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品中的克隆改造
文∕马丁
《双子杀手》
·科幻片
·克隆人
·未来
2020年已经到来。我们失望地发现，在电影《银翼杀手》中设想的2019年的科幻场景并没有实现：没有汽车在天空里飞；楼宇间霓虹广告和80年代仍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巷子里也没有生化人在东躲西藏。而且，就全球电影行业来说，这一年甚至连科幻电影的产量都变少了。但也就是在2019年，轰动一时、引起无数争议的新生婴儿基因编辑的新闻事件，却在现实中营造出一种实实在在的科幻感。
《双子杀手》
回顾2019年这一年上映的科幻电影，基本上都乏善可陈。年末的最后一部大作，李安的《双子杀手》一开始备受瞩目，最后却惨遭滑铁卢。电影讲述了一个老年的特工，遭到自己年轻的克隆体追杀的故事。
李安对视听语言有些一种特珠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面对被CG技术教育了三十年的当代观众已经基本无效了。更何况电影在视觉技术上的创新也无法令观众们对这个让他们觉得“有些老掉牙”的故事感到满意。这部电影的剧本写于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和《兵人》《第六日》是同时代的作品，也是同样题材的作品。后来执导了几部《生化危机》的保罗·安德森的《兵人》在1998年上映，讲述了一个被弃用的基因改造的超级战士被抛弃到一颗垃圾星球上，在那里生活在一群真实的人们中间，努力寻找自我的故事。由施瓦辛格主演的《第六日》里描绘了一个克隆人与他的本体相见，合作保护他们家庭，并挫败了反派的阴谋的故事。二十多年过去了，《双子杀手》的剧本没有变，只不过观众们的认知和审美并未停留在那个年代。
科幻电影
这部电影在视觉技术上的成果自不必多说。由于其故事并没有太多新颖之处，所以可以想象：在影片上映之前，仅针对其故事梗概，有一大批写影评的人已经提前备好了稿子，提纲中一定有不少“自我”，“自我认同”“自我对抗”之类的关键词。还有一些常用的格言，可以用加粗字体标明，以供正式行文时采用。如“当你凝视深渊时”，或“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云云。
这套说辞虽然老套，不过用来描述这部电影也不算太离题。在大众文化领域里，近年来已经很少有什么新的故事题材和创意了。虚构作品的创作者们长期致力于把旧故事放到不同的新环境里去，放到不同的新人物身上。好莱坞的下一个十年里最保险的生意，就是把20世纪90年代黄金时期的电影的主人公改为有色人种、LGBT人士，或者青少年，然后再拍一遍。
《双子杀手》算是一部科幻片，因为里面涉及了基因技术。科幻电影通常是有一些科学或技术的概念作为其背景设定，但它要讲的其实还是在这个背景下人的故事。做不到这一点的，很难说是一部好的科幻电影。
也有一些纯粹为了再现技术细节而制作的科幻电影，但那些并不是科幻电影的主流，1971年上映的《人间大浩劫》就代表了那个年代电影观众趣味的一个特征——这部电影充满了对技术细节的热情。对几个主人公进入地下实验室时的消毒过程，以及检测外星生命体的实验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如果把它与其在2008年上映的翻拍版（译名为《天外来菌》）相比，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观众趣味的变迁。后者在叙述上平庸地遵循着好莱坞电影产业几十年摸索出来的一套标准的结构方法，同时把情节的焦点放到了科学家和政客的矛盾冲突上面去了。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媒体越来越发达，内容生产的产能也越来越高，使得当今世界的文化产品的产出大得惊人，远非整个欧洲只读一部《堂吉诃德》的中世纪可比了。为了培养出相应的消费市场，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方式、消费行为及消费文化就被渐渐创造出来。文化产品越来越成为一种快消品。如果一部电影没有让观众非常熟悉以便其快速代入的情节范式，也不塑造可以让观众或认同或反感的人物，甚至其叙述结构也不符合九十分钟内观影人群注意力波动曲线，那这部电影要么不会被拍出来，要么也是一部小众的独立电影。
这就是经典科幻小说《与拉玛相会》就很难被拍成一部好电影的原因。尽管《与拉玛相会》非常优秀，有着冷峻而优雅的叙述。但最与今天观众口味不一致的地方是：其故事的主人公是“与拉玛相会”这一事件，而不是哪一个英雄宇航员。但是科幻文学与纯文学不同的地方之一就在于，科幻文学的读者是乐于接受一部作品只写事件，只写名物（例如一种技术，一个基于科学事实的构想）的。而科幻电影的情况则有些许不同。因为科幻电影生产成本极高，且制片公司才是风险的承受者，所以产业决定了科幻电影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其受众群体，所以，在科幻电影里，有好的伦理观念、情感表达和情节这些更普适的要素就变得很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科幻电影因此有了一种人文性。
科幻电影的人文性，一般被认为表现为一种批判性，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双重批判。这里所说的“批判性”是指其哲学上的意义，大意即审视和反思的视角。科幻是批判性的，这个说法的一个意思就是，当一个创作者在构思一个未来的世界时，他其实是在有意把现实里有他认为不好的地方、有问题的地方，在虚构的未来世界里加以优化。由此可见，如果一种文化环境警惕任何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那这种文化里是没办法产生有质量的科幻作品的——当然了，我说的是“星际迷航”里的博格人。
