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爸爸出生在班浦尔，印度北部一个熙熙攘攘的小村庄。家里有三个儿子，他是长子。回忆起在老家的那六年时光，他总是面带微笑。他会变得目光呆滞，然后温柔地点着头，躲藏在自己童年的港湾里，沉浸在那段宝贵的记忆之中。随后，他的脸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笼罩着，因为那个诗情画意的家乡，那个完美无缺的家庭已经变得遥远，成了过去。
他不记得他的妈妈后来的行为变得很古怪。
“不可能，”当他的弟弟提到妈妈会自言自语而且行为不正常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她只是遇到了一个母亲该有的压力。”
爸爸6岁时，他的父亲决定举家坐船去英国。表面上是想要让儿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改变帮助自己的妻子回归正常。我的爷爷曾在英国留学，是印度一个杰出又富有的国大党律师及顾问的儿子，印度前总理尼赫鲁都曾去过他们家做客。
我的爷爷努力在英国争取到了一份工作，随后便召唤他的妻子和儿子们跟随他一同前往。于是，1937年，爸爸，爸爸的妈妈和他的弟弟们登上了前往孟买口岸的破旧老火车，开始为期六周的旅行。虽然爸爸那时候只有6岁，但有些画面还是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记忆里：马耳他海湾湛蓝的海水，比斯开湾随处可见的救生艇以及到达英国时，欢迎他们的五颜六色的彩旗。
“看！Maataaji！看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他兴奋地用印地语嚷着，指着那些彩旗，丝毫没有注意到乔治六世的加冕礼，甚至连乔治六世是谁也不知道。
他们一家人住在伦敦南部的卡特福德，因为我的爷爷在这个地方行医。一到新家，爸爸就兴高采烈地从楼梯上跑下去，一头撞在一个年轻的英国女士身上，她是爷爷请来的家教。他用印地语跟她说话，但这个女士为什么不回答他的问题呢？只是说出一些奇怪的话，而且这些话语没有任何意思。他又走进厕所，困惑地盯着马桶，拉了拉冲水把，被突然冲出来的水吓了一跳。习以为常的生活就这样消失了，他沉思着。
不久，二战爆发了，我的爷爷被召进印度军队的医疗队。他坚信离开伦敦会更安全，于是举家搬到了贝辛斯托克。但在那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爸爸的妈妈也因压力太大而崩溃了。有一天，一枚炸弹在他们房子旁边的教堂里爆炸了，她惊慌失措地叫喊着，并让孩子们戴上成人防毒面具。爸爸回忆起这天时，总是闭着眼睛，用手把脸揉成一团，好像这样就能终止这段记忆似的。直到现在，每次开香槟时他都会离开。他会在暴风雨的天气里戴上耳塞，一个气球爆破都能让他像个被吓坏的小孩一样缩在椅子上。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觉得爸爸害怕气球这件事很滑稽，于是总是用气球捉弄他。
也许是那次爆炸，成为压垮奶奶的最后一根稻草。1943年一个周日的早上，爸爸醒来时发现他的妈妈行为有些疯癫，大喊大叫着，说着一些不成句子的话。他害怕了起来，出门寻求一个认识的当地牙医的帮助。各种医生和一些看起来是大人物的人来到家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爸爸的妈妈精神失常了。
爸爸和他的两个弟弟绝望地看着他们的妈妈以疯子的身份被带进精神病院，不久就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社会福利机构带走了这三个小男孩，把他们送进了最近的孤儿院。他到现在都还能清楚地记得在孤儿院的第一晚，那个他称为人间地狱的地方。12岁的他躺着，看着宿舍黑色的天花板，极力让自己不被周围的啜泣声影响。妈妈的眼神和她叫嚷的声音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感觉自己在下沉，好像在一望无际的海里，周围没有救生艇，也没有任何坚硬的物品可以依靠，就这样被未知的未来淹没。他和弟弟们会怎么样呢？还能再见到妈妈吗？妈妈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她会表现得这么奇怪？
有一天，他在孤儿院的一个橱柜里找到了一些破旧的皮面书。他取出一本打开第一页，书中的词句带他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让他远离了支离破碎的现实。他把这些书读了一遍又一遍，书就是他在地狱中的天堂，只有躲在书里才有安全感。
哈丁夫人与爸爸家住在同一条街上。她的丈夫在海外工作，家里只有她和她的小女儿。偶尔她也能看见在这个街区走动的印度家庭。当她听到消息说这三个小男孩进了孤儿院后，便立即前去探望。刚踏进这个过度拥挤的房子时，她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她扫视着整间房子，试图在一堆白人小孩里找到那些深色皮肤的男孩。她看见了我的爸爸，那时他正盘着腿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手里抓着一本书，两个弟弟紧紧地挨着他。哈丁夫人的心一下子就被他们那讨人喜爱的棕色大眼睛融化了。那一刻，她发誓一定要带他们回家，让他们被爱包围，把他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于是在艰苦的战争期间，她收养了这三个男孩。
以后，爸爸更加沉浸在书里。阅读成了他的爱好与避难所，书籍能帮助他与现实抗争，让他逃离混乱又短暂的童年。
