲属向别人勒索钱财，包打官司，以致许多人上他家送钱财，求他办各种非法的事。
有一天，他到皇帝书房里去请示工作，无意中看到了一份尚未公布的官员任职名单，就动了一个心思，把上面的人名都记了下来。
他想到了一个索取钱财的好机会。回家后，李义府叫儿子把名单上有的人叫来，私下对他说：“你一直想当官是吧？我可没少为你的事操心，现在事情办好了，诏书几天之内就可以发下来了！”别人听到这样的“内部消息”，当然觉得是他帮忙的结果，就赶紧送了七百贯钱来表示感谢。父子二人如法炮制，狠狠地捞了一笔。
不过，李义府也栽在了这件事上，因为消息走漏，反对李义府的大臣又开始弹劾李义府贪赃枉法，泄露朝廷机密。皇帝这次也生气了，心想：“这是我给臣子们的恩宠，你小子拿去卖钱。太不厚道了！”于是下诏将他父子流放锡州，又过了几年，李义府在外地忧郁而死。
人们用“笑里藏刀”来比喻表面和善、内心非常阴险狠毒的人，尽管李义府的作为为人所不齿，但官场之上，前仆后继者似乎并没有减少，因为大家都在想“适者生存”。
8.嫉贤妒能下死手
《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看看古代官场上的斗争，却和这样的描述大相径庭。为了自己的地位，对于政敌和比自己强的人，往往人性会变得扭曲，迫害和压制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秦国丞相李斯有一个著名的同学——韩非。李斯在秦为相，很是荣光。而韩非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虽然不善言辞，但是笔头子厉害，写下了诸如《孤愤》、《五蠹》等很多举世名篇。
韩非也是不甘被埋没的人，当时他所在的韩国国力衰弱，看到李斯任用贤人，就也跑到那里，给秦始皇写了一封信推荐自己。秦始皇也知道韩非的大名，但是随着国家的强盛，有点拿架子的意思，于是想先考验韩非一下，就没有立刻安排接见。
这就给了李斯机会，他太知道韩非的本事了，想到韩非来了以后，自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地位可就岌岌可危了。
于是，他找了个机会对秦始皇说：“这个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而大王您的志向是统一全国，将来我们要进攻韩国的时候，他能不吃里爬外吗！这可都是人之常情啊，现在韩非来到秦国，您用他不放心，可是不用他吧，他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了解了那么多咱们的情况，这可是后患啊！”
秦始皇当时觉得挺有道理的，于是干脆就安排李斯处理这件事。于是，李斯就派人给韩非送了一包毒药，叫韩非自杀了。后来，秦始皇明白过来了，你李斯也不是我们秦国人啊，不也给我效力呢吗！于是赶紧去赦免韩非，但终究晚了一步。
李斯与韩非在一起读书的时候，估计也是交情不错的。但是，当官场上的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李斯就要杀之而后快了。这也是官场上的残酷吧，不过李斯自己最后的下场也差不多，因为挡了赵高“进步”的路，最后也被陷害死了。
官场上嫉贤妒能的争斗一代一代都难免重演，都是源自权力的争夺。李斯毕竟还有政绩可以说说，但比如李林甫、贾似道之流，那就完全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专心忙于内斗，排斥异己。
李林甫正式当上宰相的时候，朝廷里还有另外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一位是侍中裴耀卿，这两个人都是有名的贤臣，敢于当面直言进谏。所以，靠拍马上来的李林甫与他们同列，总觉得有点相形见绌，心里发虚。
但李林甫可没打算“追学赶帮超”，因为他知道才能上很难与张九龄、裴耀卿展开“公平竞争”，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暗地里“放冷箭”，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
唐玄宗开始的时候也算励精图治，但渐渐开始志得意满，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了。张、裴两位宰相当然不愿意看着皇帝懒散堕落下去，于是经常当面进谏，估计说话也很直来直去，玄宗就有些不爱听。但是再看李林甫就“感觉好极了”，因为他总是唯唯诺诺，一切都顺着皇帝的心意办事。
李林甫的秘诀就是经常给玄宗身边的太监送礼，这样皇帝的一举一动和真实想法他都能及时掌握。然后自己抢先替皇上“张罗”，自然很讨玄宗的欢心。
自己的地位稳固，李林甫并不甘心，他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机会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张、裴两位宰相。
唐玄宗想要下诏废掉太子瑛的时候，张九龄坚决反对，使玄宗很不高兴。而李林甫在朝廷上便显出很中立的样子，然后在背后议论说：“废不废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根本就不应该瞎掺和。”