科幻电影是批判性的，这种说法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几乎所有的科幻电影都或多或少有“反乌托邦”色彩。科幻电影毕竟属于艺术作品，其创作者多数也是受过人文学科的训练和熏陶的。所以纵观整个科幻电影的历史，会发现，科幻电影实质上很少是前沿科技的倡导者，而更多的是对技术风险的一种伦理上的排异反应——这就是一种人文主义视角。
如果你看过大量不同题材的科幻电影，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基因和生物科学题材的电影，往往都会更悲观一些。这部分影片常常还被划分在惊悚/恐怖分类里面。影片中生物技术的应用结果也常常是令人恐惧的。
人们为什么会对生物技术感到恐惧？
人类的异化恐惧
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基因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赋予人改变外部世界的能力，它可能还会使人具有改变自身的能力。改变人自身的生物形态，改变人的身体。号称具有灵性的人类，对自己这身臭皮囊可是非常关注的。这一点从满大街的健身机构就可以看出来。究其根本，是因为对身体的认识就是存在，对身体的控制就是对人的存在的控制。身体改变了，人的存在就被彻底消解了。
在这一类电影作品中，创作者利用了大量自然主义的化妆技术，来渲染人的生物形态被扭曲后的恐怖状态，以此来撩拨观众的一种恐惧感：对自身被过度使用的科技消解、异化的恐惧。
一系列“变蝇人”电影中的首部，1958年版的《变蝇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实验室事故，导致其基因和苍蝇的基因以某种方式“混合”在了一起，从而使得他的生物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银幕上布满了肉质的结块、黏液和血浆。“变蝇人”成为颇受观众喜爱的题材，在制作了几部续集之后，1986年又对这个版本进行了翻拍。可见人们是多么享受这种惊悚的刺激。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人类对自身的形态被改变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恐惧感。1982年的《怪形》和2011年的《怪形前传》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外星的生物基因破坏了人类的基因，从而使故事里的大部分人物迅速转化成了由各种肢体和器官随意拼接而成的怪物。
夸张一点儿说，“变异”已经成了现代大众文化产品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关于变异、变形的故事自古有之，如欧洲的《十日谈》和中国古代的各种志怪笔记中，都有类似的人变成牲畜、或者鬼怪的故事。个人认为，关于变异最荒诞的描写，莫过于卡夫卡的《变形记》。我相信后世诸多变异故事，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卡夫卡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在现代主义语境下，人对异化的直观体认。只不过在大众文化产品里，这种体认更多地被表现为一种伦理上的恐慌。
变异的结果就是异于人，成为非人。这些故事里那些基因不再完美的角色形象，他们都从人转变为了怪物，也就是非人。我们在物种本能的深处，最害怕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到了那一天，渐渐地，一个器官一个器官地异化了，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物种灭绝的黑色大门就敞开了。
不过，这种伦理上的恐慌近几年渐渐不再是主流了。一是因为搞电影的也学会了看科普书，所以他们的担忧和质疑也变得靠谱一些了。二是因为人们发现，就算偶尔有一两个不顾一切的科学狂人，但技术的发展方向整体上还是要符合经济规律的，而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是不会支持和鼓励实验室里的书呆子制造出在市场上卖不掉的产品的。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需求：“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收集双翅目六足亚门节肢动物标本，所以，请把苍蝇的基因和我儿子的融合在一起吧”，也不会有人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付钱，所以也不会有哪个弗兰肯斯坦会去做这样的工作。
有经济驱动的是这样的需求：要是我儿子的智商生下来就是别人的两倍，各种病毒核酸和基因突变全部为阴性，视力高于5.2，身高锁定180，轻松活过500年那就太好了，毕竟他是帝国花圃的未来继承人——相信我，有为数不少的人有这样的需求，他们愿意为这样的需求付钱，而且，他们还付得起。
这就是基因技术的另一个伦理恐慌的源头了。
基因技术的应用使社会崩坏？