1945年战争结束后，我的爷爷决定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回印度继承家产。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他把爸爸留在了英国，跟哈丁夫人一起，让他能继续完成学业，像爷爷那样成为一个医生。他最小的儿子也将成为医生，而二儿子沙姆，将会在印度参军。于是，三个儿子都努力地按照规划好的人生轨道不断奋斗。三年后，爷爷和他的妻子以及最小的儿子回到英国，他在伦敦老肯特街继续行医，而他的妻子，则不停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爸爸22岁时，他的妈妈因为肺结核去世了。没有人告诉他妈妈离世的消息，因为他自己正在医院里与类似母亲当年一样的疾病抗争着。一年后他出院了，才知道母亲已经离世。
爸爸在少年时就有一些精神疾病，虽然我不知道是怎样的症状。后来他被诊断为患有分裂情感性障碍、躁郁症和抑郁症。因为母亲的缘故，她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萨马成了加拿大德高望重的精神病学教授。他的研究所正在研究环境暴露是如何在基因上“绘图”和“上色”的，并得出结论：情感和物理诱因能够一同对遗传印记产生影响，它们可以影响任何一个个体基因的表达。
我经常问自己，爸爸的心理抗争是从他妈妈那儿遗传下来的还是童年阴影产生的创伤，因为这个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哥哥。
爸爸最终还是完成了他的学医生涯并成为一名医生。不管是什么病，他的建议都是“吃一片阿司匹林，睡一觉就好了”，而我们这几个孩子都觉得这样的答复简直滑稽极了。
值得庆幸的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他做了一件对抗印度传统的事：爸爸无视了他父亲的期望，放弃自己的行医生涯，转而攻读神经生理学博士。
每当爸爸谈起他的研究时，整个人都变得兴致勃勃的，眼睛里发着光。他兴奋地告诉我们神经元如何传递信息，每个神经脉冲携带着一小部分有用的信息，这股美妙的信息流又是如何畅通无阻地从一个媒介传递到另一个媒介的。每到这些时刻，他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短暂地从悲伤和遗憾中走出来。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看到那个神秘的、热情洋溢的拉尔博士。
当爸爸专注于一件事时，他会变得很滑稽。每次他给我们讲他最爱的笑话时，自己都会先笑得前俯后仰。他往往是这么开头的：“你们听过健忘教授那个笑话吗？”
“听过了，爸爸！”我们不耐烦地齐声回答。然而他从来不管我们，只顾着继续讲。
“是这样的，那个教授一边走一边想着工作上的事，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忘记了回家的路。于是他停下来向一个在路边玩耍的小女孩问路。”
“你好，小姑娘。”爸爸用健忘教授的声音说道，“你知道怎么去康斯坦丁街115号吗？”
“小女孩回答道：‘你太好笑了！爸爸！’”
每次讲到这里，爸爸都会笑到岔气，我们看着他，也跟着哄然大笑起来。
我们家里堆满了爸爸的书，任何可以想到的角落和缝隙里都有书。一般情况下书都是水平排列的，只有在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它们才会被垂直地堆叠，这让妈妈很苦恼。有一次我们出门度假两周，爸爸带了二十二本书并且全部看完了。我永远无法理解他是怎么做到的，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记得所有自己看过的书里的细节。
每当爸爸变得沮丧时，我都可以察觉到。他会坐在那张舒适的棕色扶手椅上，而椅子因为常年承受他的重量已经有些变形。他的膝盖上没有书，就那么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说过，我不记得他第一次精神崩溃的样子，但成年后回溯起这段往事时，我发现它或多或少都对我们有些影响。我总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阻挡着自己，就好像是一段我无法触碰的记忆。当我到了30岁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刚会走路时的一些画面涌现了出来。特别是有一幕，我从门缝里看见爸爸坐在医院病房的角落里，紧闭着双眼，身体不停地前后摆动。我想走进去抱住他，却被迅速带走了。我在想，这是一段真实的记忆吗？
到了10岁以后，我的记忆就变得清晰了。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带着我去精神病医院看望爸爸。我很紧张，不想要任何人知道我的爸爸在“疯人院”。好在医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冷冰冰并且充满消毒水的气味，但这种感觉还是很奇怪。我环顾四周，想着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疯子……不，我爸爸不是。
他们拿走了他所有的剃须刀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爸爸对这点很不满意，因为他不喜欢电动剃须刀。当时的我只知道爸爸在医院，我们要去看他，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日记里草草地写下：
爸爸很伤心。我讨厌他变得伤心，因为他伤心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安静，我总觉得这是我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