不久，李林甫的亲信，户部侍郎萧炅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很不高兴，就向张九龄反映他不学无术，结果，萧炅被贬出了京城。
李林甫于是怨恨严挺之，利用他的一次错误，坚决要求严办。然后，当张九龄出面说情的时候，李林甫向玄宗反映说张九龄在拉帮结派，使张九龄和裴耀卿都被降职，而自己坐上了中书令。
但是张九龄在京城里，李林甫总觉得是个“隐患”。很巧的是，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惹怒了玄宗，被杖责打死。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李林甫的阴谋终于一步一步得逞了。
9.争富斗豪“大折腾”
在春秋时期，管仲和晏婴这两个著名的贤能之才先后成为了齐国的宰相。尽管在政治才能上，两个人都很有名，但是他们俩的生活作风却实在有点南辕北辙——管仲喜欢“摆谱”，而晏婴又经常显得寒酸。
孔子曾经对管仲的奢侈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管仲镂簋而朱，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管仲吃饭的碗都雕刻那么好看的花纹，穿戴打扮还系着红色的帽子带，然后你家里的房子盖得那么高，房梁也是装饰得那么华丽，那你让天子怎么办啊！
这些器物的规格，按照孔子制定的“礼”，都应该是天子才能够用的，管仲虽然是位极人臣的宰相，但是毕竟不能和天子相比，所以，孔子认为这样的奢侈是僭越礼法的，“难为上也”，就是说你把天子挤兑了，人家要比你高，怎么高啊！如果仍然用旧有的规格，那显不出天子的高贵，但是再和你攀比，礼制的规范整个就乱了。这样看来，官场的等级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按照孔子的道理，话还要说回来。齐国后来的宰相晏婴，就是一个十分简朴的人，他日子过得不铺张，天子不会觉得不好办了，但孔子的学生们却依然不答应，开始激烈地反对。
曾子和有若两个人曾经专门探讨这个问题。曾子说，晏子这么做，应该是懂得礼法的大臣吧。有若就不爱听了，立即反驳说：这小子根本不懂得礼法！你看看他，一件皮袄穿了三十年；他父亲死后举行葬礼，按照他的级别，可以派五辆车去坟墓，并举行隆重的仪式。但是他只派了一辆车去坟墓，而且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就返回了。那他这么做，你说下面的人怎么办啊！他倒是不“逼上”了，可他“逼下”。
这么说的道理似乎也行得通，晏婴一件皮袄穿三十年，那么，比他官职小的人，就得穿上四十年了。晏婴用一辆车就简单地安葬了父亲，那些地位更低的臣子们，难道就不用车了吗？所以说，晏婴的简朴过分了，打破了等级秩序的规矩，也就是说，在等级制社会中，官场上的高官想自行降低生活待遇，过一下俭朴生活，也是不被礼法所允许的。
韩非也曾经提到了楚国的宰相孙叔敖，他的生活也是极端俭朴，以至于都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了。但是，这样做违背了“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许多清正廉洁的官员大臣都会提倡节俭，他们反对官员过奢侈的生活。但是他们所谓的节俭是一种狭隘的观念，他们认为超越自己身份的享受就是奢侈，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话，再怎样开销巨大也不算奢侈，甚至是一种必需的。
相反，不奢侈，节俭，与钟鸣鼎食的地位身份不相符合的俭朴却不合官场伦理和规矩，是破坏官场等级秩序和政治生态的做法，是受到谴责批评的。
因此，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是止不住的，而有了这礼法的“借口”，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屈从于贪图“奢侈享受”的人性弱点，打着维护官等级秩序的口号，开始理直气壮地奢侈。
宋朝的宰相蔡京，他的奢侈就可以进入“史上最强”的排名了。蔡京当宰相的第二年，为了讨皇帝欢心，大兴土木为宋徽宗建宫殿苑囿，单单一项“花石纲”就搞得很多百姓倾家荡产，当然，蔡京顺便也赚了个钵满盆满。
就从饮食上看蔡京的奢侈，就足以叫人震惊了。平时，蔡京喜欢吃鹌鹑羹，这一顿饭的羹，就要用几百只鹌鹑。还有一种食品叫做“黄雀酥”，蔡京很喜欢吃，于是，下人们专门腾出来三大间厅房储存这些食物，估计就是猪八戒的饭量，也得吃上个几年了。
其实，官场的奢华早就已经演变为一种实力和势力的象征，北魏时的元琛，他家里打了一口水井，井口的护栏都是用玉石做成的，而井绳和吊罐又都是用黄金做成，这样的奢靡恐怕是世人难以想象的了。
官场斗富最有名的“段子”，是西晋石崇与王恺比阔。王恺得了一株皇帝送的珊瑚，于是请来石崇炫耀。谁知道，石崇顺手拿起铁如意，噼里啪啦就砸碎了珊瑚树，然后对目瞪口呆的王恺说，这样的东西，我家里有的是，你去挑一株吧。
不过，这些奢华并不能长久，争豪斗富的主角们，和他们的财富一起，最后都毁灭在颠覆政权的战祸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