1997年的电影《千钧一发》设想了一个人们可以通过基因技术，对自身进行遗传学上的优化的时代。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未被优化的人，他在这个未来主义风格的优化人社会中过得并不顺利，于是开始用欺诈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部电影体现了人们对待基因技术的不安的根源——优生学。
优生学，尤其是积极优生学，主张人们通过一切可行的技术手段，对繁殖的过程和质量进行控制，以期提升人口素质。在纳粹统治的时代，这种技术手段还可能仅限于对纯种雅利安男人进行严格筛选。而在生物科技取得更大进展的今天，持这种观念的人能做到的就更多了。基因技术+优生学，好像是一个看上去很有前途的组合：如果未来人们对遗传基因有更深更全面的知识、有更安全的技术，是不是终有一天，可以完全控制乃至消除这种技术的风险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生物学和遗传学上，这种人工干预繁衍会对人类这个物种进化的多样性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至于它为什么仍然会触动现代社会伦理底线，在科幻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答：
其一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哪怕通过基因技术进行遗传学的干预是可行的，这一干预的实施成本和维护成本之高，也决定了它会是一种昂贵的高端产品或服务。这种高成本会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使一个社会人口素质按其财富水平迅速分化。到时候，就如赫胥黎在的《美丽新世界》里所描述的那样，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隔将会是物理层面上的分隔，这种分隔将使得社会结构更加固化。而一个过分固化的社会会丧失发展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未来人类文明可能会面临更多新问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也许还有太空威胁、星际移民。而这样一个固化到难以发展的人类文明是没办法应对这些问题的。所以，从社会学的层面来说，这种优生学的狂想是极有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崩溃的。
第二，优生学是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的，相信一种因必然导致一种果。这种决定论，说实话，就是认识论的狂妄。
某种基因可能导致某种遗传特征，这可能还有科学和数据的证实。但某种遗传特征对一个个体的社会属性的影响，我相信还没有其所属阶层，或其家庭账户对后者的影响大。所以，就如在《千钧一发》中那样，如果这个世界告诉其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永远是质量较差的人，永远只能从事指定的工作，过指定的生活。那么他们一定会觉得心情非常沮丧，进而整个阶层都处于抑郁状态，而人在抑郁的时候会做出些什么事可没人知道……
所谓“人人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社会资源和经济权力的平等，而是所有人通过坟墓，站在自家主神面前的那种平等。对我等无神论者来说，是天然的平等。这一共识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一。它决定了我们社会和法律的底线。如果基因技术可能使这一底线遭到挑战，哪怕有人手痒忍不住想去突破它，其他人也应该有站出来喝止的觉悟。这是其三。
难以面对的隐喻
然后，再说说人们对基因技术的象征意义的担忧。
从2019年引起热议的基因新闻开始，人们未来可能会开始真正地意识到，基因编辑、克隆人，不再是小说里的想象，也不再只是一种隐喻。
几乎所有有关基本技术和克隆人的电影，都在向观众讲述一个有关剥夺和歧视的隐喻故事。故事的主要范式，或者其主要背景设定，往往都是这样一个场景：克隆人被制造出来，但是人们制造他们的原因往往卑鄙得无以复加；绝大多数普通的正常人试图、或正在用极不光彩的手段对待克隆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是克隆人觉醒、反抗和追求自由的关键——克隆人也拥有了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反抗和报复。
就这类电影列成一个名单的话是蔚为壮观的，其中不乏《银翼杀手》和《逃出克隆岛》这样的大作。根据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制作的同名电影里，描述了一群克隆的少年少女的故事。他们知道并接受一个可怕的事实：他们存在目的就是向人类提供健康的器官。原作者石黑一雄自己也说，他正是想写现实中那些人的“不反抗”。
