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啊，起来了！”大年初一清早，母亲唤着我的名，催我起床。我呢，也不像平时那般推睡不起，一骨碌爬了起来，双手还揉着眼，母亲已经将簇新的花棉袄往我身上套了。
不只是孩子眼巴巴盼着过年，其实大人们也是满心欢喜，别看他们嘴上不说，但一看他们办年货的劲头就知道荡漾在心头的那份快活了。早早的三四家就合伙舂糍粑，这是我们那最平常的习俗，忙活了一年，成效就在这年上，置办怎样，无形中告诉别人你家的经济状况，因而打糍粑夸富显示实力的事是最寻常的，对了，我们那做糍粑是用“打”字的，正如时下最流行的词“打工”一样。每到这时候，就老听到母亲向父亲唠叨：大路口的王家打了八十斤，可梨树弯的孙家不服，竟整整打了一百二十斤，足足比王家多了四十斤。我们家并未参与赛富的行列，但母亲关心这场“赛事”的劲头不亚于任何人，她甚至可以知道周边任何一家打糍粑的数量。
我自小就不喜欢那糯米泡蒸后舂压成圆形的玩意，我关心的是我的花棉袄。过年要穿新衣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即使在家里经济状况十分艰难的日子，母亲也不会忘记在大年初一给我套上新衣服。记得有几年家道艰难，母亲实在没有能力给我做新棉衣，还是想尽办法给我做了新罩衣，套在又短又小的老棉衣上，高兴是我的，安慰是母亲的。
母亲是很循旧的人，样样事要讲规矩，连给我做新衣也是这样。夏末收棉花时就赶乡场买好棉花，刚收的新棉雪白柔软，把手插在里面非常惬意，母亲就会说：别闹啊，这可是给你做新棉衣的。我并不因是给我做新衣就会放弃这难得的好玩具，在揉搓挤压过后，便又一朵朵扯下，放在嘴边轻轻吹着，房子里便弥漫着雪花了。直到母亲板下面孔，扬起了巴掌，我才怏怏离开。
秋末的季节，西风一日盖过一日，该做冬衣了。母亲从大木柜里抱出一只小的木箱，是很小的那一种，约莫一尺来长，高不过两本《辞海》的厚度，是藏宝箱吧？我猛地扑过去，脑子里充满了奇异的幻想。母亲扒开我不安分的双手，小心打开箱盖，原来里面除了乱七八糟的票证，什么也没有，早知道我才不会那么上心哩。
花布是扯回来了，给我做衣却不问我的意见，不过就算真问我，我也没意见，其时，我还梳着两根朝天的翘翘辫，围着一绣着小鸭子的白兜兜。嘿嘿，我还小嘛。大红大绿的花布，很传统很民族很耀眼很喜庆，小棉袄小棉裤就这样摆在床头上。
说母亲讲规矩，主要就体现在此时了。雪花飘起来了，外婆给我做的棉鞋早上了脚，可身上仍是穿着上年的老棉袄，又短又小，紧紧箍在我正生长着的身体。父亲说：不是新做了吗？给她换上吧？“那怎么行！那可是过年才能穿的！”母亲的权威毋容置疑，也许正因为此，过年才让我倍觉神圣而温馨吧？
岁月嬗递，花棉袄早已如沉船上的彩旗，被时间的流水浸淫得千疮百孔，而对于过年的记忆也只剩下支离破碎的残片。如今过年，不仅没有了儿时的那种期盼，反而生出一丝浅浅的幽愁，坐在清冷的书房，窗外万家灯火，耳畔鞭炮齐鸣，心戚戚而不知所之，此时此世，如我般者，尚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