任何一位观众，或影评人都可以在这类影片中发现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这些电影对应了现实的种族冲突、边缘人群和社会主流的矛盾。事实上，这类影片的确或多或少地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隐喻。电影的结局是怎样的，或者我们如何解读这样一部影片，就暗示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现实的问题。除了少数极端分子，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歧视和侵害是不义的，所以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可能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未来：即有一天，我们大多数人组成的社会竟然会去歧视和侵害那些少数克隆人。人们对此怀有警惕，这就是人们为此担忧的原因。正是这种悲观倾向使得这个产业不断地创作出那些反乌托邦的克隆人电影。
戏谑地说，这真是一个吊诡的事情。人类大约对自己的本性是有深入了解的。以至于在得知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物种——克隆人时，首先就会想到自己一定会对它们施行各种不义之举，并会因之而反思自责。
我与『非我』
自古希腊悲剧以来，叙事艺术都在讲述人与自己，人与他人如何相处的话题。层次高一些的说法叫人与世界，不过对每个人来说，他的世界就是由他人——包括亲戚朋友——构成的。通常地，创作者们还善于把主人公置于非常“抓马”（Drama）的关系环境里，以便更集中典型地表现其所面临的困局。这种手法我们现在通称为“狗血”，其代表人物当属莎士比亚老先生。
这种困局的根本，就是人对“与他人共处”这件事的困惑。在这些故事里，基因技术非常戏剧性地使这种困惑变得突出了。
因为克隆技术只是克隆了一个人的DNA，对于事主来说，面对自己的克隆体客观效果上和面对自己双胞胎兄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相比自己而言，那个兄弟正处在孩提时期。因为这个场面不够戏剧化，所以我们的编剧往往会在这类电影中增加两种技术手段：加速增长和记忆移植。前者便于克隆人在极短时间内成长到和主人公同等规模；后者便于克隆人合理地拥有和主人公同样的记忆、知识和性格——关于快速成长所需的时间，《克隆人》（Replicas）里设定为二十一天，《第六日》里面只需要短短两个小时——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电影开幕时有一个标准复制品可以突然出现在主人公身后……
世界上多了一个“我自己”。这一场景可堪写下多少莎士比亚般的篇章啊。如果一个人像《双子杀手》里的主人公一样，面对着一个更年轻的自己，他们二者该如何相处呢？挚友？父子？还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也是李安导演在这部《双子杀手》中的一个深意，虽然对现代观众来说已经不再是个新鲜话题了。
未来
然而，趟过历史的长河，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某物的看法，哪怕再坚定，如果把时间坐标的比例尺缩小，仍然能看到其变化的轨迹的。同理，伦理并不是绝对的。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可能并不存在一种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人类的童年，对食人部落来说，吃人并不是犯罪和禁忌。食人部落的最高道德肯定是吃好喝好。吃好喝好才是对往生亲人最好的纪念，或者对命丧我手的敌对部落武士最大的尊敬。可是，如果走出食人部落聚居的布满白骨的山谷，来到五百公里以外的某个城镇里的话，你可千万要控制好自己的食欲。
在这个星球上的今天，有相当大部分的人口已经接受并进入现代文明阶段。此前的各个阶段的伦理观念自然已经无法被接受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我们人类还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在这个蓝色的小行星上，只要地球还能提供给人类堪用的资源。我们都会抱持着目前的伦理观念，对物种的纯粹性自然性赋予最高的价值。
但是，在科幻的世界里，如果一百年后，因为某种原因——如人类已经无法忍受自工业革命以来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释放的能量带来的环境后果，或者无法抑制对外太空的好奇心，或者天佑“圣埃隆”（埃隆·马斯克）真的成功了——人类开始步入太空时代。这是第一次人类脱离了自己的进化环境，意味着人类在原来的地球环境中进化出来的生命形态可能是无效的。
这时候，尽快进化出适应太空环境的生命形态也许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而通过基因技术和人工选择加速这种进化可能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一天的人类社会，或者是一部分人类社会，就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用以包装与之对应的新的伦理观念。如果到了那天，还有某种形式的电影艺术的话，它们很可能讲这样的故事了：
信奉遗传宗教激进主义的野蛮保守的地球人想方设法要破坏星际基因改造中心，一个行将退休的三百岁高龄的星际特工约翰·马斯克秉承着祖上的荣光，武装了一支由自己的克隆人组成的军队，挫败了地球人的阴谋。在战斗的过程中，这支军队的副官——最像他自己的那个克隆人——还优雅而冷酷地拒绝了约翰那位保持着青春体态的美丽祖母的求爱——因为自然繁衍有着巨大的风险，是野蛮而低效的人口生产方式。
没错，光想想就令人不快。所以，祝愿我们能以地球人的形态千秋万代吧！
【责任编辑：丁培富】
